刘仰：技术进步与洗脑

    搞不太懂现在大学里的学位课程。一个年轻人以前是我同事，目前在北京某著名大学读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应该是兼职的那种。当初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来咨询过我。现在要写论文了，学校老师出了题目，又来向我咨询。老师出的题目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论断的分析和评价，倒也适合传媒专业。我与年轻人谈了两个小时，不知对其论文有多大的帮助。
    西奥多-阿多诺（西历1903-1969）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否定的辩证法》等。最近看到不少人在传一句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就是这位阿多诺说的。阿多诺经历过二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开始批评“文化工业”，他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表述：技术进步导致大众文化被操纵，在资本的控制下，艺术的狂喜与苦行被娱乐和欺骗代替，文化工业伤害了民主，大众意识形态被控制，人们被洗脑，技术进步使得统治者更便于施加影响，文化工业成为统治的宣传工具。
    在学术上，人们常将阿多诺的观点与本雅明的观点放在一起讨论。瓦尔特-本雅明（西历1892-1940）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他比阿多诺大11岁，西历1923年便与20岁的阿多诺相识。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意志悲剧的诞生》、《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单向街》（或译“单行道”）。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于西历1936年出版，他认为技术复制为政治进步和群众艺术创造了可能性。阿多诺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针对本雅明提出的。西历1938年，阿多诺便多次批评了本雅明的观点。然而，身为犹太人的本雅明于西历1940年自杀。此后，阿多诺对于本雅明观点的批评，只能成为独角戏，两人未能形成充分的争论和交锋。
    不管怎么说，两人关于机械复制时代大众文化的观点形成的争论是有价值的。简单说，本雅明代表对技术进步的乐观，阿多诺则表现了对技术进步可能造成新的统治的恐惧。由于个人经历，阿多诺特意提到了希特勒利用广播而导致对大众的洗脑，他的另一个批评对象则是美国的电影。
    阿多诺指出：“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电影的内容都不过如此”。“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所有这些细节，都像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娱乐已经被启蒙了”，等等。
    对两人的观点展开充分的研讨，对我来说没有必要，我并不想就此搞一个论文、混一个文凭。与年轻人讨论了两个小时，说了多少，自己也不记得了，只能择要说几点。首先，阿多诺的担心和恐惧并非没有道理，反而有强烈的现实依据。就阿多诺的经历来说，希特勒利用现代技术造成广泛而强大的思想控制，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也是技术控制大众意识形态的典型。只不过在阿多诺的年代，电影还是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阿多诺没有看到今天的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如今，数字时代的机械复制比两人当年的唱片、电影、广播等等要更加快捷和便利。面对如今搭乘技术的翅膀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个神经末梢的大众文化，如果阿多诺在世，他会有怎样的批评呢？如果本雅明在世，他又会有怎样的夸奖和期许呢？所以，他们争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其次，阿多诺批评技术进步造成对思想的控制，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才有，并非只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虽然阿多诺赞许古典时代的艺术，但是，阿多诺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观点，事实上都可以用来批评“前资本主义”时代，例如，在欧洲最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套用阿多诺自己的话说，欧洲宗教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不过是“细节”上差别，本质上都是为了完成对大众洗脑的计划。历史上的“宗教启蒙”，后来变成“人本启蒙”，现在变成“娱乐启蒙”，核心都一样。宗教是少数统治者传播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同样是少数人向大众传播某一类观念；到今天，依然是少数人借助更先进的技术，通过娱乐，传播有利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第三，阿多诺的观点源自于西方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即，认为有一种真正的、绝对的、不受干扰、不受污染的思想自由。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不现实的。人类历史已经这么漫长了，已经积累了那么多文化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历史和已有文化的影响，即便阿多诺陶醉的古典时代也一样，充其量只是“细节”不同而已。那种绝对自由、绝对个性化的观念，虽然主要源自于启蒙运动，但根本上就是宗教感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只不过原先被上帝控制，现在被“自由”控制。恰如有人问：有没有甘愿为奴的自由？卢梭说：必须强迫他自由！俨然是一个强制颁发自由的独裁者。
    第四，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说，本雅明对技术进步的期许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我早就坚持的观点。有人经常批评我说：你既然不认可资本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好，那么你就不要用电脑、不要上网，只写毛笔字好了。说实话，这种批评真的比较适合阿多诺。我始终认为，既然我们反对的某种观点正在借助强大的技术而传播，那么，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一技术传播我们自己的主张。技术进步只是工具的进步，本身并不是内容。凭什么技术进步只能传播让我们感到恶心的观念和信息？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技术传播让他们悲痛欲绝的主张？所以，互联网既可以传播色情，传播资本主义虚伪的价值观，也完全可以传播另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关键在于被谁掌握。
    第五，阿多诺的观点对我来说有一个反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纸张、印刷都是技术进步，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之所以说这是“对我来说的一个反例”，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人反对，一定有人像阿多诺一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像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一样，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个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更大的争论，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早已发达的技术进步，使得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众普遍文化水平比欧洲高得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民主程度比欧洲高得多的现实基础。
    第六，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借助本雅明的观点，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究竟应该传播哪一种文化？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超出了阿多诺与本雅明争论的范围，它也造成两者的争论最后没有结果。如果本雅明没有在48岁时自杀，阿多诺的独角戏变成两人的“二人转”，他们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更大的话题。但是，就目前来说，阿多诺与本雅明的争论，只能是一个遗憾。就民主来说，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文化，没有辨别是非的文化能力，一群愚民的民主毫无意义。因此，像中国古代那样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化普及，是民主的前提。阿多诺认为，当技术被私人垄断控制的时候，意识形态也会被控制，虽然他的观点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反对技术的理由。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技术，如何借助技术进步传播对社会广泛有利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社会显然是做的最好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文化延续了几千年，并长期领先世界。这也是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的观点，文化、话语权应掌握在“超利益”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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