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胡德平，您拿啥否定文革
针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趋向，胡德平在《联合早报》载文称，要《坚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内容很多，不一一啰嗦，只想问胡德平先生这样一个问题，您拿什么否定文革，是靠权力呢，还是以事实为依据？如果是靠您手中的权力，那让人无话可说，如果是讲道理，那不妨跟您商榷一下。
想彻底否定文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的确是错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即便没有胡德平的强烈主张，文革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否定了。反之，无论你的嘴多大，你的权力多大，你也否定不了。
但愿胡德平先生能够尊重这个基本事实。退一步说，反毛是你的自由，但否定文革吗，还是少说为佳，否则徒留笑柄，因为人家毛泽东并没有错判，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无一不证明，人家的的确确的判断对了，中国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现实性，党内也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然胡德平先生又何以能够如此大张旗鼓的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呢？
人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不同，这是客观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对文革肯定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表达，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文革的反对派，你可以反对文革，说文革如果如果不好，毕竟你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错了呢？否则不啻于蒋介石说共产党替穷人打江山、打土豪分田地是错误的。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否定来自于事物自身，而是不是来自外部，比方说人的自我否定，不是由别人强加的，而是个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现在的我对昨天的我产生了怀疑，进而否定之，而不是来自你或者他的否定。打个比方说，我们有权力反对美国在黄海军演，但我们却不能说美国政府是错的，因为美国政府只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从美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在黄海军演绝对是正确的。
就笔者的观点看，要想客观的评价文革，一是要超越自身的立场，不要带着私人恩怨和情绪讲话。二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各说各话，允许有不同的表达。再进一步讲，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虽然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必须承认人家是准确的发动了文革，也是准确的把你们打成了走资派。同理，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曾经是文革的受益者，但必须承认文革的确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造成了身心伤害。
就从这件事而言，真得敬佩人家茅于轼先生，人家从来不说反右错了，人家说：“我是准确的被打成了右派，我当时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谓光明磊落。可笑的是，其余那些人，至今还穿着马甲，既要资本主义复辟的红利，又要正人君子的美名，敢情把天下人都当成傻瓜了。最后引用一句剑芒的名言，民主人士当婊子，但不要立牌坊。剑芒虽坏，但坏的可爱，坏的诚实。
唯理性反思文革才能避免文革
关于文革的争论，目前正呈燎原之势在网上铺开，全面否定派尽管抓住文革中出现的某些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却无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当初否定文革的那份决议是正确的，那份《决议》至今还可以公开查阅，它是这样给文革定性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对于文革的起因，《决议》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说大跃进之后共产风浮夸风这些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二是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归结起来，就是认为毛泽东判断失误，一是看走了眼，错误的认为党内潜伏着势力强大的资产阶级派系；二是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三是错误的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党内和国内依然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这对某些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两话为笔者所加）。这份《决议》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没有把文革归咎为毛刘的权力之争，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为后来者客观评价这份《决议》和通过这项《决议》的那些人留下了回旋的空间。
然而经过三十年的沉淀和社会实践检验，越来越多的人，不在认同这份《决议》的观点和逻辑，因为我们显然已经发现，文革的发生绝非《决议》分析的那么简单，它的出现既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也有复杂的现实和政治原因。从历史和文化层面分析，第一、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推崇特权和法权思想，尤其是在儒家学说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掌控之后，特权和法权观念在中国社会无限制并无限的膨胀，把民权的空间全部挤压掉了。并不否认，特权和法权是历史和世界现象，但其他国家远不像中国这么严重，严重到不顾民众死活的程度。古代的中国繁华富庶举世公认，科技实力也是世界一流，可是由于特权和法权的肆虐，无论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成果还是地缘及资源优势，并没有改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待遇，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民只能勉强糊口。好多年以前，西方人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有高达70%的人，体内缺乏分解肉、奶等长链蛋白质分子的酶，这等于在变相的告诉我们，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人由于动物蛋白摄入太少，导致分解动物蛋白的功能退化了，有些人甚至完全消失了，喝完鲜牛奶就闹肚子。这项研究在政治层面的意义是，古代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基本没有肉食供应。
在欧洲历史上，俄罗斯底层社会受到的盘剥最为苛刻，然而我们却发现，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俄国农民普遍不支持甚至反对，所以如此，显然说明沙俄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准很高，故而农民整体缺乏革命的冲动。可悲的是，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常常以此作为攻击中国革命的理由，却对中国农民当时的生存状况避而不。中国跟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产业工人革命的欲望低，但农民革命的欲望强烈，因为农民受到的剥削压迫较产业工人更为严重，当年的《申报》上说，“农民头上三把刀，租米重、利息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相比中国农民，沙皇时代的俄国农民，可谓轻摇薄役，那么欧洲其他国家的农民，其经济和政治待遇，不知要比中国农民好多少倍。这些区别，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人提，却一味的指责革命残酷。一个村子里，就一家花天酒地，其他人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革命才是真正的残酷，中国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完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不容指责。
革命从政治层面讲，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从社会学层面剖析，就是反对法权和特权的运动，毫无权力的人起来造反，砸碎封建的法权和特权，推翻法权和特权阶层的统治。这个行动天然合理，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主宰的中国社会，法权和特权阶层肆无忌惮的虐待底层社会而不知收敛，用暴力剥夺他们的治权不仅仅是合理冲撞、正当防卫，更严格的说就是紧急避险。美国宪法上讲：人有免于饥饿的权利。中国的特权和法权阶层，不给民众这项权利，那么民众除了选择暴力维权，别无他途。刘军宁说：“从宪法的角度讲，任何暴力革命都是非法的”，我们不妨问他一句：如果宪法本身不主张公平呢，比如宪法不许罢工，不允许饥饿的人去超市抢一块活命的面包，那么刘军宁先生该如之奈何呢？讲接轨，最好全面一点，别有选择的接轨，否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自以为是其实啥也不是。
并不否认，跟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文革有很多负面东西，但别忘了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这样的国情，矫枉则必须过正，不过正，特权和法权阶层，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否定，而从最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看，文革不是左了，是左的还不够，假如文革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那样血雨腥风，就算有些人眷恋特权和法权，想想当年那可怕的后果，也会望而却步的。世间的公平和正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秀才们在报纸是吵架吵出来的，而是靠流血和牺牲换来的。纵观西方社会的近代和现代史，说到底就是一部血火交织的阶级斗争史，前人残忍的杀戮和大面积的死亡，为后人换来了和平共处和阶级间理性的妥协。就西方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1949年，中国只是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中国社会反封建的任务依然艰巨。长个眼睛的就能看懂，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被主流学者和主流意识形态描述的美轮美奂的改革，用最准确的语言描述，两个字就能概括：还俗。
回归到过去的状态，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世界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包括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某些国家，都已经或逐渐的在抛弃特权和法权制度，而中国社会却往回走，一步回到解放前。在这个历史性的空前的大倒退中，儒家知识分子扮演了最不光彩、最可耻、最卑鄙的角色。面对这样一个无耻贪婪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知识群体，文革之于中国实在是很有必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可能太频繁，但每隔三十年搞一次，绝对不会错。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类似一群猪，记吃不记打，要让他们彻底长记性，一般的教化手段根本不管用，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文革，多打上他们几次，直到打的他们一想搞特权和法权就会心有余悸为止。用道家的眼光看，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就是在演绎一出《农夫和蛇》的丑剧，当年曾经被工农同情和保护的右派知识分子，反过手来以后，不是报恩，而是恩将仇报，必欲置工农于死地而后快。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无论哪些人想否定文革，第二次文革照样不可避免，引爆文革的原因不在文革本身，在于儒家知识分子。
第二、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和突然的，都有其必然出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文革也一样，即便没有毛泽东，也同样有人会发动文革，因为历史已经到了那个节点，这不是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有哪些人对此表示反对，至少他要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特权与文革具有因果关系，特权是因，文革是果。值得可笑的是，最近几年，儒家知识分子秉持封建地主阶级的一贯立场，大肆妖魔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要害是，你们能避免周而复始血沃中原的农民起义才算真正的聪明。一个巴掌拍不响，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想切实避免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悲剧，正确的选择不是妖魔化农民起义，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准原因，从心里放弃法权和特权意识，从观念里清除毫无人性的儒家思想。辩证的讲，妖魔化文革，不但不能防止第二次文革的出现，恰恰相反，只能加快第二次文革发生的步伐。一句话，不能理性的反思文革，就不可能避免文革。
海德格尔讲：任何事物的发生，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因，然而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却总是把板子打到别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毫无瑕疵的圣人、完人。但其实，在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社会生活的千余年历史上，儒家也就培养出了两个道德上的完人，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周恩来，但严格的讲，诸葛亮是道家为体，儒家为用，至于周恩来，70%还是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和儒家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贡献，实在是乏善可陈，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它鼓励纵欲，鼓吹特权社会，鼓吹特权和法权意识，鼓励残暴的剥削压迫，鼓励肆无忌惮的虐待底层社会和妇女，它蔑视劳动者，诋毁体力劳动，但不从事生产却坐享其成，它反对技术革命，大搞奴化教育，施行愚民政策，它不爱人民却强迫人民爱他们，纵观历史上的大儒，绝大多数都是奸佞，诸如王莽、蔡京、秦桧，包括东林党那一班人，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毁掉大明朝的不是严嵩，也不是李自成，而是东林党，在他们诛杀异己独尊儒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大明朝的灭亡。崇祯临上吊前的反思就是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控诉：文官各个可杀。东林党人的子孙，后来都卖身投靠了满清，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今天的某二代。
分析诸子百家，对中国社会贡献最大的是道家，在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情况下，努力推动着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道家构建起了完整的中医学理论，在儒家为权利和利益争斗的你死我活的时候，道家在民间默默的从事着治病救人的善举，道家创立的军事理论，国术、经络理论至今倍受世界推崇，一句话，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道家。道家跟儒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道家主张节用，主张和谐、主张科技救国，主张万物相齐人人平等，主张清心寡欲，正因此，道家培养了数不清的既实用新型又清廉自爱的优秀人物。这不但是道家能被底层民众热爱的原因，也是道家被儒家边缘化却能昌盛不衰的原因。而儒家给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贡献又有几多呢？实在看不出儒家知识分子有什么正面价值，看得见的和让中国人能体验到的，是儒家知识分子整人害人的本领实在高强，他们不干正事，身无寸功，所以就靠整人往上爬，或密谋与密室，或策动与朝堂，摇唇鼓舌，咬文嚼字，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试问天下，这样的文化，要其何用，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该批判吗？
笔者不想谈论产生文革的现实和政治原因，仅就历史和文化原因研究，文革没错，既然儒家知识分子无力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与公平的重任，就有绝对的理由让他们离开权力宝座，如果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就要强迫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今天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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