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问题对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建议

给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一个建议

沙黑

近读《毛泽东选集》，因发现旧版与新版有一条注释不同，涉及当年西路军问题，故上网查找相关论文以求弄清，看到了“红桥山”等网上作家的文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的最后的破产。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二月在《第二版出版说明》中说，“这次校订，在六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文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

大约正因这样吧，对毛泽东这句话的注释也就出现了不同。其一九九一年版是这样注释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而这条注释在一九六四年版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仍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对照二者，后写的确实比先前的稍有具体了些，然而有一句话是含糊其词的，即“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句话，可分为前后两截，可以说，后一截“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的指导方面的原因，只能联系前一截的一句话来理解了：“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虽然在这样短的一条注释中说清楚全部真相是不可能的，但像一九九一年版这样写，也是不妥的。经查网络上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争论，历史真相其实很清楚，并不能推翻毛泽东当年的论述：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的最后的破产。

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并无必要语及张国焘的深层动机，所以没有谈，其实张国焘的个人深层动机很清楚，署名“红桥山”的网络文章中说得当是不差：

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四方面军前方，对四方面军将领哭诉：“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而后，坚持西渡方案，获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决定西进。并电令在岷州的朱德、陈昌浩来漳县再次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西渡。 可以看出，张国焘主张西渡，主要目的是不愿与中央会合，怕“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被清算。这就是毛泽东说他“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的历史缘由。

因此，建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下一次新版这套《毛泽东选集》时，吸取当前网络争鸣所揭示出的“西路军”失败真相，从而把这条注释写得更正确更明确些，从而不给歪曲事实、污蔑党史的人以可趁之机。

附1：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

孙焕臻1

内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献室公布的资料就西路军西征的由来，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加以阐述和辨析。

关键词：中央军委  西路军  张国焘   西征   失败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25]条注释“西路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

一、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抗。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②]9月14日，中央军革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③]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④]“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⑤]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祁留意，至祷至盼。”[⑥]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⑦]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⑧]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革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⑨]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慎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申，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⑩]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作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30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团，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1]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央军革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12]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3]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4]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5]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16]

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作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

二、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4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17]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18]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19]人大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0]张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1]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

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2]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3]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4]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团3000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1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5]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800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6]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7]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8]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29]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附2：双石：西渡黄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1）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㈠（简版缩写）

　　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性节点中：

一、西渡黄河

㈠西渡黄河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说，因为中央的目的与张国焘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⒈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黄河的目的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河作战，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战纲领”里作出的渡河作战兵力划分。但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是作战命令，只是一个意图，渡河作战也不是十月份的内容。中央预计的渡河作战时间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预计12月才运至中蒙边境，运抵预定接济地点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时间更靠后，红军渡河后要在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才能攻击银川等坚城。否则红军将徘徊于坚城与沙漠之间，难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线集结的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因造船技术的原因，只能在结冰季节履冰渡河。
　　⑶要接应正向甘北（今宁夏南部）转移的红二方面军部队。
　　另外，渡河作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拒止南敌——保持西兰大道十月份于我手，否则敌军有可能长驱中宁、中卫一线，隔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
　　这个任务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担负。

⒉张国焘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奉谁的命令？

　　这个问题也得分别来说。
　　如果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
　　还有，了解这段史实时一定要注意红军三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
　　⒈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⒉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⒊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⒈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
　　10月16日，朱、张决定红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三十军渡河后九军跟渡的建议。同时将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将“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缩减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时间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张电告中央，称三十军将于20日开始渡河，中央回电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间题是否推迟数日”。三十军20日试渡失败。
　　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部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这个部署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的同意。
　　24日10时，中央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德、张国焘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针：“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并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这个方针的意图是：先停止南敌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
　　同时也说明，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也就是说，红三十军渡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
　　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

⒉红九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作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这也是说，要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自己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张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⒊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⒋红五军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斩而不奏的既成事实

　　10月27日，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五军向靖远东北方向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时，徐、陈令五军在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当晚20时，朱德、张国焘予以批准——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⒌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

　　10月28日16时，朱德、张国焘致电、陈与中央，拟令红三十一军渡河，并称“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
　　19时，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同时任命彭德怀前敌总指挥，指挥河西三军部队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15分钟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部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这是个霸王式“请示”，限定时间还从“明晨八时”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时”。
　　中央次日12时回电，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已经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一军渡河。红三十一军当晚即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彭德怀找张国焘“讲理”后被调回，返回打拉池参加海打战役。

⒍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3个半小时后，朱德、张国焘电调红四、红三十军脱离预设战场，海打战役流产。
　　同日16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林育英在这里还是有个不大不小的误判：其实张国焘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还是西进。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亦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且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
　　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结论：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军渡河是徐陈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徐、陈还口气强硬地提出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要中央“重决速示”；九军、五军渡河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实；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红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的反对未果；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后，张国焘即釜底抽薪，将红四、红三十一军调离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真相。所以，“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完整反映事实真相，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是违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的，在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两个不同意图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朱张”署名的电报，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未得朱德同意而强行签署联名电，张国焘可是有多次“前科”的。当然，也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朱德代张国焘签署联名电的可能——此间多次出现几个小时甚至十来分钟的间隔里，以“朱张”联名签署而意图又完全相左（贯彻中央意图与不贯彻中央意图）的不同电报。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很难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了。
　　然而，他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指挥权，仍然存在。

 
宁夏战役计划首长决心图（还没作标注，先凑合着看吧！）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并主持了朱、张、任、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计划并予以“原则同意”，张本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轻易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既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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