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提出的语境
“文化自觉”为费孝通１９９７年首次提出便引起广泛注意，成为人文领域的一个中心话题，持续讨论，至今未竭。什么是“文化自觉”，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究竟何在，其中有什么问题？必须它的提出置于当时的语境来看，它之提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更广阔和复杂的话语背景：一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伴随着后现代潮流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二是新旧世纪之交热议的全球化；三是大致同时兴起的文化研究。首先文化多元主义有着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最早与６０年代法国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有关。它针对简单的经济一元决定论进行反拨，由此生发出哲学决定论及因果律上的多元主义，随后展向文化多元论并与全球化挂上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所谓“全球化”恰恰与多元主义相龃龉。全球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经济的，那就是资本的跨国倾向与世界市场的新格局。经济全球化决定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相应格局。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一方面打破了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在社会形态与政治上二元对立的紧张格局，多极政治为多元文化作出了铺垫。另一方面经济强势决定着文化强势，以信息产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文明的领先导致西方中心主义重新抬头又抑制了文化的多元性，当时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大量全球化批判论著揭示了这个问题。
在这样一种世界格局下，中国的状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行至９０年代的文化转向中，民族主义在文化保守主义与“反西方中心”间发酵。“振兴中华”与“弘扬民族文化”代替了“全盘西化”，纳入西方的后殖民话语之中，成为文化研究的主导话语。文化转向中两种相反的倾向交汇在一起，起伏、碰撞，一是追随文化研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二是与文化研究热潮有关对以后现代大众文化面貌出现的文化消费主义以及对它的抵制与批判，如弗·杰姆逊提出的“消费社会”、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对“电视文化”“媒体文化”、“好莱坞”等“垃圾文化”的批判；我国也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了有关的争论。
文化自觉作为在全球化语境与文化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基于民族意识以文化为核心的自我身份确认，这种自觉被包括在古代希腊哲学家概括的“认识你自己”之内。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累积与印迹。任何民族的文化无不充满着正面的、负面与中性的价值差异。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文化传统中积极因素的自信，也包含着对消极东西的清醒和自省，孔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真正的文化自觉中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唯此方经谈得上在改造、变革中对于文化在未来发展中的自新与自强。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主义与中心主义问题在不同层面上涵盖着人类文化整体普遍性与民族文化异质独特性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在历史的张力中常常会呈现松弛与紧张两种交互作用的基本状态。在松弛状况下，多元文化的不同中心以人类整体文化为核心，在文化群体间际性关系中以相互交汇、互补、交融为主要特征，相反则呈现疏离、排斥，甚至对立、冲突。费孝通所倡导之文化自觉更着重从文化在多元性中正面成分互补出发，提出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比较同时出现的“２１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等中心主义口号，这种眼光超越民族中心主义，指向作为历史终极目标之“大同”。这一宏大终极目标唯有通过多元文化中交织着自觉与自省的对话以及文化批评，以客观真理为基础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共识方能实现。
多元对话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文化自信、自强，在身份确认中对 “主体自我”的突出、强调很容易被误解，或导致某种缩放的“自我中心主义”。其之“缩”，小到一已个体自我；其之“放”，大到一定地域、民族、国度之社会群体之自我。这个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被套在“体用”之二元对立框架中，或是“中体西用”（张之洞）或是“西体中用”（李泽厚）。“体用”关系表达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紧张关系。在“本土－自我”与“西夷－他者”这样两个中心钟摆式的反复中是谈不上文化自觉的。唯有走出“自我／他者”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模式进入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平台，文化自觉方有可能走上健康道路，这是在不同民族间际关系中“自觉、自信与自强”与“他觉、他信、他强”达成人类整体文化的“共觉、共信与共强”。这就是走出了“体用”框架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自我与他者这种平等对话关系中包含着相互尊重前提下的文化评价或文化批评。在这里费孝通所言之“美”不是美学学科的专用术语，并非限于“审美文化”之美学效应，而是对社会大文化正面价值之最高判断，虽然文化较之一般理论形态的人文科学更倾向于创造的实践，更贴近艺术与生活中的审美活动。这种大文化正面价值判断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了“化成天下”的“人文”标准，“文化”便是其缩义。
“人文”不仅指后来用于翻译humanities的学科性意义,也不限于古代的“教化”，“人文”作为“化成天下”之标准包含着伦理人道主义但不归结哲学人本主义及相应价值观。这句话与前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不可分割开来孤立地理解。“天文”也不是狭义的“天文学”之学科性，应理解为宇宙的客观规律，“时变”是指世界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而“人文”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这个话完整的意思为：通过认识宇宙的客观规律，察知世界的运动，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改造世界。文化价值归根结底不能脱离客观真理，如此看来，文化自觉不仅仅是封闭在群体或个体自我中对民族本土文化的认识与评价，而其中包含着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健”是对宇宙物质运动的规律客观性的确认，这种客观性不以人们的主观为转移。在这个前提下，通过探索，认知最后掌握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之客观真理方谈得上主体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自我本质力量的强化。
“美”相对与“丑”而存在，文化中正面价值的东西与负面东西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化”字包含着对负面东西的改造，以“人文”判断负面的标准，就是不合人文的东西。“人文”从据以“化成天下”的社会规律而言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合乎人之为人的东西，也就是最终指向“大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客观真理以及人类普遍价值得以整合，文化自觉也就最终归结为对这种一体化东西的认识。尽管我国文化思想史，特别是现代史以来，如鲁迅、柏杨、龙应台等从来没有停止对文化负面东西的反省和批判。然而，近些年来，中外舆论对中国权贵、富豪们在世界各地狂购、摆阔、斗钱、炫富，并在公共空间旁若无人的斑斑劣行多有诟病，说明在整体国民素质上我们对文化负面的东西缺少自觉与自省。那些古墓真假沸沸扬扬之争，以各种莫须有名义巨资打造的伪“文化城”，以及假名胜、假古迹的制作等等都是在“文化产业“名义下以冒充的文化价值牟取商业利益。在根本上，这些文化自觉的盲点是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东西没有清醒认识之麻木状态上的。我国当前主要以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状况下，文化自觉与自省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化为一种对于危机的政治警觉与民族忧患。近年，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以及刘源为该书作的“序”公开反对民粹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并警惕“文革”余孽以及防止重蹈德国、日本法西斯覆辙。[1]
纳入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自觉
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人文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就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以人文为标准化成天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列宁认为人类社会每个民族的文化分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这是就当时资产阶级用民族文化问题掩盖阶级实质而论，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文化的界限常常被其间许多中性文化现象所模糊，特别是当前的“后阶级”时代。真正的文化自觉是对人文状态的认识，从而上升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形态全面创造人类文化是一个“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以建立在对这个客观真理认识上的文化自觉之“大同”为根本。这个终极目标是与自我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对立的。
关于世界大同的现实状态与理想都曾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之中，《礼记》中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描述了历史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的发展变化，并高度赞颂了在公有制度下，“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平等与博爱状况，但是那样一种建立在生产力水准低下之上的社会状况离人类的最高理想尚远。马克思晚年，在继续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写作的同时，对古代的原始社会产生了极大兴趣，阅读了许多有关原始公社的文献，摘录了大量的笔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正是根据马克思对摩根的《古代社会》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加以补充完成的，其中写道：“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由于私有制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平等，文化也分裂为列宁所说的两种文化。在文化分裂为两种文化的历史阶段充满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所有的恶事又都可安放在某种“普遍价值”名下。正如鲁迅与柏杨在对国民劣质性批判中都曾指出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文化是“欺与瞒”的文化。统治者要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垄断者与道德楷模，而把人类普遍价值作为蒙骗的旗号。被统治者对这种虚伪性的揭露在中国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在西方有“自由，自由，多少恶事假汝名行之”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更作了大量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本质集中到一点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下的“自由”是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卖的“自由”。人只有摆脱这种“自由”才能真正成为的“自由王国”的公民。
以各种虚假形态出现的价值普世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消解为历史总体线性所决定的由人类共同的价值的客观的历史性存在与在理想与实践层面上的可追求性。马克思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把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虚伪化的同时丝毫没有否定这个口号具有普遍真实性的价值意义，非但在西方人类学家对现代少数未开化之带有原始形态的部落中发现古代共产公社的遗迹，１８５１年当他闻得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他当时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看作“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但他仍然相信世界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同时在这个封建王朝实现，奋笔疾书：“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以一种深远的历史观看到世界落后地区人民对先进文明派生的殖民主义的反抗指向了种终极性的普遍价值。正如今天我们在中东北非阿拉伯等地那些“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看到的那样，那里的人民在摆脱了殖民地统治之后同样不能忍受本民族独裁者的统治，正向这种普遍价值的实现走去。
文化批评与文化自觉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人类普遍价值不断以新的欺骗形态出现，在揭露其欺骗性的过程中指向真实的普遍价值之最终实现。在历史的先驱者引领下被统治者的觉醒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历史最优秀的先进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美美与共”所要“共”的“美”正是这种在现实的社会关系本质发现基础上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与普遍价值的认同，这是阶级性、民族性等群体性与人类性一体化的文化自觉之身份认同，也是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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