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当联系毛泽东起点审视一下自己的实践
我说过，历史是公正的，她不可能让真理和伟大产生在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略知稍识也不行）的人那里。历史永远偏爱那些忠于人民、克私为人、终身孜孜奋斗者，不断赐予真知卓见。为了让伟大奋斗者的真理最终具有征服人心的心力量，让真理最终实现（掺假的真理，一定要被淘汰），历史有时还会将人民“麻醉”一下，然后再将人民唤醒，从而加深、提高人民对真理的“透切度”。
毛泽东忠于人民、为民奋斗，克己清廉，钻研探索，终身如未怠……大凡正直的中国人，对此是充分肯定的，——甚至他的敌人，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从以上表达的“智明生于‘无私’、聪慧来自‘勤勉’”的逻辑出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追求、实践和苦苦探索，理应得到后人尊重和重视，并不断作回溯性研究的。这样，是对我们后人改革极其有益的。
那么，今天的人们，应当不断重温毛泽东的哪些实践和探索，而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定标呢？愚以为，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精英们当联系毛泽东起点审视一下自己的实践）。
第一，法律化地确立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人不会忘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才逐步结束在黑暗中徘徊的窘境，才逐步走上正确的道路。现代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就不会有方向正确的革命运动,也就不会有立场科学的一大批革命战士，也无法提出新的改造世界的任务和建树新人的道路。鉴于革命的复杂性和历史进步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把坚持马列主义作为象“保护法宝”、“不能丢刀子”一样的重要而提出来的。
历史将证明──如上所说，这是坚持了历史运动和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毛泽东固然十分反对机械化地照搬照抄马列的句章，死守其条文或片言只语，反对不联系自身情况而一切套用马列的做法。他始终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事情和工作，凡属正确认识和工作方法，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不考虑自身情况的个性特征，一切把马列全搬过来，就不得了。但也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批评这一错误倾向时，却又更多地警惕有人放弃马列，“丢刀子”的情况。
在其晚年，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问题，认为一些人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猖獗；还有些人──当然仍是好人──错误路线一下来, 总是跟着走。破。毛泽东这样地提问题, 也和列宁的基本认识有关（或基本一致）。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其革命阶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可能一下子或短期内就很成熟全面，他们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而将其片面化，偏面化，这也就更需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的理论基础。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核心力量”的根本原则。
政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伴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社会人们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归各自阶级的，而阶级通常是由本阶级最具本阶级特性，最能代表并体现本阶级利益的积极中坚分子的群体去控制、领导的。这些群体通常组织起来，比如团、会、组、党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任务，无一例外地会组织成无产阶级政党。这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组织学早以揭示的必然规律。毛泽东坚持这一规律，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成重大的政治原则。在建国后，我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及一切行政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党内，也建立一整套相对健全的领导和工作机构，以及一整套上级对下级的检查、督促和巡察制度。这种上级对下级的领导, 不但直接体现在党政系统,而且在业务、企业单位也组建党组织，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称谓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不可否认，现在，少数向往还多少带点迷信西方民主的人，总是对我们实行相对集权的“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存在疑义。殊不知，在开始消灭阶级到完全消灭阶级的大的历史过程中，用民众精英的政治领导来取代剥削阶级政治寡头的统治，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过渡。历史将由此再发展向全民共主的“真正的人的彻底解放”。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要另营造一个机制，确保真正的民众精英组成党，并在精英中选择更为优秀者，成为党的领导。
毛泽东坚持党领导一切的观点，是一个贯彻一生的观点。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就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到了40年代，他进一步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建国后,毛泽东仍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胜利。”(2)在这里，毛泽东最值得人们研究的是其晚年的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这是一个颇具探索性，也极具争议的思想）。50年代末，毛泽东便开始注意到党的自身问题，看到了党和一切事物一样, 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代表人民。毛泽东公然申明：党的领导就应是正确思想的领导。
第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调节，并让公有制上宪进法。
建国后，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固然是马列理论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毛泽东及人民大众对以往的社会生活、革命活动和认识研究的必然要求。有些研究毛泽东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件：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其父毛顺生为了发家致富，扩大田产，居然不以族亲为念,更不以仁爱之心怜人,在其一个族家兄弟家境窘困之时，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投井下石，以极低的价格，讹诈性收买了他的十几亩好地，逼得这位兄弟后来流离失所，终至穷死他乡。这件事极大地震憾了当时毛泽东的心灵。使毛泽东少年时代就看到了私有制是广大群众受苦受难之根，从而推动了毛泽东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立志为消灭私有制而奋斗。所以，实现公有制，是毛泽东的久有愿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
在建国初期，鉴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基本上一直认为公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通灵宝玉”。故而让公有制上宪进法。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在毛泽东去世后，一直至今，还在被少数知识精英批评为：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有点简单化了，把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速度理想化了，也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于乐观化了。而这些知识精英的批评——除开学术讨论——都是在冲击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
而现实正在为毛泽东做出新的证明：任何对公有制的动摇，那怕是部分改变，都会使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存在的基础。
与公有制相适应，毛泽东在经济调节手段方法上，提倡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点不能只理解为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因为，即使中国在封闭独立的情况下，只要实行公有制，计划调节肯定是其首选的方法手段，这是社会经济事物自身要求的逻辑。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晚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矛盾、困难，究其根源，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困难；另一方面是一些本不同意社会主义改造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怠工、故意左倾造成的（大跃进中不听毛泽东反复批评而浮夸、冒进，社教中故意打击一大片，文革中假冒“十分革命”而挑动群众等）。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的是另一情况：在我们前几年实行大胆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实行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中国的新一轮的落后，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都不可取。其实这一观点忘记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曾帮助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分落后和贫困的情况下，共建了工农业的发展基础；二是解体前的苏联，就军事经济的综合力量而论，已是当时世界公认的第二个超级大国。这一地位的形成，恰恰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可以猜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苦探索的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还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特征，是否与此有关呢？
而今为毛泽东提供的新的“事实”是：自由主义市埸化，让我们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必然的（有时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岿然不动，——而有同资本主义同“进退”的尴尬。
第四，建立以“克己奉公”为核心的全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模式。
与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一致，──也是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相一致，毛泽东和我党大力提倡进行以“去私奉公”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文化的建构。随着社会主义探索活动的展开，因涉及到社会深层文化层次而遭到旧传统文化的反抗，社会改造一时显得艰难时，毛泽东不无慨叹，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克服人的利己主义和其它旧观点，是一个十分不容易的事。这时毛泽东肯定已开始在深层次上体味列宁和马恩所说的这样一些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话：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3)
“……。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4)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
为了改变千百年来人们旧思想习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教育运动，倡扬积极的思想斗争，号召人民解放思想，让人们投身到三大革命中去锻炼、改造，树立各种英雄模范人物……。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毛泽东建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中，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在当代世界上是一个“宇宙级”的最高等的难题，它同国家制度、群体组织活动原则和人际协调内容、规则等一系列极复杂的问题相联系。这也是今天的人们评价毛泽东的重点问题之一。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它地方已有过详细地展开性论述。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极为典型的叛逆者，争取民主，以此保证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他的不懈追求。他认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还在中国革命刚刚露出胜利曙光之际，他针对友好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运动周期率──历史改朝换代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忧虑，明确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一直贯彻在他的建国立制的具体实践中。首先，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其次, 在社会各级党政组织中法律化地规定了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再者，通过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社会的三大实践，让人民监督党，监督政府，监督社会，提高自己，体现自主精神，培养健康的自主意识等。这一点尽管也颇有争议，但就实际情况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造，起码有“负面问题的反作用”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辩证法，常在这方面有生花妙笔。
如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口口声声提倡民主、对权力实行监督的资改精英，他们一往情深地向往西方那个普选、议会、游行、监督，却恣意挞伐毛泽东的民主创意。他们的剥削阶级的金权嘴脸是十分清楚的。
是的！今现“桀犬吠尧”——自“堪笑止”，明日总有“泥牛入海”——必“无消息”！不断回顾毛泽东，将大大有益于我们的改革。
注：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1099页
(2)《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57页
(3)《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4) 同上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6)《毛泽东的语文艺术》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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