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感悟神医毛泽东救党、救军与救民—

李克勤（jixuie）题记：在中国文化里，神医的含义就是指给个人治病且医术高明出众的医生，而比医治个人人的疾病的神医更神奇的是医治组织疾病的人。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谁能否认他在中国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也挽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而挽救了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族人民呢？所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难道不是实践检验的吗？因而，任何否定毛主席的人和事，对党，对人民军队，对人民意味着是什么？这是中国的大政治问题，是不能当做小事看待的。纪念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本文分六部分：一、毛主席挽救党和红军的历史回顾。二、毛主席挽救党的含义需要深刻领悟。三、毛主席挽救党的神力来自哪里？四、神医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五、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对毛主席的文化自觉：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六、纪念毛主席，学习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图为毛主席在开幕会上讲话。

一、毛主席挽救党和红军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也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致力于破除的对象——数典忘祖。

毛主席一贯主张并坚持做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内涵不就是要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忘本嘛！

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毛主席是怎么挽救党的。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挽救党开始是在1927年。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412政变以后，毛泽东在汉口“八七会议”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这是人民军队建立的思想基础。

后来毛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一切就包括人民自己的组织——共产党。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但是人民军队生存下来，还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以后，进军井冈山，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之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各苏区及红军各部均选派代表出席，共610人参加。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人与劳动民众》。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时新中国处在实习期，毛泽东就是开国领袖，18年后，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开国领袖，这不是巧合。

其必然性，正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突围出去，又被蒋介石几十万军队打得几乎难以生存下去时，毛泽东被全党全军请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遵义会议前那段历史，我们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也是任何人不可更改的。

我们一般说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就是指遵义会前党和红军的绝境，以及遵义会议后的转机。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上报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这就拉开了长征准备的序幕。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既谈不上精干、快速，又影响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果然，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在长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动迟缓又带来战略转移目标过早暴露的严重问题。

蒋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军的战略意图的。此时，红军正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12日，他发出电令，特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构筑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与毛泽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时已由冒险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避战的心理驱使他们不再停留，认为那是冒险，遂选择了加快前行、脱离追兵的道路。

这样，强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价。如果把长征以来全部伤亡和减员包括在内的话，总计已经损失5万多人了。也就是说，长征刚刚一个多月，损失已经过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从中央到红军中的许多人，人们开始从中央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指挥反思失利的原因。《刘伯承回忆录》描述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早就发现靠博古、李德领导军事，注定要葬送中国革命。

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渐分化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历史给毛泽东认识王稼祥的机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实际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了一个重大组织措施——向苏区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加强和控制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代表团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任弼时为团长。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4月4日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不懂军事的王稼祥，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创造的中国第一块根据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围绕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问题，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演变成对毛泽东的批判，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这时，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支持虽然没能改变毛泽东的处境，但在那种情况下此种表态足见他的政治勇气。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评价王稼祥：“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把王稼祥从“左”倾中央中分化出来以后，又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

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几乎同时加入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上发表。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几个月后即在中共临时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从此时起，他成为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成员。

1933年1月，随博古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也参与了由博古导演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挥的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而引起的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指责，使博古与张闻天矛盾加深。博古对张闻天的排挤活动，为毛泽东把张闻天从“左”倾中央里分化出来提供了机会。

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对这段经历作了回顾，认为：“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他说：“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与毛泽东有着同样际遇的张闻天，越来越理解毛泽东了，越来越感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于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毛泽东敞开心扉，倾诉了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从此，毛泽东与张闻天接近起来。长征开始时，根据毛泽东提议经张闻天向博古力争，毛、张、王三人被编在一起行军、宿营、吃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曾对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各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日记中，也回应毛泽东的说法，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了，而王稼祥也开始与张闻天讨论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事。一天，王问张，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渡过湘江后，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沿着西延山脉继续西进，计划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发现红军的战略方向的蒋介石，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博古、李德发现这一情况后，仍不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向周恩来郑重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直接交流之后，周恩来又陆陆续续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他们不仅要求改变行军方向，而且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召开会议加以研究。于是，在中央红军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此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重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周恩来等也赞成这个主张。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与博古、李德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最高“三人团”也开始分化，周恩来脱离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新“三人团”取得的第二个胜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础形成的，会议还作出了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进入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城。

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占领遵义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举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时，博古已产生取消遵义会议的念头。他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李德压根就反对召开遵义会议，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在猴场会议后已经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但顾问的头衔还保留着，如果继续讨论军事指挥的责任，恐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

毛泽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与王稼祥商议后，由他出面向周恩来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周恩来来到博古的住所，向他通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要求召开会议的情况，申明他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看到阻止执行黎平会议关于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已不可能，便同意了大家的建议，分工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也在忙碌地准备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商议如何才能开好这个会。他向张闻天说：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对此面露难色。毛泽东补充说：你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说完，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记录着他与不少红军指挥员谈话内容和有关情况资料的小本子，交给张闻天以供参考。

告别张闻天，毛泽东又来到王稼祥住处，通报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执笔起草一个报告提纲的情况，并提议王稼祥在会上也讲一讲。王稼祥欣然应允：那自然，你不叫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样、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

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之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起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也称“反报告”，这个报告提纲实际上是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完成的。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说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对自己的论点一一展开，作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这时，因负伤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发言。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舂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留下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十分清楚地说明，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所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凯丰之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赞同，于是会议以毛、张、王三人的发言为基调，作出一系列决议：

1、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出了结论。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没能胜利，“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导致军事指挥错误的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一是“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侧翼的活动”；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即李德—引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2、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3、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项授权实际上明确了将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起中央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主导全党。他领导党和（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转战云贵、飞越六盘山，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渡过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又一次危机。

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走上党的核心领导位置，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虽然曲折，但是给党和军队以信心的道路。

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系统地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党军队和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后来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曾经鲜明地指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

历史证明，毛泽东挽救了党，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如果把当时党和红军比作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神医，是他让党和红军起死回生，这一点都不是什么夸张。

二、毛主席挽救党的含义需要深刻领悟。

以前，我们对于毛主席作为神医的举动，理解的不够深。

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再回头看，就发现，毛主席作为神医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岂止是遵义会议时。

以前对于文革我们的认识十分肤浅，总觉得毛主席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当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那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解救苏共和苏联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毛主席晚年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垮掉了，为什么？

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就可以说，苏共不像中共经历过如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从而也就没有出现毛泽东挽救党那样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这样在执政之后第一次遇到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时，他们无法应对。

一句话，苏共尽管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但是苏共缺乏抵御要命“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苏共从内部崩塌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反观中国共产党，就不一样，在党的生死攸关的时候，毛泽东就会出现，哪怕在毛泽东作为一个生命躯体已经不存在于世，但是毛泽东的灵魂，他的思想，他的实践方式，依然作为文化依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更重要的是亿万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们的大救星——毛主席！

尤其苏共可望不可即的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比较好的时候，在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候，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想自己的直接领导开火，多少人不理解，可现在慢慢人们开始理解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那可是一片丹心啊！

是毛主席作为神医，在我们党身体还比较健康的时候，就给他动了一次大手术。

这次手术革除了他身体上的毒瘤——官场，这个毒瘤暂时不会要命，但是一旦要命的时候到了，那动手术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神医的早诊断，早治疗。

这次手术肯定会带来短期的身体不适应，甚至局部难免会损害，有些同志难免会受到严重损害，实际上，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进行中，随时都在注意运动的动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时候放弃过呢？

但是全局全体是更加健康的，长期的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党的九大，就有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工农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还有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这样的杰出科学家也进入中央领导层。

党的十大延续了这样的变革。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其中工农比例已经降到19%。而实际上，在这19%中也有许多水分。

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

文革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本来离我们较远的官场时，不得不重新提起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文革，因为文革是对官场革命的，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至多会在做法上有意见。如果不是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令人痛心、烦心、恶心的官场，也许我们还不会这么重新反思文革。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也是那位可爱的外国学者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对官场革命这个角度，看周恩来如何配合毛泽东革命，也许我们会有新发现。

1966年10月1日晚上9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朵朵绚丽烟花。虽然参加了一天的活动，毛泽东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转身离开了城楼向电梯间走去。钱嗣杰和警卫战士很纳闷，赶忙跟在后面。毛泽东到城楼上参加活动，很少坐电梯，经常背着手走楼梯。这一次老人家乘坐电梯下楼，看来心情挺急迫。电梯稳稳降到地面，毛泽东健步穿过中间的城门，向金水桥桥头走去。

    广场上的群众看到伟大领袖正向自己走来，欢声雷动。毛泽东非常兴奋，向群众频频点头，既好像和大家打招呼，又像在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观看焰火。老人家微笑着坐在地上，双腿就势一盘。这个时候，周恩来也从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跟了下来，见毛泽东席地而坐，也高兴地坐在桥头，两人完全融于人民群众欢乐的海洋里。

    北京的秋天夜冷风寒，警卫员担心毛泽东受凉，掉头往回跑，想去搬把椅子。毛泽东立即摆手制止。

    毛泽东和周恩来兴致很高，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礼花，幸福而动人的情景持续了20多分钟。这是毛泽东在多次国庆活动中惟一一次走下城楼，摄影师钱嗣杰为历史留下了经典一刻。

    要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各级干部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就是许多反对文革人的看法和依据。问题是，干部会不会构建官场，无意识地构建官场，这就不好说了。当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慢慢开始有所醒悟了。看看文革后期干部的组成结构，看看干部的作风，就会发现官场，这个封建社会的文化毒瘤，离我们的干部队伍更远了。那个时候，哪个干部敢自称官员？哪个普通群众会觉得在人格上，比干部低人一等？很多人都不想当干部，认为那是吃亏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实情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届人大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

    他在开头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这是从理论上，用精炼语言的概括，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声音，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由全体人大代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四届人大代表结构怎样呢？普通的工人农民究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地位如何呢?

    有位学者做过统计，全国人大第四届工农代表占51.1%，我们都知道这是文革后期1975年召开的一届。，文革以后怎么样呢，第五届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工农代表占28.6%、第七届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工农代表占10.8%，第十届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则不足4%。从数据上看工农代表的比例呈现逐届下降的趋势。

    四届人大，不仅超过一半的代表来自普通工农同志，而且副总理有农民陈永贵，并且实实在在分管农业，有工人吴桂贤，也许她没有能力管理全国的工业，可是她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管家吗？还有工人李素文，副委员长，能力也不差，这样的人在人大，难道只是一种象征吗？

    试想，有了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等一大批工农同志进入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又保持工农本色，这难道不是对几千年来，官场虚伪、欺诈、逢迎、倾轧、腐化、堕落，最有效的抑制保障吗？

    那时候全国人大、国务院是学的地方的做法。全国各级革委会，工农兵普通群众进入领导阶层，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文革就是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事实上，文革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的，周恩来在其中作了精心的组织工作。到了四届人大时，新的政治格局，或者叫政治体制就形成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中国人民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这段历史，要格外珍惜。


    历史总是充满悬案。但是从历史事实，历史的结果看，四届人大时，我国党政军机关至少人数不那么多，党政机关里面普通的工人农民是可以说话的，没有进入机关的普通老百姓有怨言，是可以写大字报，对某个领导“炮轰”，甚至“打倒”的，小学生也可以对老师“反潮流”的。

    这不是严重冲击官场，甚至是消灭官场的举措吗？

    这一切可都是周恩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啊！

    由此可见，不管对文革有多少争论，不过你怎么说文革有多少错误，文革抑制官场，消灭官场，没有错。四届人大，让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实行有普通工农参加的管理，那是中国民主的大方向，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表现，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要做的，不是千方百计去否定，求全责备，而应是从历史的高度，总结包括文革在内的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完善做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祖国的应有之义啊！

    我们再学习一段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
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是有生命体的生活规律，一个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任何组织难道不需要运动，不需要新陈代谢吗？

文革，那正是锻炼党的机体新的免疫力，以抗击新的病毒——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和平演变。

这是苏共所无法比拟的。

中共也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会有这样的洞察力，才会有这样的气壮山河的气慨，去实践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事实证明，发动这场运动的风险的确很大，但是没有这场运动的风险难道不是更大吗？

从这角度讲，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守护神。

谁都会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谁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呢？

毛泽东生前是神医，他老人家去世后，人民心中的毛主席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因此，毛泽东在毛主席纪念堂里，还在继续实践着辩证法。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给党治病的医生，在战争毛泽东找到病根，即思想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有及时发现了党的新的病——官场病，共产党如果不注意自身的革命，也会在内部产生官僚，产生资产阶级。其病根依然是“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两种错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毛泽东作为神医，不仅体现在“破”的神奇，更是体现在“立”的神勇。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已经形成“亿万愚公齐破立”的文化氛围，他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

三、毛泽东挽救党的神力来自哪里？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神？因为他诚，对什么诚？对公诚！对公德、公道、公平、公正，诚心诚意地信奉、探索、追求，忠贞不渝，终身不渝！

我记得读小学时，每学期有个自我鉴定，其中有一条就是是否爱护公共财物。我们受到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要爱护公共财物。爱护公共财物，蔚然成风。这和毛泽东本人的倡导，以及他的身体力行，密切相关。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真正做到了身教重于言教。

毛泽东追求的公，不光是我们平常说的公有制，毛泽东追求的是一种公德、公道、公平、公正，也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比他的导师更进一步的是，他领导八亿人作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他亲手创造了一种公文化。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和他在革命上一样，也表现出神奇的力量。很难想象，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中国受到西方国家比制裁严重的多的封锁，同时又遭遇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逼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中国曾经面临比萨达姆后期的伊拉克还要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却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设出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是在还清了各种债务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规矩不仅有，而且有条不紊地运行。尽管物质不那么丰富，但人民是安贫乐道的，社会的公平为世界所瞩目。

在“天下大乱”即将结束，“天下大治”即将开始之时，他于1970年代初期，果敢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而在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初先后作过著名的“三项指示”: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安定团结为好”；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了周恩来和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和田中角荣，和马科斯，和克立·巴莫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签署建交文件。

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言九鼎的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吗？难道这不是他的公心吗？

毛泽东晚年留下一项重要政治遗产，得到党和广大人民拥护，那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四化”有如此高的激情，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人民相信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如此的信任？就因为他总是出于公心，维护公道，追求公平，力求公正，对于损公肥私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带领党、军队和人民从思想上，从制度上，从具体的行动上，也就是从文化上给予还不留情的打击！他的诚心，他的诚信，感动了他的“上帝”，毛泽东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一定要注意，毛泽东是借助于他的上帝——人民，才神的！

他感动“上帝”的秘诀就是一个字：诚！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所以，毛泽东对公的诚导致神！

所以，毛主席就成为神医，就可以挽救病入膏肓的党和军队，就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神医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

我们都知道，医生只有在病人害病存在时，才会显示出其功能与作用。

而只有病人病入膏肓时，才会体现神医的神奇疗效。

现在毛泽东的复活，主要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淡化了他，把他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慢慢淡忘了，所以各种病毒又开始泛滥。

有些坏人以为毛主席住进了纪念堂，他不会起来，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诋毁毛泽东的人很沮丧，越是说毛泽东的不是，越是达不到其目的，不但达不到目的，实际效果还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客观规律，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虽然作为一个人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作为一种精神，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哲学，毛泽东永远活着，不管你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提起他，只会增加他的影响力。有些不喜欢毛泽东的人，从逻辑上讲，不彻底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又不能实现其目的，这样他们总是在客观上帮助着毛泽东的思想的传播，从而我们就看到眼下的这样一种格局，毛泽东依然在纪念堂里实践着辩证法。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已经修炼的出神入化了，没有想到老人家去世以后，历史进一步让人感受到他的神奇。也许毛泽东自己说自己不是圣人，真是谦虚。当老人家安卧在纪念堂里面以后，历史告诉我们，那个供千万人民瞻仰的毛泽东，真如同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指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真正的自觉的认识、理解，看来真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人们通过历史的比较，尤其是最近两年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对于毛泽东当年的一些教诲，当时还有过疑惑，现在则有一种顿悟！

这种对毛泽东的学习研究更牢靠，这是经过了批判之后的肯定，是否定之否定。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无疑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民文化素质的觉醒、提升，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中国人民更加懂得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也许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我们用心不够，我们那时候过多依赖毛主席啦，因为毛主席太好啦！毛泽东去世以后，现实逼迫我们要独立思考，加上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感悟到毛泽东的思想真谛，感悟到历史的辩证法，我们的自信心更加强大。从而，我们也更加感到毛泽东更加伟大，那些诋毁毛泽东的人也更加害怕。

所以，思想上的斗争此起彼伏。毛泽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点不假，你越反对，越是证明毛泽东讲得对。

毛泽东的哲学实在是太高明了！

毛泽东的逻辑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请看人民网上毛主席纪念堂的场景：

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我们会切身感到什么叫自发，什么叫自觉，从而也会深入的，比较准确的领悟到什么才是市场！即使学习市场经济，了解那只看不见的手，也许还是到毛主席那里会学的明白一些！

我们的毛主席，就是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知之明，他什么伟大都不要，只要一个“导师，teacher”，谁能说他不是伟大导师？他教给我们最深刻的方法，就是辩证法，他教的最彻底的也是辩证法，因为他永远在实践着辩证法！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同志这首《有的人》，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写就的著名诗篇，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毛泽东就是虽然逝世了，但是依然活着的那种人，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五、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对毛主席的文化自觉：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

毛主席挽救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艰苦奋斗的，说到底，毛主席晚年的基本文化思考还是群众路线问题，集中体现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自觉革命，需要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是最难的，要斗私批修，不是空话，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毛主席这位神医就是要我们要苦练内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这是他抓阶级斗争的基础环节。

阶级斗争，就是神医毛主席的神奇妙方。

有人把毛主席抓阶级斗争看成是一天到晚斗来斗去，那是十分可笑的误读。

只要看看毛主席怎样通过“抓革命”，从而“促生产”的过程，就完全可以破除那些荒唐的无稽之谈。

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命题。很多人不喜欢提阶级斗争，但是残酷的现实又让人不得不面对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毛泽东为什么能“一抓就灵”？

1、毛泽东的抓，体现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主线上。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不仅是解决经济问题，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条主线。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１０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是真懂《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思基本相同的。

因此，毛泽东当发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时，他果断地，并且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几十年过去以后，回头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啊！

这样，毛泽东“一抓就灵”首先在于方向上的正确性。

这还是毛泽东的老办法，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不过毛泽东这时考虑的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毛泽东“抓”的理论套路。

对比战争年代，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主要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人民武装，促进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在根据地内部的建设中，人们很容易想到井冈山时期的生产自救，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再追溯远一点，毛泽东年轻时就讲过一句经典的观点：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的问题最大！

这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不谋而合。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生产的重视，对人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视，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哪怕是战争年代。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生产的重视，难道会放松吗？

毛泽东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来考虑全局的。

因而，毛泽东绝对不会单纯地抓生产力的发展，要不然那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就以“抓革命，促生产”，以后又加上“促工作，促战备”，统领全局。

而他对抓革命的诠释，始终是抓阶级斗争。

这就是毛泽东“抓”的坚定性，要么不抓，要抓就紧抓不放。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归纳起来，毛泽东“一抓就灵”的秘诀，一个是“看得到”，这是前提，也是方向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哲学里的“认识论”，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哲学主要就是认识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望远镜和显微镜，不仅看得远，而且看得细，从而“看得到”，他还形成了自己看的哲学，就是他的认识论，这在《实践论》里面有个全面系统的归纳概括，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知与行”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一抓就灵”的另一个秘诀是“抓得起”。这是具体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方法论，在《矛盾论》里面有概括论述，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

革命和生产是辩证统一，不能只抓革命，不顾生产。也不能只顾生产，不抓革命。

3、下面我们一起看一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也就是被某些人说成的所谓“动乱年代”是怎么具体抓工作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著名的“三项指示”。

１９７４年７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那么毛泽东抓的效果怎样呢？到底灵不灵呢？且不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这些无形的东西，就看经济上的情况吧。

1966——1976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19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他老人家最后十年的对国家的贡献，对人民的贡献。

现在我们来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第一，他“看得到”，看得准，他看到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宝。他用革命的手段，抓阶级斗争，这为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公平的环境。

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社会不就更加公平了。

阶级斗争的目的，不仅不是增加阶级，增加阶级斗争，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正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本身，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毛泽东晚年，以及逝世之后，连西方政要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公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克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

第二，毛泽东“抓得起”，抓得牢，这不能不说是他特有的大智大勇。他以他特有的大智大勇，抓出了成效，大多数人民切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今天也许我们体会更深。

也许我们没有他那种大智大勇，但是这绝对不构成我们可以否定他的理由啊！

为什么不能研究学习他的大智大勇呢？

这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有什么坏处呢？

第三，毛泽东没有标榜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他一生不就是在革命中总结，在总结中革命吗？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其实最大的革命是针对他自己，以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的革命方式，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70年代以后，大批老干部不就是重新出来工作吗？这些老同志的思想觉悟，从廉政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那时候，搞歪门邪道的干部，受到的来自普通群众的无形监督，到底比以前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干部的自觉性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难道毛泽东不是信守自己“从天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诺言吗？

毛泽东晚年已经对阶级斗争的过急过火的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批林批孔时期，已经不可能看到文革初期的那种景象。有人总是喜欢渲染什么炒家、武斗、架飞机、游街，那些在后来基本上都没有了。

用局部的，短期的问题，当做全局性的，长期的问题，不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吗？

得过病的已经治好的人，和正在病中的人，能够一概而论吗？

我们要心平气和的看待毛泽东，他可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啊！

而他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确是促进生产的啊！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毛泽东，他的确是“一抓就灵”的啊！

六、当今中国不要讳疾忌医。

过去老一代跟着毛主席走出来了，今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续奋斗，我们需要给自己鼓劲。

重庆的新实践给我们带了许多启示，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毛泽东作为神医，从状态上看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超前意识，从而防患于未然。

最好的医生应该是超越于治病的防病意识与防病功能、作用。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人生了病最大的麻烦不在于得了什么病，而在于得病不去诊断，拖延治疗。这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对社会，对世界都是一样的道理。毛主席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们都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是当我们衷心赞美主席当年治理腐败的举措时，发现那个时候枪毙的腐化分子是极少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主席一向主张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坚决反对拖延误事。

这个道理，毛主席在1957年《关于合作化运动》中有过深刻的阐释。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
......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上面我们加黑的那一段话，可谓至理名言。

主席讲的及时解决，就包括及时发现，及时分析，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发现问题是第一步，毛主席不仅本人最善于发现问题，而且他总是教育全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发现问题，他个人的特色还表现在不回避问题，从来就不麻痹大意。

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这是一个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谆谆教诲。

艾略特指出：“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

请注意，毛主席教了我们具体的方法：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

自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没有让党和军队、人民，以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再次濒临绝境的危机，因为他不会让问题发展到那个地步。

我们需要对毛主席的思想做动态的理解、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又好又快发展，研究毛泽东文化的本意也就在于此。

我们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定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

我们有毛主席这样的神医，但是当今中国的每一个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讳疾忌医。

讳疾忌医，出自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过》：“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意思是隐瞒疾病，不愿医治。比喻怕人批评而掩饰自己的的缺点和错误。

毛主席1958年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过一段著名的批语。

现在原文出自《毛泽东文集》第7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见《孟子·离娄上》。），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伽达默尔说：“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上面毛主席讲的“这条路线”，1975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再次由总理代表党中央重申：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那么我们需要在今天再次重申毛主席的话：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见《孟子·离娄上》。），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后记：我们要认真研读毛主席的经典著作，这样才配做毛主席的学生，才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也只有这样，才能旗帜鲜明的坚持毛主席的路线，才能理直气壮的捍卫毛主席。

跟着毛主席走，不是安逸之路，而是艰苦奋斗之道。

毛主席晚年讲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革命，革命继续，就是古人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现代含义，这是艰苦探索的过程，然而却是康庄大道。

这两天写了几句诗和大家共勉：

天通人意石夹缝，
地利心仪掌握穹。
斗转星移山稳健，
浮云沧海笑迎风。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11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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