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意味着什么——是责任还是利益？
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稍微对“价值观”多说两句。“价值观”是主体的属性，属于主观内容，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很空泛，很容易被人理解为“道德”层面的东西，显得很不“理工科”。但事实上“价值观”是可以用很理工科的方式来阐述的，在这里我就可以使用陈必红先生的《观测过程理论》来解读“价值观”。依照《观测过程理论》中的概念，“价值观”其实就是观测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观测函数”的集合，而“观测函数”是通过反复“实验”和统计获取的，对于人类来说，一切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获取“观测函数”的“实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取舍，总是通过自己的“观测函数”来进行判断的，或者说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决策的。当然，佛家对价值观的形成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成唯识论》中的“九缘生识”，这里就不详述了。
显然，对于没有学过《观测过程理论》这本书的人来说，上面这段话可能很难理解，那么我这里干脆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说明人们到底是如何进行价值选择的。某6岁小朋友宣称“长大了要当贪官”，她的这种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信息环境是一个人价值观成长的土壤，一个人要将“当贪官”作为他自己的价值选向，那么一定要有大量关于“贪官”的信息输入他的大脑，并且这些信息对于他的“价值目标”来说是正面的、积极的，只有这样，“当贪官”才可以在人的大脑中成为一条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那个6岁小朋友之所以要“当贪官”，原因是“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这个小朋友的价值目标，而“当贪官”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信息环境”才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得出“要当贪官”的价值观来呢？对于小孩来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电视媒体、以及小朋友之间的童谣、游戏，这些都是他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父母的一言一行，家庭成员中之间的闲谈，老师们因为嫌贫爱富所体现出来的鄙夷或者热情，小朋友之间的攀比（例如央视的煽情大作“别人和我比爸爸，我与别人比明天”），这些对小孩价值观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也许父母在言谈之中，下意识的流露出对某某贪官的羡慕——“贪了几千万，判了个死缓，进去就保外就医，坐了几年就减刑，贪了那么多，出来还是同样吃香的喝辣的，我要能贪我也愿意”；也许是某老师喜欢某某小朋友，经常鼓励他、表扬他，原因是某小朋友的爸爸是大官，或者是他爸爸很有钱，“有很多东西”，能给老师送大礼；..........。总之，“有很多东西”这个信息不断的在小朋友脑袋中被强化，逐渐成为一种“好的”价值选向，于是要“有很多东西”就成了小朋友心中的价值目标，而从父母、老师、小伙伴那里不断的获取“当贪官”就会“有很多东西”这样的信息，于是“当贪官”也就成了小朋友心中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当贪官”的风险信息被成人世界屏蔽掉了，所以在小朋友的信息世界里，“当贪官”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职业。再说，现在当贪官确实没有太大的风险，有几个贪官是丢了命的？君不见法律专家们还在继续努力的修改刑法，不为贪官奸商们塑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他们誓不罢休，所以小孩子“长大之后当贪官”的理想还是很靠谱的。而老僧这类“极左”之所以还感到有些诧异，那也是因为思想还不够“解放”所致。——这群王八蛋！
事实上不是小朋友的言行可笑，而是我们的社会可笑，是我们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可笑。当大多数人都恨自己当不成贪官的时候，小孩子们要当贪官的理想有何可笑？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贪婪被包装为“敢为天下先”的“改开精神”时，“贪婪”又有何可笑？既然“贪”几乎成了全民共识，那么“贪官”不过是一种职业，虽然这种职业需要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外衣，但这与号称要“共.产”的那个群体却坚定不移的要带头“先富”一样，又有什么可笑的？孩子们的直觉是敏锐的，他们口无遮拦的描述他们眼中的世界，将大人们的伪装扒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是电视节目制作人，我一定会策划一台由儿童担任点评的新闻联播，那必将是赤裸裸的社会真相。
既然“信息环境”是培育价值观的土壤，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不同的“信息土壤”也会养出不同“价值观”的人来。而信息环境实际上是从属于生活环境的，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价值观也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孟子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经济环境，其二是政治环境，其三是文化环境，每一种“环境”都会向主体输送信息资源以饲养其“价值观”。因此，环境是形成价值观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在“环境”这个词前面再加上“阶级”两个字，那么结论将会显得更准确——“阶级环境是形成价值观的决定因素”。当然，如果有人嫌“阶级”两个字太僵化、不够与时俱进，我们也可以换其他的时髦词，比如“阶层环境”、“生存环境”等等。从成长环境之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阶级分析法”，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非常锋利，但要真正使用这种方法却并不简单，习惯将视觉集中在“我”、“个人”上面的人是使用不好这件武器的。另外，佛家的“缘起论”其实就是另类的“阶级分析法”，只不过“缘起论”的分析范围更广，将环境本身的改变也纳入了分析范围。
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之前，人往往受环境左右，将自己改造得与环境相融；而在价值观形成之后，人们就会主动的去改造环境，用自己心中的价值蓝图去重构环境。网络上的左右之争、路线之争，本质都是价值观之争。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中的价值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剥削者的价值观，一类是被剥削者的价值观。剥削者总是居于优势地位的，所以他们多强调个人作用，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客观世界；而被剥削者从个体竞争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抱团取暖强调群体的作用，以集体为中心来改造客观世界。这两种价值观最大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对“公”和“私”的态度——在剥削者眼里，天下无公，所谓的“公”不过是尚未被占据的“私”罢了；而被剥削者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私”，所以一切皆“公”，有大公才有大私。当然，接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被剥削者另论。那么，回到标题上来，对于“权力”这种具体的东西，不同的价值观会导致怎样的认识差异呢？
以前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一些右边朋友那么在意谁在当官？一会儿是嘶声力竭的要“一人一票”、要“大选”，一会儿又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不就是一种职业吗？而且是比较麻烦的一种职业，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对“当官”趋之若鹜呢？我上学的时候学校还算正派，干的是教书育人的活，那时候老师帮学生补课是不收钱的，往往还管饭；那时候当班干部也是不需要家长送礼的，通常是班主任将几个成绩稍好点的拧出来就了事。老僧一直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不喜欢受约束，所以每次老师想让我当班干部的时候都很不乐意的，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不行也挑清闲的活干，反正就是觉得那是个麻烦。所以，我对那些不怕麻烦削尖了脑袋向上爬的人充满了好奇，感觉与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之所以怕“麻烦”是因为将权力看成了“责任”，而那些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则将权力看成了获取利益的途径，所以他们不辞辛苦追求权力。如同那个小女儿所说的：“当贪官，就可以有很多东西”，这就是大多数右边朋友的权力观。当然，我还是错了，如果是真正的左派，那么必须勇于承担责任，逍遥派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自私的，为了自身的清闲而抛弃集体的责任。就好比是佛家的小乘，只求自度而不度人。必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觉悟，要有“我是准备摔得粉身碎骨的”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左派。
现在的问题是，一群将权力看成利益的人通过这几十年的投机，占据了权力体系中的主流，那些将权力看成责任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实施权力。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去驱动社会主义的硬件系统，这怎能不是伟人预测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现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就好比是电脑病毒，占据了整台电脑的内存，而有些人拿病毒没有办法，干脆想将电脑的硬件系统全部砸碎，我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方式是杀掉病毒进程，安装杀毒软件。什么是杀毒软件？就是那个“七八年再来一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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