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时许趁着阳光还灿烂出去购物，路过一老熟人家门前时，见有几个老年人在那坐着晒太阳，一边闲聊着天南地北。这家子平日里就夫妻俩，家门前是条大路，紧挨着将全镇分为南北两块的河流，所以，只要有太阳，家门前就能从早上到太阳落山时分，都能够享受到阳光的温暖。男主人好客，安放了好几把软椅和长石条，供大家坐聊、晒太阳。那聊天者中的其中一个我称呼他为“国毛哥”，77了，嗓门还很大。“到哪去？”他问我。我说“国毛哥，你看我苦不苦？这么冷的天还要自己去买香烟。”他反驳我说“苦什么苦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好了！”我说“这八个字你还没忘记，能脱口而出？——知道是谁说的吗？”他不屑地说“就你读过书？看不起农民大老粗？”他确是地道的农民，被改开“精英”们最瞧不起的人之一。我别过他继续走我的路，一边想，有多少“伤痕文学家”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学习与锻炼机会描写成了“劳动改造”，把农村这一片最开阔的天地描绘成了愚昧、封建与落后的“人间地狱”；又有多少“精英”将农民视作为中国最最不文明不开化的群体。这些数典忘祖之辈全然忘却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为了人们（当然包括“精英”们）的生存，而披星戴月地劳作于田间地头，盛夏被蚂蝗叮得鲜血直流，寒冬被西北风吹得手足开裂，但他（她）们并无怨言，年复一年，做着贡献，还自嘲自己是“农牛民”。也就是这样的“农牛民”，懂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忘记这八个大字。最可恶的茅贼于轼是不懂这八个大字的政治、经济含义的，远比我的那位“国毛哥”低能得多。
新年元旦前夕，从广播里听了一组连续性报道，是省交通台某“爱心主播”以及一拨人携带着32万元善款去贵州山区的几所小学献爱心。报道里说，驱车往前赶时，路上遇到了上学去的孩子们，这时候孩子们站在路边放下书包，站得笔直地齐刷刷地向车队行队礼，以至于使记者热泪盈眶。后来老师告诉记者们，这是一种惯例，行礼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欢迎，二是感谢，三是告诉车队，前面还有他们的同伴，希望车队注意他们同伴们的安全。老师还说，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的条件还很差。许多学生的家长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学生就带着弟弟妹妹来读书。记者的报道说，一次有一个女生在发到一块巧克力后，只微微地咬了一点，然后给了弟弟。——听到这里，草民禁不住潸然泪下，多么淳朴懂事的孩子呀！在当下大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尤其是在节假日里——时，农民工的子女们留守在贫困的山区、家中。而如今农民工的待遇又有多少的提升呢？政府、市民、“精英”们不应该感到惭愧么？
草民第一次接触农民工还是在1994年中期，有一些已经把家实际上安在了本镇，出生于本地的孩子都读高中了；草民完全知道他们是怎样在此地生存下来的，伤的伤了因伤而回老家了，残的残了因残而回老家了，死的死了因死而魂归故里了——来时亭亭玉立妹，归去已成盒中灰，悲，悲，悲！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资本家的大发财，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高楼林立的城市“钢筋水泥森林”。想当初，本地人十分地瞧不起他（她）们，因为几粒“老鼠屎”而使整个农民工群体蒙羞受屈，尤其是派出所某些民警有时竟施之以暴力，我是目睹者，就发生于我身前不足一公尺之遥。但他（她）们硬是挺下来、熬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钱（他们把挣钱叫找钱）的。”他们如是说。如果说，没有毛泽东时代，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GDP；同理，假如没有农民工，一样地没有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这是历史的结论，谁也否定不了，也无法否定的！
终究是在寒冬腊月，时过下午三点钟，太阳西下的速度相当地快，归途中已觉寒风吹脸分外的冷。我想，听了国毛哥的话，晚上或者明天写一篇感想，天冷笔不能冷，众人拾柴火焰高哇。
由此及彼，我联想频频，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更加地深厚了。我非正宗的农民，但我不如农民，所以我尊敬农民，钦佩农民。城里人总是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一副十足的优越相，以为自己就是天生的干干净净的文明人，文化知识远在农民之上。其实大错特错大谬特缪矣！草民好歹在大上海一次性呆过125天，那是在文革结束之前三年，后又在改开开始后数次赴沪，踏遍过自崇明岛、远郊以外的大上海，接触了不少上海人，看到了一些大城市才有的事情。我居住的一幢三层加亭子间的楼房里，最高层的人家最富，第二层次之，底层最差（以上之“最、次”只特指经济条件）。全幢楼里居住着六户人家，其中二层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姓徐，但他作不了自己家里的主；他有一女一子，论权威他家中12岁的儿子最大，他只排第四位。我住进这幢楼去不到半月，老徐右手的大拇指因不幸被工厂的机器轧断需要治疗并休养数月，于是他成了我的义务向导，几乎天天游览大上海，就是几乎不逛商店，原因是老徐在家里地位太低没有什么钱，我呢因还没有工作囊中更是羞涩得很，我们都不愿意做“眼饱肚中饥”的汉子。他叫我“爷叔”，其实老徐大我十八、九岁，但他又与我的长兄年龄相仿，所以他就用“爷叔”来尊称我了；而我只是直呼他“老徐”。他祖籍苏北，解放前夕来到上海谋生，解放后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完成了从农村的农民到城市的工人的转变。老徐是个极朴实的人，说话有点含混不清，相貌也很一般，穿着犹如一个地道的农民，可别轻瞧他呵，他不是穿不起，月薪90元，妻子也有80元。当时上海人每月最低生活费标准是12元，哪家不足由政府来补足。老徐的心肠特好，常常给我讲他的老家，他是因贫穷而到上海谋生的，当时70年代初期还是穷，所以每月汇给老家20元；也讲上海各处的特点，并领着我到处跑，右手臂用带子围着脖子吊着，似一个伤兵。看老徐的待人、衣着、谈吐和他对老家的念念不忘，可以看出他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农民的本性，（貌相像 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的女儿及儿子也很不屑于“爷老头子”的苏北籍贯，正宗、半正宗的上海人最瞧不起的也是苏北人）但他却实实在在早已是一个上海工人。当我要返回自己老家同他告别时，他说：“爷叔，年底再来，我领着你跑。”我终于告别这位看上去浑身农民相的大上海工人，回了老家。
时过境迁，如今数亿农民挤入大城市，想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已非易事，尽管已经干了八年、十年或更多年的，依然还是农民工——外地人。这怪谁都无用，谁也怪不着，螺蛳壳里本来就做不得道场的。今日看一则网络新闻，一年轻农民工在车上给母女俩让座，反倒落了个“脏”名，小女孩也被其母亲恨恨地训斥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让座的农民工身上真有些脏，你城里人也得好好地说声：“我们站着不累，还是你自己坐吧。”胡说人家农民工“脏”，反而让人们看出了到底是谁真的“脏”；身上的脏可以洗清，思想上、心底里的“脏”才是很难洗干净的“脏”。“擒山中贼易，擒心中贼难”。任劳任怨的年轻农民工又给城里人上了做人最淳朴的一课。我又想起了那位“挽救了道德，守住了道德底线，却守不住工作，遭房东拒租（注：均为媒体语）”的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好心的拾荒农妇陈贤妹。
2012年1月6日...两位政协委员在访谈中称，小悦悦事件、南海弃婴事件等，不能代表整个佛山的道德水平，“冷漠，这种评价，非常不客观。”李建丽称，自己是北方人，在佛山工作...”这是新鲜的报道，时间新鲜，内容尤其新鲜。难道要让全体佛山人都从重伤的小悦悦身边走一遍，方能检验出“整个佛山的道德水平”吗？实际上来城市拾荒谋生的陈阿姨已经检验出了包括佛山在内的整个和谐社会的道德水平。陈贤妹因此获得了一份工作，她也租了房子，因为她此时已成了道德的楷模。然而媒体无休无止的捧场褒奖，某些人对她毫无理由的质疑，反而使她失去了工作和租房。一个善良淳朴的农妇连做一件好事都会感受到莫大的劳累，难道她来到城市只能拾荒？她当然挽救不了速滑的道德，但她守住了自身的道德底线，向包括佛山人在内的全体国人敲响了警钟！——“多谢大家。我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陈贤妹在领奖台上如是说。
【陈贤妹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却行动灵便说话利索的妇人，从清远阳山出外打工已经12年，平时当保姆。“我儿子在五金城的店铺跑业务，所以我中午就帮他的公司煮饭，到了傍晚就出去拾下纸皮破烂，帮补家用。”她对记者说。】这是媒体的报道。
请记住，陈贤妹是一个淳朴勤劳善良的农民；也请记住，没有中国的农民，就没有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
20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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