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上述特征的原因，其一是整个左翼思想的丰富，流派众多；左翼内部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史至少和她与右翼的斗争史一样长，有时甚至更为激烈。对于同一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解释，从来没有发布过能让全世界左翼力量都无条件接受的统一版本。而我们几乎看不到右翼——尤其是中国的右翼——会围绕哈耶克们争论不休，哈耶克们的理论对于右翼就是上帝的旨意，这种知识结构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结构，也解释了中国的右翼为何如此争先恐后地加入教会，接受“洗礼”的心理奥秘。此外，如同历史上的很多思想或艺术流派一样，90年代以降中国的所谓“新左派”是由他们的论敌命名的，尽管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封号”，而是采取“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似乎持中的称谓，但是由于右派越来越急于划清“阶级阵线”，以及“新左派”群体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和实际立场，他们也被一点点“逼”到了包括传统左翼和激进左翼所在的阵地内，使得“左翼”又加强了其多样性和松散性的特征。最后，右翼把民族主义者⑴也“驱赶”到了左翼的阵地里，胡乱扣上“极左派”和“义和拳”这两顶杀伤力明显下降的旧帽，再加之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的目标是重叠的（如建设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以至于有时会发生身份误认；但目标的重叠并不意味着理论的重叠，因此在“左翼”的旗帜下，多样和松散的特征再次深化。
多样性的确保证了左翼的理论活力，但我们必须看到，她也很可能转换为硬币的另一面，即松散和分裂。每一次左翼伟大理论的诞生，几乎都是左翼内部政治大分裂的序幕；左翼在理论上的活力不能以政治上的削弱作代价。像巴迪乌所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内在纪律”，她将保证左翼或泛左翼在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不会抑制内部的理论创新和争辩，反之亦然。
青年一代的左翼——像王彬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自身的“弱小”，敌人的“强大”。是的，敌人貌似“强大”，因为他们的高度同质——而且从客观上讲，相比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精英们总是更容易成为“自在自为”的阶级——理论上的贫乏，反而强化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团结；敌人目标明确，使用简单明快的广告式语言，并且控制资源，背靠大树（或曰大叔）——尽管大树摇摇欲倒——他们的确“强大”，但那正是因为他们虚弱。
王彬说得对：团结。李宪源说得对：活力。这一代左翼，特别是青年一代，有能力也有责任超越“活力与纪律”互相伤害的左翼“宿命”，去开创“活力与纪律”互相砥砺的崭新时代。
⑴鉴于“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的复杂和歧义，仅从策略上讲，不如改称“强国主义”，“强国主义者”更容易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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