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最近几年的春节过后，每当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再回到沿海地区或大城市找工作的高潮到来的时候，一些报刊杂志以及全国各地的家电台及电视台就会这样消息：全国的许多地方又普遍发生了用工荒。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就是在同一家媒体上，常常又会在报道出现了用工荒这个消息的同时，又会出现铁路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既缓解了购票难和铁路部门的运输压力，又圆满地完成了输送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再度返回工作地点这样的报道。这种前后矛盾、胡说八道、自打嘴巴的报道，纯粹是为粉饰太平与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就是这样让人一看便知的虚假消息，却让那些反对计划生育、尤其是反对“一胎化”政策的人似乎找到了反对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的依据。
自一九七八年我国开始在城市的汉族人口中强令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一直遭到不少人的强力反对。特别是前几年一部书名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的著作出版之后，不仅反对计划生育、尤其是反对继续在城市汉族人口中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人越发地多了起来，而且反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甚至就连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也加入到了反对者的行列中来。
大多数反对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政策的人，主要基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因而他们也就说不出什么充分地反对理由，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地位低微，故而发不出他们的反对声音。然而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则大为不同了，他们不仅能在多种场合发出他们的反对声音，而且反对依据和提出的问题，似乎也更为充分与尖锐，因而也更具蛊惑力，从而将会给继续实施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的政策带来更大的阻力。在反对继续实施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政策这个问题上，尽管这些专家、学者、教授拳拳的忧国忧民之心令人可敬可叹，然而从他们归纳总结出来并坚决秉持的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未来的养老、国家安全等这些反对继续实施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政策的依据来看，这些人的学识和认识能力却又实在是难以令人恭维。
在城市的汉族人口实行“一胎化”的政策，产生于华国锋主政的一九七八年，而大力执行时就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华国锋主政之后的一九七七年，鉴于当时我国的总人口已经突破八亿，国家遂加大了起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倡力度，号召每对夫妻只生育一对孩子。然而还未到年底，由于国家意识到即将停止执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必将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由近及远，遂及时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由提倡改为强制，从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对孩子的政策，改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开始，在城市的汉族人口中，强制执行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而且还具体规定了已婚妇女必须要达到二十三周岁以上方可怀孕。因此，当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也随即从“一对夫妻一对孩（儿），最好间隔四五年（儿），”改成了“团结一心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一对夫妻一个孩（儿），为革命，坚决终身不生第二胎。”就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突然改变，使许多已经生育、尤其是使那些只生育了女孩但却打算过几年再生育的夫妇提前生育，故而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出现了“抢生”这一流行词。改革开放之后，毛泽东和华国锋时代制定的国策无不被抛弃，而只有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这一项不仅被继承了下来，而且执行的力度还被不断地加大。
凭心而论，在城市的汉族人口中强制实施“一胎化”的政策，对祖祖辈辈无不企盼添人进口、人丁兴旺的汉族人民不仅缺少人性化，而且简直到了残忍的程度，然而这又实在是政府的无奈之举。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来推出和执行的所有国策、政策，无不都存在着巨大的缺憾，而唯有从华国锋时代继承下来的“一胎化”的这项国策，尚还可圈可点。
反对继续实施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政策的那些专家、学者、教授所持的主要依据，就是通过我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通过与印度的对比而得出的一些数据。易富贤在其所著的《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一书中，就罗列了我国与印度的许多对比数据。如我国的人口密度是印度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我国的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二点五五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人均长期作物用地面积是印度的一点一三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三十点一四倍，人均森林是印度的二点0八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一点二四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三点五五倍。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森林、草原、粮食、淡水、矿产资源等方面，我国似乎比印度更具有承载更多人口的能力，因而“中国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如果只是简单地从数据上来看，反对者的依据似乎很充分，然而如果仅对易富贤所提供的上述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地分析，那么就不难发现反对者所持的这些依据，完全就会变成是无稽之谈。
我国的国土面积确实比印度大许多而人口却比印度多不了多少，然而我国目前可利用的国土面积与印度相比，却并不占任何优势，这就是造成我国的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二点五五倍，而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印度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的原因。如果从国土的总面积与人口的总量去对比，我国的人口密度要远远地低于印度，然而如果从人均宜居面积去对比，我国的人口密度与印度相比也相差无几，已经超过了日本。我国仅西部、北部、西南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五省区的面积就达五百万平方公里，超过了我国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然而这五省区的总人口却仅有八千多万，不到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所以，我国十三亿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只分布在年降水量能够达到四百毫米的占我国国土总面积不到百分之四十的东部和南部。我国与印度同为以谷物为主食的国家，如果从谷物生长必不可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去对比，我国似乎不在印度之下多少，但是如果从气候这个谷物生长的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去对比，那么我国与印度就无法了。印度全国的绝大部分国土都地处热带和亚热带，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普遍都是一年三熟或是两熟，而我国的绝大部分国土却地处北温带，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普遍是一年一熟。所以，在作物单产相同的情况下，我国的耕地所能够承载的人口，要远远地低于印度。不仅仅是谷物产量的问题，气候条件对中印两国国土面积所能够承载人口数量的决定作用还远非如此。由于我国北方地处北温带甚至已经处于亚寒带，因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不仅要要穿棉衣、盖棉被，甚至是必须还要穿皮毛的衣服。而绝大部分印度人却不仅不需要盖棉被，甚至也不需要穿棉衣，因此印度也就不必像我国那样要占用大量的耕地去种棉花。而仅就节省下种棉花的土地种植的粮食，印度又能比我国多养活多少人。目前我国约有十八亿亩耕地，如果所有的耕地都去种植粮食，按我国目前的粮食种植技术所产的粮食，养活目前我国十三亿多的总人口绰绰有余。但是人们不能只吃粮食，而还要吃蔬菜，还要吃鱼肉蛋。在现代养殖技术的条件下，按三公斤植物蛋白能转化出一公斤动物蛋白这样的比例计算，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年摄入十公斤动物蛋白则需要多少植物蛋白。如此一来，十八亿亩的耕地又能养活多少中国人。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再加粮食产量低的缘故，所以中国人历来很少能摄入动物蛋白。而动物蛋白的摄入量过少，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提高。一九三七年，彭德怀在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去抗击日寇的时候，曾经招待了渡他过黄河的船工们吃了一顿有肉的饭。在吃饭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艄公对彭德怀说，他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吃过肉了。他的上一次吃肉，还是一九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的时候，他渡慈禧太后过黄河后，慈禧太后赏了他一顿肉吃。类似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家住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马头水乡马头水村张秦娜与秦贵娜是一对姐妹，姐姐张秦娜十三岁，妹妹秦贵娜十一岁。孩子们告诉记者，直到去年张秦娜都没有吃过一次肉。而陕西省蓝田县厚镇乡高升村的十三岁的女孩万会妮一家，也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肉了。科学的研究，要从多方位、多角度去分析，简单的数据对比，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如果从人均沙漠面积，人均戈壁面积，人均冰川面积去对比，印度与我国根本就无法相比。只是在风沙滚滚、滴水不降的沙漠里，人是无法生存的。
一些反对城市汉族人口“一胎化”政策的专家、学者、教授，为了表明他们反对“一胎化”政策的正确，除了经常引用我国与印度的一些对比数据之外，还会经常用少数发达国家消耗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来养活本国人口的这个事实来作为证据。目前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共有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可发达国家却只有二十几个，特别是能够被称其为是强国的发达国家，也不过还是美、日、英、法、德、意等这几个老牌的世界列强。俄罗斯尽管因为GDP的原因被排除在了发达国家之列，但是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足以堪称是世界第二强国。发达的强国能够消耗他国的自然资源来养活本国的人口，是因为他们不仅有祖先给他们留下的掠夺别人的传统和掠夺别人而来的巨额财富，而且他们的祖先还给他们留下了掠夺别人资源的能力。特别是英、法、德、意等几个国家，不仅能够掠夺别国的资源，而且还更是曾经占据了别国的土地进行海外殖民。今天如果把散布在全世界的英国人后裔全部都集中回英国，凭他们自身的重量，就很有可能将英伦三岛踩踏到大西洋的洋地。而在对外掠夺和海外殖民这一点上，中华民族以前未曾做到，目前以及今后的很长时期恐怕也难以做到。
通过研究发现几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无不是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的这个规律，一些专家学者、学者、教授于是便不仅开始担心我国因为目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特别是因为目前国内出现的“用工荒”这种现象，会造成今后经济的衰退，而且还更担心中华民族因为人口减少而走向衰落，甚至是走向灭绝。
所谓的目前国内由于劳动人口减少而导致的用工荒这种现象的出现以及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而带来的未来的养老、国家安全等问题，纯粹就是些伪问题。仅从国内各类媒体对每年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就业难、求职难的报道要远远地多于用工荒的报道这个现象中，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用工荒，纯粹是因为用工者的需求与求职者的自身条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柔性而非是刚性的。从各地的报道来看，一工难求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求职者的年龄和劳动技能的要求过高才造成的。一方面是工厂急需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年轻工人，而另一方面却是许多急需就业的年轻人却缺少相应的劳动技能。所以所谓的用工荒现象，纯粹是由于私有化的改革才造成的。目前我国急于找到一个能养家糊口以及给自己挣出一份养老保险金岗位的下岗失业工人最少也能有上千万。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但就是因为年龄大多已经达到五十岁左右，所以才被许多急需用工的老板拒之门外。尤其是像宾馆、酒店、超市等这样大量雇佣女性工人的地方，对求职者年龄的要求，几乎已经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四十岁至五十五岁的劳动女性想在上述部门谋一份职业，不啻于登天。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劳动、尤其是不可缺少体力劳动人口，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整个社会对人生价值取向的错误引导，特别是教育改革之后，为了满足大学的扩建和扩招，从而招数使尽地诱骗学生去就读，因而更加导致了年轻人不愿去学习劳动技能或是去从事体力劳动。特别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则更是不愿自己的孩子去从事简单技能的劳动或是体力劳动。就是由于这样诸多的原因，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体力劳动工作岗位发生用工荒，而更主要的是又出现了几千万的工人下岗失业的这种反常现象。
一些专家、学者、教授在反对“一胎化”政策时经常使用目前世界上极为流行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所谓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等这些概念和理论一样，都是在世界进入了后殖民化时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诱使落后国家安于被剥削和被压榨的现状，从而使自己能够持续剥削和压榨落后国家才创立的。如对于我国来说，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就是我国由于劳动人口过多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才能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国际上的资本家在相信了我国改革开放不可动摇之后，才纷纷跑到我国来投资办厂。因此所谓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实际上是比旧社会的那些地主理直气壮地剥削农民时常说的：“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样的话更为无耻的概念和理论。私有制下，由于劳动人口过多而必然会导致劳动者之间为争夺工作岗位而进行残酷竞争，而残酷竞争又不仅会导致劳动者对工资的要求降低，而且对工作环境的要求也会降低。劳动者对工资要求和劳动环境要求的降低，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就是由于劳动人口过多而导致的劳动者内部之间的残酷竞争，所以那些老板、尤其是国外或境外来的老板才敢如此压低工资，所以才会出现血汗工厂，所以才会出现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就是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劳动对象又太少但又不能不吃饭，所以中国人明知道富士康早就变成了“赴死坑”，也不得不往下跳。在发生了“十三连跳”之后，二0一二年的一月二日，富士康公司设在山东烟台的工厂，就又发生了工人跳楼的事件。
由于“一胎化”的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因此我国人口将要出现倒金字塔型的老龄化这样的一个结构便不断引发人们的普遍担心，一些专家、学者、教授则更是论证出了未来我国人口将呈现出的“四二一”这样的结构以及整个民族必将承受的养老的压力。人口老化不等于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更不等于就因此而丧失了家庭劳动及生活自理的能力。到今天，实施“一胎化”政策后出生的第一批人都进入了婚龄且大部都已经结婚生子，夫妇二人及他们双方的四位父母和一个孩子，构成了“四二一”的这种关系结构。尽管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所生育的孩子目前尚在幼年，但他们的父母却也只刚刚六十岁左右，不仅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而且还能帮助他们照管孩子，所以目前还不存在家庭养老的问题。待二十年之后他们的父母到了八十岁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不仅他们的年龄只有五十岁左右，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又能够帮助他们照顾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因此家庭养老的压力也不会太大。至于社会养老的问题，则更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不用说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国的许多家庭都能将几个孩子养大成人。“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十岁的孩子对食物的需求量肯定要超过七十岁的老人。既然当初一个人都能将几个孩子养大成人，那么如今就更不会饿死自己的父母或是岳父母。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已经完全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当代社会，一个劳动人口的供养能力，肯定会超过牛耕马种的过去。至于许多人都非常担心将来会出现年轻人不愿去从军从而影响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纯粹是由于对现代军事技术缺乏了解才造成的。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对军人的要求，是以智力为主而非是以体力为主。现代战争需要的是拥有超级智慧的钱学森，而不需要能舞动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因此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同样也能保家卫国。两伊战争时期的伊朗，就出现过祖孙共同上战场的事。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短兵相接的场面将很少出现了。原子弹的爆炸之下，将没有幸存者。既然是“等死”，焉知就没有独生子女去从军卫国呢？焉知“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情景就不会再次出现呢？况且“一胎化”的政策只是在城市里的汉族人口中实施的，而农村却一直实行的是如果头胎是女孩的家庭，可以在数年之后再生育第二胎的政策。所以就全国范围内的汉族人口中来看，独生子女的家庭还是只占少数。八年抗日战争，国共双方的战死疆场的军人共计才约五百万，而死于日军大屠杀和奴役之下的我国平民却多达两千多万，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都是适于从军去保家卫国的青壮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青壮年一定非常后悔，如果早知自己一定会死于非命，那就不如去从军，轰轰烈烈地战死在保家卫国的疆场之上。
有人根据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认为将导致人口的总量也会随之而下降。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因为不准生而不是因为不能生，因此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绝不会导致短时期内人口总量也随之下降。我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的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有时还在下降，那是因为俄罗斯的气候条件造成的俄罗斯人普遍生育能力低的缘故。也幸亏如此，如果俄罗斯人有我们中国人这样高的生育能力，不敢说整个世界，但最起可以说欧亚大陆早就已经是俄罗斯的“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了。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像俄罗斯人那样低，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早就被俄罗斯人，被英法联军，被八国联军，被日本侵略者杀光，或者是在内战之中自相残杀没了。因此来看，大自然总还算是公平的。如果食物充足再松开裤带，我国人口的增殖将会是惊人地迅速。三十多年来，尽管我国在城市汉族人口中推行了极其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基数大，所以人口的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仍然在以每年新增一千五百多万人口的数量往上升。每年一千五百万，五年就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数量，因此，中华民族绝无走向衰落、走向灭绝之忧。
在反对“一胎化”政策的专家、学者、教授中，竟然有人举出了由于生源减少而撤并学校的事例，来证明强制实施“一胎化”的谬误。在入学人口出现波峰时设立的学校，在入学人口出现波谷的时候撤并一些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国家设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为了通过教育使个体的素质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不是为了安置教师与保留一些漂亮且功能齐全的教学楼。教育的任务业已完成，教育的目的已经达到，教育的对象减少之后，多余的教学楼改作它用，多余的教师转作其他工作有何不可。把生源减少学校撤并也作为一项理由来反对“一胎化”，只能令人感到好笑了。
最为荒唐的是，在反对“一胎化”的人中，竟然还有人举出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对我国人口政策的评价来作为他反对“一胎化”的根据。拜登是什么人？拜登可是亡中华民族之心始终不死的美国政府的副总统，而不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拜登会希望我国超越美国吗？美国会扶持我国成为它的一个强劲对手吗？将对手扼杀在摇篮里，是任何人都懂的道理，西方人更是深谙此道。拜登如此看空我国，其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国放弃计划生育这项国策，使我国出现人口膨胀。人口膨胀加上随着现代化程度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失业，而失业又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在吃饭这个问题上一旦处理不好，必然就会产生内乱。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内乱，绝大多数都是由吃饭的问题引发的，而每次内乱，无不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地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地承包的小农生产的恢复和企业改制，使上亿的农民溢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入地，使几千万的工人被赶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矿山。这些问题，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将要发生自乱的先兆。今天，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维稳的费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防支出。尽管上亿的农民溢出土地和几千万的工人被赶出工厂矿山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私有化的改革，但是也不能说与我国的人口过剩就没有一点的关系。在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以及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华民族一旦发生自乱，那就只能是阖族灭绝。因此说拜登想用人口问题来看空我国，倒莫不如说是拜登想用人口问题来唱衰我国。
在自然的条件下，尽管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很大，然而人与人之间对资源消耗的差异却不大。一个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能力，既取决于其人口的数量，更取决于其人口的质量。当年俄罗斯人在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并打到了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时候，其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也不过只有区区五千的兵力。反对“一胎化”的人不应该忘了，当年政府在强力推行“一胎化”以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大力提倡要提高人口的质量。
由于今天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日益呈现出了一体化的趋势，因此有的些反对“一胎化”、甚至反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今后完全可以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靠消耗别人的资源以解决我们的吃饭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观点能否行得通，关键在于我国在未来世界的军事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因为军事格局决定了经济格局与政治格局。表面上看来，我国目前就已经是在部分消耗着其他国家的资源在进行生产。但是这样的消耗，却是要以我国生产出的产品的百分之七十送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供他们消耗为前提的。当我们改变了目前这样的世界经济体制，产品完全用于供应国内人民，那么我们是否还能顺畅地获得海外的资源和能源？不知有谁在今天就能给出一个肯定地回答。只要看一看美国几乎已经将我国围得水泄不通的美军十大军事基地，相信任何人都会预感到，只要我国改变目前这样的经济格局，美国随时都能切断我国获取海外资源的通道，更何况美国更能随时控制住我国获得海外资源的来源。关于这一点，去年发生的利比亚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在城市的汉族人口中强制实行“一胎化”的政策看起来有违人道，但是如果从汉民族的历史来看，实行城市汉民族人口“一胎化”的政策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必将是严重的灾难。
人口的持续增长一旦到了原有的土地承载不了的程度，那么就只能或是通过战乱削减一部分人口，或是外溢一部分人口，从而达到人口与土地的平衡。我国的历史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统一时间较长的时候，由于没有战乱，就会出现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每到统一王朝的中后期，当出现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可土地资源却有限而解决不了人们的吃饭问题的时候，总是会爆发农民起义或是民变。西汉有绿林、赤眉和铜马等农民起义，东汉有黄巾农民起义，隋朝有瓦岗军等农民起义，唐朝有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北宋有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元朝有红巾军农民起义，明朝有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朝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用战乱的方式来维持人口与土地、也就是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平衡，是远比流产、结扎残酷得多的残酷，以至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是由于土地兼并和地主剥削的太残酷才导致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频仍。然而我国自秦朝以后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农民有着相当大的人身自由而并不是地主的奴隶。地主有剥削农民的自由，农民当然也有拒绝地主剥削的自由。然而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从而又不得不接受地主的剥削。而导致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家所拥有的土地过少而人口又相对较多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私有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紧缺的情况下，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为了活命，不仅只能接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剥削，而且往往还要在接受剥削的时候表现出“心甘情愿”。因此如今的大学生就业招聘会和劳动力市场，无不是“人满为患”。求职的大学毕业生和下岗失业工人奔赴就业招聘会和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无不是“争先恐后”。
人口外溢的方式，一是民族整体有意识地向外扩张以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二是一些个体无可奈何地外出去逃荒以减轻原来生存的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在我国的历史上，汉民族整体有意识地向外扩张的行为极少，只有秦朝时期的向南扩张和唐朝的中期曾经向中亚地区扩张过。秦朝由于短命，故而扩张的时间持续不长。而遗憾的是，三百年的大唐王朝这次仅有的向外扩张的行为，也随着怛罗斯之战的战败和随后发生的“安史之乱”，而不得不停了下来。不仅如此，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和“安史之乱”，还导致了当时被称为是西域的今天我国的新疆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一千多年。直到满清王朝的乾隆年间，才将其纳入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并被命名为新疆，取新开辟的疆土之意。
既然民族整体有意识地对外扩张这条道路走不通，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个体逃荒这条路了。明朝末年，汉族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太大，便开始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汉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给时刻都在觊觎着大明锦绣江山的满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打到了北京，崇祯皇帝殉国，大明王朝就此结束。然而还未等李自成把金銮殿上的宝座坐热，吴三桂勾结满清便打进了山海关，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除了部分的零星抵抗之外，满清就占据了全部的明朝故地并建立起了有效地统治。
康熙年间，满清王朝进行了赋税制度改革，废止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丁银（人头税）制度，将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有地的交税，无地的不交；地多者多交，地少者少交。这项赋税制度改革，从康熙年间开始实施，至雍正年间便普及到了全国。由于取消了丁银（人头税），人们不再为生孩子交税，于是中国的人口开始急剧膨胀起来，只有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就从明朝末年的七千万左右，增长到了乾隆晚年的三亿多。在当时医疗卫生落后，婴儿及产妇死亡率都极高的情况下，我国竟然能出现如此高速的人口增长。从这一方面，也能印证中国人确实具有超强的生育能力。
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吃饭难的问题，为了活下去，大量没有饭吃的汉族人于是便选择了背井离乡，逃荒逃难到外地、甚至是到异域去谋生的这条路。长期以来，汉族人逃荒逃难的方向大致有三，一曰“闯关东”、二为“走西口”、三是“下南洋”。
当年，残暴的满清统治者为了“纯洁”东北这块他们的“龙兴之地”，不仅严令禁止汉族人进入，而且还在东北修了两道名曰“柳条边”的共计长达一千三百多公里的显著标记，并规定了凡是私自闯入者，杀无赦。尽管法令森严，但是由于生活所迫，所以还是仍然有大量的来自河北、山东地区的汉族人偷偷地闯入，因此河北、山东等地的汉族人往东北地区逃荒，才被称为是“闯”关东。由于清政府防范极严，一时间，柳条边上到处都悬挂着“偷渡者”的人头。一八六0年，为了抵御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这才将东北的部分地区对汉族人开禁。而全部开禁，则是已经都到了一八九七年的事了。
从河北、山东往东北逃荒，有水旱两条路可走。走水路者，大多数都是在山东半岛的登州、蓬莱和龙口一带上船，渡过渤海海峡，在辽东半岛的大连上岸。走旱路的人，多是出山海关，经辽西走廊再分赴东北各地。东北对汉族人开禁之后，从山海关到辽西走廊的土路上，逃荒逃难往东北的河北、山东人（东北人统称其为关里人），推车担担，络绎不绝。当时的汉族妇女，几乎都是缠足，就是用这样的一双脚，她们跟随着父亲或丈夫，一拐一拐地行进了上千里甚至几千里，背井离乡，逃荒逃难到东北。贫病交加，塞外风寒，使无数的逃荒逃难人死在了路上。辽西走廊的土路边，埋葬着无数逃荒者的尸骨；渤海海峡的海底，至今还萦绕着逃荒逃难者的冤魂。
满清收蒙古、入中原，合汉、满、蒙为一个国家之后，除了为“纯洁”他们的龙兴之地而不准汉族人进入东北之外，其他各地倒是全部开放的。特别是长城，从此再也不是农耕的汉族与游牧的蒙古族之间的分界线，两族人民可以南北自由往来。因而山西一带的汉族人逃荒逃难时，大多都选择经位于今天山西省右玉县的西口（杀虎口），逃往内蒙各地，有的甚至都到了外蒙。由于山西一带的人逃荒逃难时大多都经过西口，因而“走西口”在当地也就成了逃荒逃难的代名词。
在汉族人逃荒逃难的历史上，最为辛酸也最为凄惨的，就属一部分福建和广东人的“下南洋”了。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的那些逃荒逃难者，他们虽然离开了故土，但终究还是留在了故国，他们及他们的后代还终究是中国人，可“下南洋”的那些人尽管依然是中国心，可却早已不是中国人了。不仅不是中国人，在印尼的华裔的命运，比希特勒时期的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去。一九九八年，印尼的许多地区再次发生了排华事件。众多的华人被杀害，众多的华人妇女被奸杀。
自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这个国策以来，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的严厉措施，然而超生的问题却始终大量存在，从而使我国的新生人口依然保持在每年一千五百多万的数量上，从而给就业、吃饭和民生改善带来了极大地压力。从大量地超生这种情况看，目前人们的生育欲望仍然还非常强烈。因此，尽管“一胎化”的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超过了当年实施这项政策三十年的承诺，但是鉴于目前我国的人口压力依然十分巨大，故目前不应急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一胎化”这项政策的实施。
回望历史，纵观当今。人口的过渡增长，不仅从来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而相反却总是能够带来灾难。尽管在严厉执行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强制结扎、强制流产等确实残酷，但是历史上的卖儿卖女和易子而食却比这更加残酷，现今世界上的印尼华人被剖腹挖心、被奸杀也比这更加残酷。所以，在对外扩张根本无法实现而只能凭借祖先留下的这块土地来养活十三亿人口的当今这个时代，实行人口的计划生育，甚至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强制实行“一胎化”的政策，也实实在在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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