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导致了满清王朝覆灭的改革
二月十二日，是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日子。一九一二年的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以年幼的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告满清皇帝退位并指派满清王朝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如果从清帝的退位的过程和退位诏书的内容来看，满清王朝好像不是被推翻的，而是应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禅让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已。只不过满清皇帝不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禅让给了某个人，而是还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故而才有了继满清王朝之后的中华民国。
二0一一年十月十日，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同时隆重地举行了大型的活动，以纪念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
由于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所以自国民党开始统治中国以来，便一口咬定是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并推翻了满清王朝，并以此尊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然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极力美化、甚至是神话孙中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孙中山，而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权具有道义的合法性。正是由于看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才无论如何也不与蒋介石合作，而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应该是源自于国共两党共同策动并领导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孙中山的伟大以及他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在于他晚年重新阐述了他早年提出的“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然而由于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蒋介石在取得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之后，却用屠杀共产党人的方式背叛了他所忠于的孙中山生前提出与亲自制定的“三大政策”并成为了投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新军阀，因此不仅蒋介石依靠帝国之列强支持而建立的南京政府丧失了其道义合法性，甚至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丧失了成为国民党领袖的道义合法性。而为了给自己以及南京政府寻找一些道义合法性并掩饰自己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无耻背叛，于是蒋介石就只好篡改歪曲历史，想用拉硬扯地将满清王朝的覆灭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办法，达到既能美化、甚至是神话早年平庸的孙中山，而且还更能掩饰自己背叛直到晚年因为提出了“三大政策”才真正伟大了起来了的孙中山的可耻行为。
回顾历史，追忆先烈，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是为了激励后来人如何强盛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总结一个政权失败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回顾历史，不应该只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之上来进行，而必须要从整个民族的立场之上去反思。
辛亥革命是指在我国干支纪元的辛亥年里爆发的武昌起义以及随后引爆的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反抗满清王朝衰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且不用说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两个多月，内地的十八省已经有十四省宣告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之后，经同盟会成员的千呼万唤才从国外赶回来。仅就一个被暴力的革命所推翻的封建王朝在其临终的时候还不仅能够从容不迫地以昭告天下的形式决定其身后代之而起的国家政权的体制，而且还能够指定其后的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现象上不难看出，满清王朝的被推翻实际上与孙中山的关系并不大，如果按真实的历史事实来说，根本就与孙中山根本就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尽管孙中山为推翻满清王朝不仅到处奔走呼号，而且还策动、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孙中山的奔走呼号全都是在国外进行的，所以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这个政治纲领，更没有唤起多少汉族人追随他去前赴后继。由于满汉人民在一个国家里已经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民族的融合使民族之间的畛域早已弥合殆尽。因而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五年之后，纯正的汉族人张勋、康有为等还导演了一出宣统复辟。而参与其中的满清遗老遗少，满族人没有几个，而汉族人倒是不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孙中山幻想中的只要他登高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应者必会云集的场景才没有出现。同胞们的冷漠，起义的次次受挫，使意志坚如山的孙中山也不免心灰意冷，于是远走美国，直到武昌首义爆发两个多月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绕道欧洲回到国内。而正是由于他的迟归并绕道欧洲，才使他被推举为了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内地的十八省先后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在宣布独立之后，十四个省的独立力量相互联络，并先在武汉，后又到南京开会，筹划成立一个统一的新政府。然而就在满清王朝尚未被推翻，袁世凯的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江浙派、湘鄂派、立宪派、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等各派力量却为争夺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就在这时，同盟会的成员到处风传说孙中山从美国绕道欧洲正在返回国内的归途。尤其是孙中山此次回国，不仅带回了从外国借到的巨款，而且还更有列强的支持。由于各派力量的互不相让，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新政府成立后不仅必须要首先解决财政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新政府必须要获得列强的支持才能生存下。而立宪派、文学社、共进会、湘鄂派尽管是起义的骨干力量，但却都是一些土包子，不仅与列强拉不上关系，而且更是囊中羞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勉强同意了同盟会和江浙派的意见，推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人民群众的怒火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满朝无人能够驾驭北洋军的窘境促成了满清王朝不得不启用已经被革职的野心家袁世凯。袁世凯一方面借用满清王朝的名义并以北洋军的实力压南方的革命力量妥协，反过来再以南方的革命力量和北洋军的力量逼满清王朝退位。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满清王朝被推翻了。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各种力量中，最正义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的怒火。而人民群众的怒火，却不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相反却是由满清王朝体制内的以大买办盛宣怀为代表的沉船派点燃的。而沉船派之所以能够点燃人民群众的怒火，就是因为大买办盛宣怀以改革的名义在全国强令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满清王朝不仅丧失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力量，而且更丧失了统治这个国家的道义。为了挽回失败的命运以继续维护满清王朝的稳定，以顽固著称并曾经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开始了改革。一九0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被八国联军的炮火赶出了北京的慈禧太后在西安就匆忙发布了第一道改革的上谕，随后，满清王朝的各项改革措施便接踵而至。尽管满清王朝此时被列强打得不得不全方位地对外开放，但是中华民族却是越开放越贫弱，因此改革也就成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但是由于满清王朝的内部不仅混入了大量的洋奴买办和汉奸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代理人，而且满清王朝自身的许多官员更是一些没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而只有自己私利的腐败分子。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些人，却掌握了满清王朝的改革主导权，所以满清王朝所推出的改革，也就是在他们的手里，才变成了纯粹是逼中国老百姓去“跳墙”胡改乱革。因此，满清王朝本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反而还成了加速满清王朝覆灭的催命符。
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和以往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不同，《马关条约》中规定了日本人可以到满清王朝来开矿办厂修筑铁路。而根据满清王朝以往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中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所有与满清王朝签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资本也可以援此条例进入满清王朝。因此，《马关条约》的签订，等于是打开了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满清王朝的大门。金融资本所带来的剥削与压榨，要远远地重于商品的剥削和压榨。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资本的大量涌入，不仅更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痛苦，而且也更动摇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又不开罪帝国主义列强，满清王朝想到了一个利用民间资本对抗外国资本的办法。一九0三年十二月，满清王朝颁布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铁路简明章程》。《章程》规定：各省无论士绅官商，只要是经过满清王朝的批准，便可以自行筹资修筑铁路。一九0四年的年初，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满清王朝批准，有民间资本组成的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准备修筑一条全长约三千公里的自成都经重庆、宜昌到达汉口的铁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为了能将天堑变成通途，四川人民采用了以“田亩加赋”和抽收“租股”为主的全体参与的集股方式，筹集了八百万两白银的资金，准备自己修筑川汉铁路。一九0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主持修筑了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的主持下，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动工修筑。
铁路不仅关系到日常的民生，而且更关系到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命脉。铁路出色的运送能力，平时促进生产及改善民生，战时调兵及输送物资，都有着其他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对真正收归国有的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还组建了编制庞大的铁道兵部队。就连被称为是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为了收回中东铁路，都不惜以羸弱之力去挑战强大的苏联。当年，满清王朝在依靠国家的力量挡不住外国资本入侵的情况下，由民间资本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剥削与压榨，也能算得上是一种虽然无奈但也不乏明智之举，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及增强国力以抵御列强的经济、军事侵略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四川人民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人人参与，家家入股集资组建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虽然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但起码也能算得上是集体所有制，这种做法对改善民生，维护稳定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惧怕外国列强，特别是由满清王朝内部的那些掌握重要权力的洋奴买办的有意出卖，满清王朝在推出民间可自行筹资修筑铁路的变法之后的第八年，又推出了强行将铁路的修筑权从民间收回以卖给外国人的改革。
就在川汉铁路尚在修筑的过程中，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宣统三年四月)，当时明是满清王朝的邮传部大臣、而实则曾经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兼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满清王朝内部代理人、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扣押下了满清王朝调兵勤王命令并牵线搭桥策动了“东南互保”的大买办盛宣怀，不顾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又强令推出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收归为国有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这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过就是以国有的名义为幌子，而实际上是要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外国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满清王朝囊中羞涩，根本就没有修筑一寸铁路的财力，而国内更没有有能力修筑铁路的民间独家资本。因此，按照盛宣怀强令推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满清王朝要么放弃修筑铁路，要么就只能把修筑铁路的权力交给外国资本。果不其然，就在盛宣怀宣布将川汉和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收归国有之后不久，便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吸住铁路的借款合同，公开出卖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在强令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这项经济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大买办盛宣怀不仅不顾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更是不顾那些集资修筑铁路的老百姓的眼前利益。特别是四川全省七千万的老百姓几乎人人参与，家家集资入股，广泛参与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创办，并共计筹集了八百万两白银的铁路修筑款。在铁路已经修筑了一年多，投入的大量资金而无法得到回报的情况下，大买办盛宣怀强令推行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这种做法，纯粹是在逼四川全省的老百姓集体去“跳墙”。因此当满清王朝出卖铁路修筑权给外国人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激起了粤、湘、川、鄂等省人民的强烈愤慨。盛宣怀五月九日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湖南长沙人民五月十四日就举行万人集会进行反抗，接着又开始了长沙至株洲路段的万余名铁路工人集会示威。特别是四川人民，为了筹集修筑川汉铁路的资金，几乎是人人参与、家家入股，所以反抗得尤为激烈，掀起了成为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亡导火索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六月十七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行动，受到四川各地的闻风响应，随后，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以及其他团体的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八月五日，四川各地的代表在成都召开了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八月二十四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先是在成都发端，然后迅速席卷了全川各地。九月一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随即抗粮抗捐的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各地纷纷捣毁了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九月五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又出现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川督赵尔丰奉满清王朝的严令。于九月七日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并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保路同志会成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组成了同志军，在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的率领下，开始了四面武装围攻省城成都，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在同志军围攻省城成都的同时，驻防邛州的清军将领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了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等地的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的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的藏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了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同志军起义使满清王朝十分震恐，遂于九月十日将赵尔丰免职，命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北新军入川进行镇压。端方在接到满清政府的命令之后，急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经宜昌入川。十一月二十七日，入川的湖北新军在行进到资州时发生了哗变，端方及其弟端绵被哗变的新军军官刘怡凤所杀。
湖南和四川等地的人民掀起的保路运动并演化成了反抗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不仅给了满清王朝以沉重有力的打击，而且同时也使满清王朝暴露出了自己的外强中干和腐朽无能。而满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和腐朽无能，更加激发起了全国各地人民对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满清王朝的衰朽统治的勇气。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湖北的两个以推翻满清王朝为宗旨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遂决定在武汉也发动反清起义。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团体在武汉召开了联席会议，众人一致推举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并决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这个在汉族底层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中秋节的当天，以潜伏在湖北新军中的两个革命团体的成员为主要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尽管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反清团体的名声没有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的名声大，但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团体、特别是文学社的反清工作却做得非常扎实有效。为了瓦解满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发明了“抬营主义”。“抬营主义”就是潜伏到湖北新军中发展成员并建立组织，瓦解并策反满清王朝煞费苦心编练成的新军。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文学社就是通过这种“抬营主义”已经不仅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自己的精干的组织机构并直接发展了两千多名成员，而且还能够有效地影响其他四千多人，这部分人占整个湖北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强。而也就是这部分暗中成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团体成员的湖北新军士兵，构成了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
老百姓被盛宣怀强令推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逼迫得不得不“跳墙”，满清王朝也因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于是“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了压垮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然而尽管朝野内外皆曰盛宣怀可杀，可盛宣怀却跑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政府很好的保护。南京中华民族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对盛宣怀的家产进行了有效地保护，因而盛宣怀所有的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遂保留了下来。后来当孙中山的国民党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盛宣怀还赠给了孙中山一笔巨款。历史的经验证明了，混入了体制内的那些洋奴买办等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必然是沉船派，沉船派必然要沉掉中华民族这艘船，沉掉了中华民族这艘船，沉船派的财产也就必然能够保住。
为发展经济和推进宪政与民主而进行的改革不能说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一个国家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其主导权千万不能落入到沉船派和野心家的手里，否则，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会变成坏东西从而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满清王朝末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由于主导权落入到了盛宣怀这样的沉船派和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的手里，所以才仅没有能够挽救垂死的命运，反而还加速了自己的覆灭。“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改革出了盛宣怀这样的沉船派，而且更是由于沉船派的沉船行为才激起了各地人民的保路运动并引爆了武昌起义；推进民主进程中的“预备立宪”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培养出了一个能量以及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过程中所发挥出的作用要远远地大于革命党的立宪党；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这样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留下了预谋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这个革命骨干，而且也给后世的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空前级别的头号大汉奸；而军事体制改革，则更是改革出了野心家袁世凯和新军这样一支直接埋葬了自己的力量。
满清王朝虽然覆灭了，可中华民族却不仅没有就此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与奴役，反而又从此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更为苦难的深渊。但幸运的，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世界格局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定的重新站起来的空间；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找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幸运的，是中国诞生了共产党。然而最幸运的，还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