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歌》歌词一共6段， 杨起 先生译文如下：
第一段：
起来，地球上的受难者！
起来，饥肠辘辘的苦役！
公理像岩浆一样在火山口下滚动，
最后就要爆发喷涌。
让我们把过去一扫而净，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世界的基础将要变更；
莫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们要做到一切都行！
第二段：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
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我们要作出拯救大家的决定！
要迫使窃贼把侵吞的东西吐出来，
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囚室里拉出来，
让我们鼓旺炉火，
趁热打铁干起来！
第三段：
国家压迫，法律搞鬼，
倒霉蛋被迫上缴血汗税；
富人哪有义务可言，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谈。
受监管没完没了，
实现平等需要制定新法规：
“不承担义务就不该有权利，
没有权利就不该把义务承担！”
第四段：
矿业大王和铁路大王们，
他们不可一世的嘴脸是多么丑恶，
他们除了把劳动人民洗劫一空，
还干过别的什么勾当？
劳动者所创造的，
都流进了这帮家伙的保险箱。
人民决意让他们归还财富，
这只是求个理所应当。
第五段：
给这些大王们干活，我们烟尘满面，
劳动者之间要祥和，我们只 向暴 君开战！
让我们规劝军队也发起罢工，
劝他们把枪托倒挂，把队伍解散！
若是这些吃人的野兽，
一定要把迫使我们牺牲当英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们的子弹将射向将军的前胸！
第六段：
工人们，农民们，
我们是劳动者的大党；
大地只属于在大地上劳动的人，
让有闲者滚去别的地方。
贪食我们血肉的，有多少魑魅魍魉！
有朝一日，当乌鸦和秃鹫消失时，
太阳将永放光芒！
副歌(重复两遍)：
这是最后的斗争，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国际工协的理想，
明天就会扩展到全人类。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看重他们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就曾明确表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可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列宁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他指出：“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早年在《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一文中就说过“社会革命党不懂得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可见，在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圣经，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坚信不移和坚决遵从的。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法兰西内战》等有关著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描绘是：
1、成熟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进行统一的社会生产；
2、“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4、工农、城乡和脑体三大对立，“也随之消失”；
5、“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6、妇女解放；等等。
三.
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摘自“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9日“真理报”第28号）。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内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摘自“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载于1913年5月“启蒙”第五期）。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7页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2页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页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的成就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清扫一切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隐蔽地恢复已为实际生活否定的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协的企图，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摘自“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载于1917年11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2—30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19世纪70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声明是一句胡吹的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等。摘自“论妥协”（1920年3—4月）。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0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摘自“‘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四.
“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毛主席几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一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不会高度赞扬巴黎公社，肯定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不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毛主席十分冷静地看待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主席深知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对资本主义又管理，又发展，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正是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所反复阐明的道理。毛主席深得马列真谛。
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还认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么讲的：“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都经受了什么，不用多说了，一部血泪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毛泽东同样说得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极其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273页)
他在建国初期就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他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这就是说，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他要求各行各业干部都要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他向党和国家的干部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同上书第142页)
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作用，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0页)
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页)
他写道：“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的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463页)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3页)他主张，文艺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站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也是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的著名论点。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6-407页)
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页)
六.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在其窑洞内作过一次促膝长谈，两人专门就此问题作过探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他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废墟上，在全国人民拥护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毛泽东曾经提醒过全党，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更不能忘本，决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决不能搞特权，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1964年12月26日 ，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私人生日宴请。在这次宴请上，他曾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刘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5月16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因此，从政治上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中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
自1965年1月毛刘矛盾激化后，在一次政治局开会时，刘曾主动向毛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1967年9月25日 ，通过《人民日报》报道，传达了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的谈话。其中在谈到“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提出“要斗私，批修”。
此后，《人民日报》又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人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两报一刊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是一篇经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要文章，它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综观“文革”的全过程：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大民主、向走资派夺权、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政权——“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说到底，所有这些，几乎每一个步骤，都可关联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应该说，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的伟大革命实践。
七.
毛泽东同志在多次谈话中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还讲：“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发表评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泽东同志评水浒，就是教育全国人民认识修正主义。
毛泽东知道，贯穿中国两千年的“官学商铁三角”文化是不允许平等、民主机制存在和长寿的。因此，毛泽东直接拿起刀对着文化毒瘤而去，维护“官学商”秩序的就是孔子学说。所以，文革也要批孔子，就是要把孔子学说中的“官学商”毒瘤割掉。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对当地领导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今天，我们读懂毛主席了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期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 国人讲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那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文革的精神为何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为何毛在文革一再强调凤姐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因为没有这个文化精神，就不会有统治阶层对底层的尊重。
三年文革的疾风暴雨对人们的灵魂是一次极大的洗礼，最明显的变化是人民群众提升了主人翁的意识，爱评议国家大事；人民群众不仅能进 “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管理国家事务，还能写大字报监督干部；干部从眼光向上的决策和向下的发号施令变成了“事事看群众脸色”。兹后七年的继续革命，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部进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城市医护人员下乡巡回医疗、文艺工争创歌颂工农兵的文艺节目等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和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直接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组织机构体系，形成了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生产劳动岗位相适应的科技文化和业务管理的岗位体系。
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贯穿教育全过程的政治问题。教育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必然会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剥削阶级服务。
当年大专院校抓马列主义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革命大批判中明辨是非，是学员重要的修身课和成长课，是光明正大的做人课，与表面坚持、暗里洗脑的韬晦课恰成鲜明对照。
当年的专业课程设置紧扣为人民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主题，在各重点院校动用一切资源，组建“三结合”教材研究审查组和骨干教师编写组，深掘专业基础，拓展专业内涵，突出专业应用，经日积月累的探索，建成了一套严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并通过一线生产检验和教学实践的检验，进行不断完善。这是能真正使学员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专业教育，与为评职称和赚银子你编一本书，我编一本书，东搬西套，拾洋人牙慧的所谓瞄准市场需要的稀松教育恰成鲜明对照。
在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还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开展一场规模宏大的学习马列主义运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马列主义批判剥削阶级文化糟粕和旧思想，旧传统观念，旧世界观。“文革”时期统称“破四旧”，开展“斗私批修”，触及人们灵魂的自我革命，在毎个人头脑里筑起一道反修防修，防复辟，防和平演变的思想堤坝。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衷就是开展一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建立起牢固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阵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统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統治地位。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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