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这位被中国政府称为老朋友的拉美强人不幸病逝。即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唁电表示哀悼。就在世界舆论热议拉美及委内瑞拉未来之际，美国媒体则借中国正在召开2013年两会之机，大肆炒作中国在拉美、非洲等地的经济扩张。美国《外交政策》网站3月7日发表题为《乌戈的银行家》(Hugo's Banker)的报道，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委内瑞拉的巨额贷款，渲染该银行的国内、地区及世界影响力。
《外交政策》这篇报道不是讲美国人不愿看好的“中委亲密关系”，而是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在中国、非洲、拉美的贷款行为，渲染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其真实目的是向外界宣传，要警惕中国的经济触角的扩张，间接挑起和宣传“中国经济威胁”。美国媒体这种担当“宣传口”的例子近几年不甚枚举。
据查，习近平那次同委内瑞拉达成的成果高达15项，是当时习拉美之行达成成果最多的一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委内瑞拉社会经济发展银行，中石油和委石油公司签署的60亿美元注资协议《关于联合融资基金协议修改议定书》。其中，中国国开发银行注40亿美元，委经济社会发展银行注20亿美元。习近平结束那次访问仅隔2个月，查韦斯再次访华同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委内瑞拉是世界重油储量最多的国家，贷款换石油也是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合作之核心，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也有这种合作。换句话说，贷款换石油是互惠互利的普通经济交往，中国需要石油解决能源需求，委内瑞拉要资金发展基础设施等民生工程。但在西方眼里，中国帮助委内瑞拉实现“拉美式社会主义事业”的做法已经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
宣传中国在拉美和非洲等地的经济威胁
《外交政策》这一报道的两名都来自彭博社，其中一位正是彭博社驻北京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此人多关注中共红二代，曾蓄意炒作中共领导人资产问题。
开始花了文章一半的笔墨将“查韦斯2011年患病不久后所会见的一位客人所掌管的银行”同世界银行、美联储以及高盛集团做对比，刻意凸显这位客人的实力，称这位客人是世界最有实力的行长，从2008年至2012年借给查韦斯政府至少400亿美元。
文章开头甚至反问道：是什么银行在这一时期可以向一个世界最危险的政权，一个有200年信用违约记录的国家贷款，而且还告诉债务人(查韦斯)如何使用贷款?文章所说的这个客人就是CDB行长陈元。
文章说，陈元是世界最有实力的银行家，被国内外客户称为最强硬谈判者。他执掌的银行属中国政府所有，他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同时，CDB的规模和资金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该银行已经向非洲地区注资数十亿美元，刺激了埃塞俄比亚出口、振兴了加纳被拖延近十几年的铁路网。但同时这些注资最终都会惠及其他中国公司。
就国开行对中国的影响，文章提到，国开行一年卖出的证券超过中国财政部卖出的，这表明它在中国金融体系占据显要地位易如反掌。而且，在清洁能源和通讯产业，文章称，CDB已为大量中国风能、太阳能及通讯公司融资超过924亿美元，这些公司利用CDB提供的资金对全球竞争者构成了压倒性的威胁。CDB贷款正在帮助中国在世界工业范围内巩固统治地位，同时加速美国和欧洲企业的破产速度。
在拉美，文章称，CDB为查韦斯政府提供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借款帮助查韦斯牢牢掌控了其国有石油公司的入口，这样以来，随着中国相应需求的持续增长，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也就能够在充满竞争力的国际石油市场长期立足。
文章还称，向拉美的投资对一大批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笔好生意。陈元钦点负责委内瑞拉项目的是一名叫刘克谷的人，查韦斯亲切地称其为“兄弟”。12年前，刘克谷在薄熙来手下做事。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为此对中国感到不满，他们抱怨称中国势力正在损害委内瑞拉的主权，一步步将其牵制为危险的附属盟国。以美孚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在20世纪扮演了备受憎恶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角色，如今的CDB或将成为当年的美孚公司，成为中国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文章最后疑问称，对中国而言，(CDB)此举的危险性何在呢?有一个假定是，在不满和怨愤的刺激下，一些人，例如查韦斯的反对者联合起来要求进行相关的重新谈判，甚至是故意不担负责任即拖欠贷款。如果这种假定变为现实，对正在壮大中的金融大亨CDB而言，将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分析认为，这篇彭博社记者撰写的报道在《外交政策》刊登，本意除了吸引眼球之外，还有就是向国内民众宣传中国在海外对美国影响力的威胁。在文章中提及的中国在拉美和非洲的商贸投资一直以来是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就此表达担忧，尤其是中国同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缅甸和南非等国的经贸往来，常被他们用来攻击中国。所以，《外交政策》这篇报道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针对中共的“宣传资料”。
美国媒体充当对外对内的“宣传口”
和中共不同，美国政府没有“宣传部”，也没有受政府控制的CCTV或中央报纸等。但美国媒体同政府则存在相互利用和配合的做法，即后者利用媒体传播特点，对外表达政府意志。当然，在所谓美国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背景下，也存在媒体和政府相互攻击的事例，比如保守派媒体福克斯和奥巴马总统之间在2009年因“政府干涉力”而引发的“口水战”。
当然，总体上，美国媒体多被总统和国务院控制，反应后两者的观点，作为回馈，总统和国务院方面又会给这些媒体一些信息。奥巴马总统本人在大选期间可以利用或依赖媒体宣传造势，但连任后，他更多地是控制媒体，为己所用。奥巴马近来也多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表达和推进自己的施政理念及外交政策。
在白宫和国务院，有种会议叫吹风会，政府高官会就特定的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议题作出一些具体的表态、评价或者背景信息等。这些都是“半官方”性质的，不能公开发布。国务院后来公开书面情况时也只说“国务院官员1、国务院官员2...”。
发布人也不能被提及，但这些信息则可以把媒体的分析报道引导至白宫所期待的方向上去。这就是美国媒体常常引述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匿名官员”所提供的消息。这就是美国媒体和政府一种无形间配合形成的“宣传法器”。这种宣传有个好处，就是外交方面的信息，避免引发误解，但却在信息透明度上有“先发制人”的感觉。
类似的“信息泄露”在美国媒体中很常见。白宫、国会、国务院、甚至五角大楼，通过事先泄露一些信息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这种目的有的时候是为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击政治对手，还有的时候是针对美国老百姓。
比如，近期对中国发起的“网络宣传战”就是一个针对美国老百姓的例子。美国《华盛顿邮报》、彭博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配合政府步骤，上演的一次双簧戏，一方面是攻击中国，另一方面则通过渲染中国黑客争取能够拿到部分国会给军方的拨款，能够为国会通过相关国内法案做好铺垫。
这种对华舆论战由此来看，目的非常明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华府外交官及国会议员的必读之物，因为这两家报纸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政治的报道和评论都很全面和丰富。它们的社论和专栏个人文章更是在特殊时期，如美国大选、债务危机、伊朗及朝核危机等，发表各种内政外交观点。有些该报的报道甚至评论，都会成为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引述的“证词证据”。
美国媒体“宣传”多抹黑中国
近几年，美国媒体更多地将舆论引导方向转向了国外，这和国际大环境变化是有关的。9/11事件以前后一段时期，美国老百姓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据统计，2001年，近8成美国人看电视获取信息，15%的人依赖电台广播，而选择互联网的只有3%。《纽约时报》、路透社和彭博社等近年加大在中国派驻记者，都在争抢报道中国政治及社会百态的“引导性地位”。比如，前面提到的《外交政策》这篇报道，就是彭博社记者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实力海外延伸的“过度解读”。
十八大前后一段时期，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共的关注度达到历史新高，争相占领报道中共消息的“舆论高地”，随之而来便是部分谣传与炒作。眼下正值中共2013年两会和国家领导层更迭之际，西方媒体紧盯中国政坛、商界及社会变化的各种“新迹象”，和中国大陆媒体穿宣传的政治及社会“新气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在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讯息，在某些美国记者眼里，就会成为他们炮制各种报道的“蛛丝马迹”，无论是官员履历，还是企业档案，经过他们的“编织和着色”，就会成为西方看到的中国“面子”。
美国媒体常常通过负面事件和负面报道丑化中国，比如人权、网络自由和中国黑客说等。在宣扬中国威胁论时，美国媒体做法通常是营造恐惧感，让国内民众感觉到中国的“可怕”。就报道朝鲜发射导弹或核试验、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等国际议题时，美国及部分西方媒体都曾带着有色眼镜或拿着放大镜观察中国在其中的联系，试图孤立和捆绑中国。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等西方媒体在满足自身媒体利益的同时，其所担当的“对外宣传”角色不容易改变。 (皇金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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