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鞠躬)
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党、政府和学术机构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人民群众中也涌动着自发纪念的热流。这充分说明：历史是人民写的，“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但是，随着魔化毛泽东的行径日益破产，民间又出现了神化毛泽东的暗流。有些人对其迷信程度甚至超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个人崇拜。在民间流传着毛泽东的许多神迹;出租车司机挂主席像以防交通事故;有的群众对其画像顶礼膜拜，希望能消灾赐福，甚至还自发为他建立庙宇;有的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书中杜撰出毛泽东的八字如何，韶山冲及毛泽东祖坟的风水如何，毛泽东降生和诞辰时有何瑞象，某某高人如何给毛泽东算命并给他以指点。对于这种迷信现象，仅仅用无神论做一般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从唯物史观和宗教学的角度分析建国后为什么会产生全民族对他发自内心的热烈崇拜，今天毛泽东又为什么被神化。
首先，我们所讲的神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超自然的能力，能做凡人做不到的事。毛泽东不会未卜先知，但他的智慧的确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由于他以终生“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使他在实践中创立了使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向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过人的智慧，使他用兵如神，使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发展结局所做的绝大多数预言奇迹般得到验证。
论能力，佛道两教的典籍中不乏仙佛降妖除害的轶事，但他们的神通再大也不能铲除整个社会的害人虫。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他的能力让整个中国“天地翻覆”。毛泽东不会点石成金，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使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同时建立了较完备的福利保障体系;这比神仙用法术救济一两个穷人有意义得多。耶稣能用五饼二鱼使几千人吃饱，能用超自然力量治愈一些难治的疾病;但他的神通能养活几亿中国人民吗?能消灭危害中国几千年的血吸虫病吗?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释迦牟尼有五眼六神通，但当自己的祖国遭侵略即将灭亡时，他三次出面阻拦，仍然没有成功。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条件下打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还长期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中流砥柱;他领导的中国倾举国之力研制成原子弹氢弹，令挥舞“核大棒”的霸权主义者不敢轻举妄动，令海外华侨的地位得以顿然提高;他领导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之重要，连“反共斗士”尼克松都万里来华拜会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握手时躬身致敬，交谈时恭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些丰功伟绩人类记载的任何神都做不出来，但毛泽东能做出来。
其次，我们所讲的神有着崇高的道德能够为民造福。道教认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抱朴子·对俗》)“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抱朴子·论仙》)太乙救苦天尊、孙思邈、妈祖都体现了道教神仙的高尚道德。释迦牟尼讲：“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地藏王菩萨发下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观音菩萨在中国更是大慈大悲的化身。耶稣要求：“要爱人如己”，“要爱你们的敌人。”而毛泽东除了不爱自己的敌人，除了爱吃红烧肉，没把道德扩展到动植物以外，其道德的高尚程度并不亚于这些神圣仙佛。
毛泽东从小就乐于助人，同情贫苦人民。他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正因为热爱人民，他多次因人民受苦而流泪，尤其是晚年听到秘书报告唐山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嚎啕大哭。他深入虎穴赴重庆谈判，就是因为“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他清廉俭朴，不为自己和家族谋私利，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一心为了解脱人民的苦难;“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就表达了这样的高尚境界。他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高当权者中唯一赞美农民起义，鼓励人民造反的人，这充分证明他完全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所以不怕人民推翻他。正因为热爱人民，他绝不允许产生一个脱离人民的高薪贵族阶层，要求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等级差别。正因为热爱人民，他反对卫生部为少数人工作，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中国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医疗保障。正因为热爱人民，他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当作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想尽办法让劳动者增强这些权利。正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毛泽东最痛恨、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切反动势力对人民的压迫。他在看戏剧《白蛇传》中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愤怒地站起来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他不但热爱本国人民，还热爱全世界人民。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希望革命有移山倒海般的力量，让“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晚年又寄语后人，“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希望扫除港台和西方吃人血的饕蚊。因此，他以“风雷磅礴”般的气势向一切恶势力宣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越到晚年越热爱人民，越担心一旦资本主义复辟，腐败官僚、地主、资本家、黑恶势力、帝国主义将重新剥削压迫人民，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苦苦求索，尽最大努力不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变色。
第三，传说中的神是天国世界的管理者，人们希望通过对神的信仰和积德行善被神接引入美好的天堂、仙境、极乐世界。但是，这种美好的世界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并非所有人都因此变得道德高尚。虽然弥勒世尊的出现将使人间变得极其美好，但毕竟要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毛泽东时代虽然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有一些曲折和不如人意之处;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虽然为了经济能够独立、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而把大量人财物力投入到基础建设和国防之中，使人民的物质生活不富裕。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团结友爱，共产主义道德蔚然成风，“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人的幸福最终要归结到精神上，那时人们觉得生活有奔头，真正感受到精神上的幸福，宗教给人带来的虚幻幸福被现实中的幸福所取代。人们不再向往虚幻的天国，而是“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人为什么会信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归纳了最根本的两条：一是对于宇宙间无穷奥秘的不理解，产生了错误观念;二是对于生活中疾苦的无法忍受，人们对超自然力量膜拜，希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超自然力量的救助;此外，我认为：三是由于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信仰是重要的因素，没有信仰常常会感到空虚苦闷;四是出于人类本性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中国很多神本来就是历史上的英杰人物。可是神看不见摸不着，除了给人以一定程度的精神慰藉外，并没有真正解脱人民的苦难。而现实中却出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有着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有着菩萨一般的道德，能够领导人民摆脱苦难，走向幸福。人民对这样的伟人当然会无比感激、爱戴和信任，有了困难当然要想到他，这种感情不应斥为盲从和迷信。在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中，精神会感到充实和幸福，会感到灵魂净化、意气风发、前途光明、干劲十足;但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群众对他的每一句话不管是否真正理解都会不加思考地接受和执行，就像催眠术中被催眠者对暗示不加思考地接受一样。
另外，人主宰自身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气魄和能力在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身上表现是不同的。表现强的人像孟子所说：“当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像马克思所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跪着，站起来吧!”像毛泽东所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如果中国人民的精神境界都达到这样的高度，都能通过学习和实践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人民虽然也会热爱毛主席，赞颂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但不会出现全民族仅指向他一人的热烈崇拜。旧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宗法社会，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精神的洗礼，解放前中国人的个性、能动性受压抑，主宰自身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气魄和能力不强，参政议政意识薄弱，有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神佛身上的心理，即使现在仍然如此。这样的心理和文化，遇到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不产生这样的崇拜反而是不可能的。
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及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所限，使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在短时间内出现过狂热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成为后来别有用心者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把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崇拜在当时对鼓舞人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腐败和黄赌毒屡禁不止、下岗失业人员增多、贫富分化严重、邪教迷信死灰复燃等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部分人丧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正直善良的人们深感愤慨和忧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越来越多的人想起了毛泽东的伟大，以各种方式自发地深情怀念和呼唤这位伟人。又因为中国人有把过世后的圣贤、英雄当成神的传统，所以在一些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心中，毛泽东成了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本人恰恰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一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非常憎恶麻醉、愚弄穷苦人民的封建迷信。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痛斥中国人“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并大声疾呼：“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说明他此时已经初步产生了鼓励人民通过斗争成为自身和社会主人以破除各种迷信和反动势力压迫的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就在湖南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组织农会推翻神权。此后，在江西苏区，在陕北，直至建国后，他一直号召破除迷信，一直采用说服教育、发展和普及科学、发动人民参加革命和建设成为自身和社会主人的方法破除迷信。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地把反对封建迷信提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本质要求这一高度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成为主人，神汉、巫婆、反动会道门销声匿迹。这样的能力，中国历朝统治者无一人能做到。那种把他当作消灾免难或赚钱的工具，以及任何把他和封建迷信联系起来的做法，都是对这位伟人的亵渎。
：中国伦理学会会员
声明：本文曾发表于《科学与无神论》杂志2004年第2期， 2007年2月再做修订，将原稿中吸收的他人观点删除。现本文完全系我个人观点，未受任何人指导和影响，如有谬误，文责自负，欢迎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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