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环球时报》上发了一通感慨：“令人奇怪的是，到今天，互联网上居然还有一些人对‘文革’流露恋恋不舍的情结”，“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震惊。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30多年，怎么今天出现怀念声?”(《环球时报》2012.5.7.14)
不常上网，也没有看到多少“怀念声”。但张教授的“感慨”，使我也想议一议。
“盖棺论定”，词典解释说：“盖棺，指人死后装殓入棺。原作‘盖棺事定’。……意思是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终了后才能作出结论。”但是人们在使用中，往往只注意其“不可更改的评价”的意思。张教授就是这样用的。
一个人，一生中要做许多事情说许多话。有的做对了、说对了，有的做错了、说错了;做的可能有好事，可能也有坏事;兴许会有为后人赞扬、称颂、记怀的功绩，也许会有遭后人指责、贬斥的过失、罪恶。但只要人活着，他就处在变化中：会做好事，或者做坏事。而对人的评价，总是是非、好坏、功过对比的结果。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只有死了，不会做事了，不能说话了，才能对他的一生作出确凿中肯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就是、也才是不可更改的。以至于写下了人们熟悉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假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几句诗说明了“盖棺论定”的必要性，却并不意味“盖棺论定”的可靠性。实际是，比如孔夫子、秦始皇、曹操……，“定评”都不定了。
“评价”，总是决定于两个方面：决定于被评价的事实;决定于评价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新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评价者变了——或者改换了评价者，或者评价者的思想观点“改换”了，都会使“定评”不定。
一个人，一生中接触许多人，影响许多人，对其评价就不尽一样。所谓“定评”，如果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其他人看来，那就更其不定了。
千百万人的历史活动尤其不能、不可能“盖棺论定”。例如文化大革命。
历史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一个过程连着一个过程持续发展的，除非主体灭绝，是不可能中断、不可能终结的。创造着历史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取向，体现着他们的希望、需求，决定着过程的进程。需要、要求改变了，思想取向就要变，“过程”就会为新的过程所取代，从而历史就呈现出阶段性，呈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所谓“社会主要矛盾”云云，则是政治经济学阐发的意义。过程推进了，阶段更新了，历史并没有完结，历史的发展仍在继续，不可能“盖棺”。
然而，正像个人时常回顾、反思自己的思想作为、评价别人的是非功过一样，人们对于过往的历史，也会有总结，有评价，例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对“文革”的评价。这种评价，目的在于统一全党，首先是统一党的领导层的思想认识，以开拓新的历史时期。否定文革，就是说今后不再那样干了，要集中精力搞建设。这种评价，哪怕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是极具权威、极其睿智的人的见解，也只是一部分人给出的结论，不是芸芸众生的思想。有趋向的必要，无雷同的必然。思想这个东西，可以控制，却无法垄断。比如对文化大革命，乡里坊间与象牙塔里有不一样的看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完全一致才是奇怪的事情。“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很不容易的”。听到、看到“怀念声”，不应该“感到难以理解”，不必惊呼“居然”。
也有应当“感到难以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够看到“怀念声”?
中国的媒体，都自称是人民的媒体，大众的媒体。为什么却没有互联网上能够看得到的声音?是这些人不属于“大众”“人民”的范畴，还是媒体自外于“人民”“大众”?有一种说法，叫做“坚持正面引导”。窃以为，“封压”和“打杀”决不在“正面引导”的内涵之中。“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说服”，靠的是理由：理论和事实。而不是靠手段。靠手段要人家“服”，就是“压服”，其结果就会是“压而不服”。“怀念”“赞扬”“四大”，想要“四大”的，多是难以或者不能发布己见的人。不像张教授，随便“诌”几句，就能上版面。张教授不懂?
张教授教导说：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那就要问，张教授经历过“文革”吗?理解文革吗?从《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对“文革”的描述来看，张教授并未参加过文革。充其量，当文革进行时，他还做着“童年的梦”。他的头脑中的“文革”的“形象”，是妖魔化文革的宣传和“伤痕文学”一类东西“教化”的结果。纵然有筋，却既没有肉，也没有骨头。而“伤痕文学”发展的结果，就是“太Y和R”、就是“河S”。
人的思想认识，源于实践的体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七亿多人经历了十年多的一场运动。人们的体验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是有差异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的人公开发表了，有的人发表不了。但总不能说，不能发表的就不是见解。就算你不承认它是“见解”，也总是一种存在。难道不许“存在”存在?
人们接受“信息”，并非只是“听”。“听”也不是只听一种声音。尤其是年轻人，思想敏捷，听了一方面的，还想听听另一方面的;听了媒体的、政教的，还要听听乡间的、里巷的。除了听，还要看，还要想，还要探讨。而且“文革”过去并不久，年轻人的老人中，经历过文革的很不少，控制舆论还行，要钳制思想就太难了。这些人们，虽然被人斥为“文革余孽”，“传统势力”，但也显露出斥责者辩解中的几分无奈。
年轻人的体验，如果与“说教”相悖，他就要想，就要思索，就要检讨“道路”。他们从自己社会的历史中检索、寻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也不可阻挡。这与是否认为“文革”的时候“和谐得很”、“莺歌燕舞、均富廉洁”没有多少关系。但如果他们检索的结果与张教授的说教相去甚远，那就不是虚张声势地嚷嚷“千万别”就能够达到目的的了。
在张教授的笔下，文革是混乱的、恐怖的、血腥的。“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
可是从“文革”中过来的年轻人，有的当了官，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 一句话，今天的社会，难道不是从“文革”中过来的“年轻人”承托起来的?不能明白，“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生命力就那么弱?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年轻人”，在此之前也并没有经历过“文革”。如果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话，今天的年轻人，今后的年轻人，又该怎么办?如此理解社会历史，逻辑混乱，不亚于糊涂了的老太太。
“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真够骇人的。但“镇暴”和“文革”是什么关系?如果发生在66年到76年十年之间的事都算“文革”的话，张教授是不是说得太少了?比方说，我们生产队的一头牛在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死了，依着张教授，就该说“这头牛死在‘文革’中了”?
细数“十年”，可被称为“镇暴”的，有青海的赵永夫，青岛的王效禹，西南军区的解放军开枪，至多再算上“四·五天安门”。
赵永夫和王效禹，都是以“震压反革命暴乱”的名义镇压了革命群众，他们也都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箴言是：“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西南就不同。当数以万计的人群不听劝阻，不理警告，甚至也不听中央的电令，不惧“鸣枪示警”，蜂拥着向军事重地冲锋的时候，请问张教授，你说该怎么办?当然，绝大多数的人是受了极少数人的欺骗、煽动、蛊惑和蒙蔽，这极少数的人最后也落入了法网。但是在当时，你说怎么办?
至于“四·五”天安门SJ，据说被捕的不少，“惨死的红卫兵”，没有听说过。再说，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两起“事件”，可以比较一下嘛!
当数万、十数万人，与政府当局对垒不下，节制不了，谁都不能控制的时候，结局只能有两个：或者政权垮台，或者遭到镇压。如果这个政权是不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政权，它终必会要垮下去;如果它竟没有倒，镇压，就总有“正当的理由”!这样清楚明白的事理，讲给大学教授听，真是有点“口羞”。况且除了赵永夫，也不都是针对“红卫兵”的。红卫兵，依照随后和现时的理解，就是指大中学校的青少年学生。
说张教授“随便诌”，并非激愤之词。是说他对自己述说的东西，没有经过仔细调查，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没有寻出“理”，没有理出前因和后果，甚至连事实也随心所欲地违背。仗势、仗名号，训人、欺人。
试问，“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有什么根据?
教授先生，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一个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一个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召开的。仔细了，莫要贻笑大方。
我们不妨翻检一点史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后来(1981年)，邓小平解释说，“这个决议，……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可见，《决议》的做出，是历史、形势的需要。当然，当时也认为，在一些问题上是“拿准”了的。但是，这个认识水平是会要发展提高的。比如，如果在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再做这个决议，可能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但是秀才们几易其稿，总也不能使邓小平满意，毛泽东就是确立不起来。只是在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写党的六十年”，前面加了“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以后，这个要求才算完成。这说明，在写“建国以来”的时候，对毛泽东没有“充分理解”，否定的过多了。或者说，《决议》对“建国以来”的某些评价不准确，没有充分论证出应该总结出来的党(毛泽东)的正确方面。
再比如，《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还有，《决议》的们毫无疑问是熟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他们在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时，就使用了和赫鲁晓夫一样的逻辑。
但是，不管怎么说，《决议》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统一了思想，凝聚了意志，整齐了步伐，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然而由于《决议》自身的缺陷，在随后的进程中，就不能保证坚持《决议》所指出的方向，不能保证兑现《决议》对全国人民的许诺。
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当是实有所指。
现在有些人讲《决议》，就只讲“否定文革”，这是对《决议》的歪曲、对《决议》的阉割!
文化大革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现象，当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定或是肯定，原样的文化大革命都不会“重演”了。然而，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只要这些矛盾还存在，就不能排除“革命”和“斗争”。至于形式，那是谁也预料不了的，但是可以肯定，与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不会一样了。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却是无法杜绝，更无法“消灭”的，也不可能“统一口径”。
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大革命重演”连在一起，没有充分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体制”，就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弊端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起来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倒是真切的：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必然要经过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过没有过去，什么时候过，怎么个过法，不是我们所能想得明白的，总是要过就是了。
虽然人们知道世上万物是辩证地发展的，马克思所阐发的唯物辩证法反映了世界的客观规律，知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事物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用实用主义冒充唯物论，用形而上学、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说“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就没有遵循正确的思想方法。可能是为了推行某种主张，用这样的话来“震慑”舆论。这样当然能收到“推行”的成效，而主张如何，就另说了：如果“主张”是好的，原不必这么推行，即使“这么”推行了，也无大碍;如果“主张”不好，怎么“推”也没有用。如果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减少监督，取消“约束”，以便放开手脚，自行其是，那后果只好留待“将来再说”了。
从《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看，告诫“年轻人”的张教授，不明白“个别”与“全部”的区别，不懂得“宣传”、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不同，不清楚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事实”与的思想取向等等的关系，不了解“文革”的真相，不理解“文革”的实质。用这样的东西“告诫”“年轻人”，不好。要真正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只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成，还要看看“九大”的“政治报告”。
在《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中，也有积极的东西，例如“只有也只需要落实宪法第35条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只要允许正反两种意见的自由辩论，人民不难辩明真相，并对“文革”等所有重大历史或现实事件做出理性判断。”
只是不要只放开一面，否则，就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了。
要真正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只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成，还要看看“九大”的“政治报告”。
这些话，是《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勾引出来的，但既然形成文字，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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