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思想路线上有两个经常提及的口号,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实事求是”。这两个口号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错误倾向,故有必要重新认识。
一、我们要真理干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争议。需要问的是,我们学习真理、探索真理,究竟为的是什么?
人类之所以要探索真理和认识真理,并不是因为真理好看,完全是为了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是毛泽东说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人从猿猴变人,已经经历了几万年。从什么都不会,到学会燧石打火、构木为巢、狩猎、放牧、种庄稼,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如: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学说的建立和发展,已经使我们认识和掌握了许许多多的真理,能让潜艇入海,能让卫星上天,……,正是这些认识或知识的长期积累,终于使人类社会从无知和蛮荒进入了现代文明。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学习掌握的大量所谓知识,许多就是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亦即真理。毕业之后来到工厂、农村及科研单位,每天做的,就是用科学所揭示的真理或规律来不断解决生产和科研实践中的问题,创造新产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聪明的人之所以聪明,往往在于他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和规律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把一个个死结解开。愚蠢的人之所以愚蠢,往往也是因为他不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和规律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一个结也解不开。
真理不怕检验,越检验越证明它是真理。但如果我们拿着真理就是为了检验,检验、检验、再检验,而不是运用真理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无异于让我们一切从猴子开始,这是极其荒唐和可笑的。
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简单,无法在同一种条件下反复进行百千万次的验证,但经过人类社会上下五千年的发展,终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一般的个人见解,他是科学总结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站在时代巨匠的肩膀经过科学的扬弃而继续前行的,是在巴黎公社、《国际歌》这种前前后后史诗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岁月中凝炼出来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进程;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发现,使我们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在迷茫中看到了灯塔,在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寻到了方向。这些重大的规律性的认识,不仅被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所证明,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实践所证明;今天,仍然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和长期滞胀所证明,也被帝国主义长期的资本扩张、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一贯破坏世界和平、掠夺和奴役世界人民的世界霸权行径所反证明。
如果我们拿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不去运用,一味地强调检验,看看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可以没有剥削,是不是可以共同富裕,是不是可以比社会主义搞得更好,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决定上层建筑,发展了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那就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在一切未知的领域,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石头过河,也同样需要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这就是用已知,去求解未知。具体的、包括许多细节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未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怎么搞,这是未知;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已知,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用已知求解未知,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去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纯粹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说穿了,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即使所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照样可以搞市场经济。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了实践检验真理,没有强调真理指导实践,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讲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一句话,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应当站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些历史伟人的肩膀继续前行,而不是回到猴子,重新做人。
另外,认识论以外的东西,比如“真善美”中的“善”和“美”,就不属于真理范畴,不适合用真理标准去检验。“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人”,拿什么来检验?拿“吃小亏、赚大便宜”来检验吗?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拿什么来检验?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有民族气节,要有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要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拿什么来检验?这些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只能拿社会风气,拿舆论导向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绝不能用是否有利于个人利益来检验。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仅仅在认识论的范畴才有意义,如果到处滥用,就会走向低级,走向庸俗,走向实用主义。
二、只有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才会有正确的“实事求是”
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们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在群众中的普遍运用,多是指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不要把好说成不好,也不要把不好说成好。但实事求是的本意,并不仅仅告诫我们要讲真话,而是告诫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在实际事物中、而不是在本本中,去寻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并用这一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实事求是,没有任何错误。问题在于,由于每个人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思想方法不同,在同样一种实事面前,可以“求”出截然不同的“是”。
同样是井冈山的斗争,林彪求出的“是”,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毛泽东求出的“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体现了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同样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求出的“是”,是“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求出的“是”,是抗战必亡,投降,成立伪政权,曲线救国;毛泽东求出的“是”,是“持久战”、“人民战争”、“中国必胜”。蒋介石之所以“攘外必先安内”,让张学良退出东三省,转而进剿延安,是因为共产党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而后快。事实也证明,国民党并不是被日本侵略者打败的,而是被中国共产党赶到台湾的。汪精卫之所以搞投降、当汉奸,是因为汪蒋角逐,汪派失势,如果继续投靠英美,最多只能当国民党内第二、且有职无权,只有投靠新主子日本帝国主义,才可能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持久战”、“人民战争”、“中国必胜”,则是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立场“求”出的“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按照这个“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井冈山的林彪和毛泽东,日本入侵时的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面对的都是同样一种实事,都在实事中去寻求符合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利益的“是”,但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思想方法不同,“求”出的“是”也截然不同。
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去实事求是的问题。目前有些私营企业的效益确实比国有企业的效益高,如果仅仅从这个“实事”去“求是”,你就会得出结论,应当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国退民进,直至把公有制经济缩小到只剩下一点点也在所不惜。如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站在坚持社会主义、站在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立场去“求是”,你就会得出结论,私营经济无限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没有搞好的根本原因是管理体制有问题,因此你就会限制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下定决心去把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搞好。
分配的问题也同样,我们面对的是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其中既要考虑资本所得的问题,也要考虑劳动所得的问题。如果你是站在劳动者和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去“求是”,你就会努力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认真搞好劳动者的按劳分配;相反,如果你是站在资本的立场去“求是”,你就会把廉价劳动力永远当成中国的优势、当成改革的红利,尽可能压住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宁肯让资本获利300%去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也在所不惜。
再如对外开放,如果你是站在发展民族工业的立场去“求是”,就会以引进先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主、并组织力量尽快予以消化,而不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没学到多少,只把GDP留在国内,把大量的利润从中国带走。……
所以,仅仅讲实事求是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纵然面对100个实事,也“求”不出一个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
只讲实践检验真理,不讲真理指导实践,我们要真理干吗?把“红旗”改成“求是”,不举红旗,又何以求是?这都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都是思想路线上的片面性。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条永远也不能丢,永远也不能忘记。
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才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从实际出发,去“求”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又切实可行的“是”,并用这个“是”来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
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写了哲学经典著作《矛盾论》,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里的“共性”,就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个性”,就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这里的“绝对”,就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是正确的,是真理,不能动摇;“相对”,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具体运用,不能生搬硬套,需要通过实践去丰富和发展。
在毛泽东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和辩证发展。
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白色恐怖及其严峻的情况下,科学分析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坚定地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亲自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人民战争等光辉的军事思想。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始终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军队打到哪里,就把土地革命推进到哪里,把政权建设建设到哪里,并在建国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力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力量。毛泽东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既肯定物质的基础性作用,也肯定精神的能动作用,第一次喊出了“人民万岁”!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个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上述列举的这些,仅仅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点一滴,但也体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而且,毛泽东不仅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领导亿万人民对此进行了伟大的实践。用短短28年时间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又在之后的30年中,在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不断捣乱、挑衅和破坏中,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面貌,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建成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一项又一项辉煌成果,并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取代伪国民政府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三极之一。
可以判断,正因为毛泽东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去“求”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之“是”,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以才把“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条件,并把“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头两条。
所以,把实事求是简单地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它只强调了要尊重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实事,要在实事中去求“是”,没有指出求“是”的根据是什么,凭借是什么,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从而抽掉了毛泽东思想中清晰可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他所代表的人民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求”实现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之“是”,才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相反,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讲人民,发现问题不敢承担责任、不及时纠正错误,就不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检验这一真理,主要是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两者的结合。结合的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得快;结合的不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得慢,甚至出现挫折。正是在这种结合中,在对结合的不断探索、实践、反思、检验和总结中,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才产生了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力量和实际效果。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我党要想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应以毛泽东同志为榜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这种结合更有成效、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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