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全党全国人民饮水思源，抚今思昔，更加思念、怀念和敬仰毛主席。
改开以来，我国总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毛泽东只抓阶级斗争，无心生产建设，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使我国经济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始作蛹者就是邓小平。他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他又说：“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137页)
这种论断无视客观实际，纯系主观臆断，不可不辨析清楚，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毛泽东以公道!
一、 重视阶级斗争同“以生产为中心”乃辩证的统一
无庸讳言，说毛泽东视阶级斗争，一点不假;否则，就不是毛泽东了。但如果由此就得出结论，他无心经济建设，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显然是误解，乃至曲解!
其实，在毛泽东的认知里，重视阶级斗争同“以生产为中心”乃辩证的统一，即使战争年代也是这样，建国后当然更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毛泽东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時就深感“经济问题”“成了极大的问题”(《毛选》第1卷，第53页)。延安时期，抗战炮火连天，他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在政、军、经、财、文和锄奸等等项工作中，“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同上书，第370页)。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决战，他告诫晋绥干部“要好好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选》第4卷，第1311—1312页)
可见，毛泽东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尚且如此，又那能设想建国之后却“一反既往”，否定以“济建设视为中心”呢!
事实也是这样。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面制定了党在建国后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一方面提出：解放后“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但同时又指明：国内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选》第4卷，第1429、1428、1433页)
从1955年到1958年，毛泽东反复提出：“三大改造”完成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文集》第7卷，第351页)但与此同時，他又肯定资产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1962年8月十中全会，毛泽东基于“主要矛盾”考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有人确认这还不是“否定以生产为中心的铁证”呢!殊不知，正是在这里，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以生产为中心”再次辩证统一起来。他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阶级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同時提醒大家注意庐山会议以来的教训，“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54页)这里所谓“工作问题”即经济建设。
凡此种种，不亦而足。
可见，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始终是把“以生产为中心”和重视阶级斗争辩证统一起来，这有其深遽的哲理依据和深刻的政治考量。
首先，这种建国方略深深植根于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上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而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如果说，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选定“唯物史观是党的哲学根据”，忠贞如一，那么，把重视阶级斗争同“以生产为中心”辩证统一起来，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毛泽东看来，它们是两个不同范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的问题：“生产中心”是从全社会而言;而“阶级斗争”则是就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来说。社会基本矛盾又总是要通过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表现出来，二者密不可分。否则，势必偏离开了唯物史观。
其次，此种建国方略是共产党宗旨和使命决定了的。共产党创立時就明确规定，其最低纲领就是要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就内含着变革社会制度和改变经济落后状态两方面基本任务。毛泽东50年代初就把这种党的宗旨和使命具体化为建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为此奋斗了终身。不坚持“社会主义”，即使实现了“四个代化”，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四现代化”;不重视生产建设，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定是“梦里空花”。
再次，此种建国方略还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坐稳江山，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在确认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前提下，把重视阶级斗争和重视发展经济辩证统一起来，乃客观辩证法的要求。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了有一段重要的话，可资佐证。他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最后，此种建国方略也是着眼于争创世界大国地位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就是要彻底终结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压，争创世界大国强国地位。如下这段重要批语深刻反映了他的心声。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一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0页)“无心经济建设”，不是毛泽东呀!
总上可知，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始终是把“以生产为中心”和重视阶级斗争辩证统一之道，结合之道。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视为冰炭之不能同器，要么“以生产为中心”，就无视“阶级斗争”，反之亦然，那实质上是有违于，甚至背离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不是说前三十年在实际工作中这二者的“辩证统一”都结合得很好，其实结合得不好，阶级斗争“看得太重”，“干扰了我们的工作”，伤人过多的事，是時有发生的。这种沉痛的教训，应当永记不忘!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辉煌成就狂飊史册
列宁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的范围。
毛泽东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发端和起步的，又遭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的军事经济封锁，也几乎没有外援，全党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硬是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建设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把一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世界强大国家。
从1949-197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42亿元左右增长到4681亿元，增长32倍。与此同時，我国各工业产品的产量迅猛增长。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820亿度，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35亿，增加近19倍;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3448万吨，增加211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至此，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先列。1978年棉纱产量跃居第1位;原煤跃居第2位;钢产量第4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8位”。粮食、肉类、食物油产量跃居第1或第2位;棉花产量跃居第3位。(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毛泽东与苏联不同，坚决贯彻以工业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1979年的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增长3.4%。这种速度明显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我国年产粮食11,320万吨，到1979年增至33.211.5万吨亿，年均增长3.7%。这一年全国人均653斤，大致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难题，创人间之奇迹!农产品的迅速增长，是新中国大兴水利建设的结果。毛泽东时代，中国亿万农民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持续大兴水利建设。从建国到1981 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经历几千年达到的低标准的三亿亩，增长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1952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8.5%，1979年增至45.2%。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为印度、美国、苏联等国所不及。
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的光辉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本文不再无庸赘述。
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从1949到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343元。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页。)毛泽东时代坚持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凸现了无比的优越性。这不仅表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体现为发展成果最大可能地惠及了全国的劳动大众，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那時无失业之痛，亦无住房、医疗及上学之苦，社会福利，保障全民，中国古往今来绝无仅有!因之，前27年中国人均寿命的也就大幅延长。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报》显示，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其中男性公民人均66.95岁，女性人均69.55岁(到2000年中国人均寿命由68岁增加到71.4岁)。短短三十年，中国人均寿命竟延长达33年。这是经济建设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的集中体现!
总之，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7.4%，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当然，比之改开后30年年均增长的9.4%，是低2个百分点。如果以这2个百分点作为“重视”与“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标准，那岂不荒唐到了极点?这同邓小平自己1979年3月日也不得不承认的：“毛泽东时代国家，用30年时间起完成早期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 岂不自相矛盾?难道这是所谓“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论断岂不自相矛盾?再说近五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不是一直在7%多拼挣，岂不也就顾成了
“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代中国工业化的光辉伟业与日月同辉。
三、中国工业化的光辉绩效的国际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光辉绩效，通过国际、国别比较，也就“胜于雄辩”。
先同，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
新中国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起歩，原本比印度还差。以人均产量单位印度(1950年)与中国(1952年)相比：煤为97公斤—96公斤;粗钢5公斤— 2.8公斤;生铁4公斤—2公斤;电力0.01千瓦—0.005千瓦;水泥9公斤—0.014公斤;纱锭0.03枚—0.01枚。然而中印两国竞赛的结果，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尽管年平均增长率6%。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加迅速，1953-1979年年平均增长达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也比印度增长也快些。(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19日)
再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而新中国大约同期工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11.1%，农业年均增长3.4%，都比发达国家高许多。
复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
还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3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2年3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英国1860年为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一到3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141%。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瞭。上述比较表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绩效，无论是比国情相近的印度，还是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时段，乃至比同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更快更好，凸现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因之，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和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那么，中国人民更有理由为毛泽东时代工业化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感到更自豪!
四、“第三只眼睛”也不乏公道之论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是一位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他在《为了建设新中国》一文(原载《英才》杂志1998年第12期)里，对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毫不含混的评价。他说：如今中国“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然而，“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是以一个小小的工业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人均工业产量的1╱15。然而，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已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业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近90倍。到毛泽东时代结束这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从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
然后他一一列举“令人惊异的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以及“两弹一星”的成就后得出结论说：“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其实，毛泽东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的所谓经济停滞的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工业舞台的几个后起之秀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的发展却远不如工业成就那样可观。“1952年到1975年间，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两倍”。但“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却只有17%……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7%，而人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人口手中。’”
莫里斯•迈斯纳最后还特别指出，“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实。”他盛赞在教育、保健，卫生、全民福利保障“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中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强。”“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
“第三只眼睛”亦不乏公论。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辉煌业绩早已铸成为历史，深深嵌入人心。历史乃客观存在，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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