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不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狭义”意义上的理论，因为它仅仅是针对“走资派”提出来的。如果从“广义”上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么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命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缺憾：由于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做更广泛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全面、更正确的解答。
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无产阶级之所以还必须坚持“继续革命”，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长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这里，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的确是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同时，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阶级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这样认识和研究问题，就不可能全面认识“继续革命”的全部使命，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继续革命”的历史重任。因此，我的认识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不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按：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斗争;而“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本办法不是“阶级斗争”，是消灭“孕育”和产生阶级的“土壤”——这个“土壤”既包括生产力的因素，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某种“总和”，即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
造成毛泽东出现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还不很充分(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创立“继续革命理论”的过程中，以主要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政治方面，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而没有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探求“继续革命”的真谛。我们虽然不能说毛泽东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确实是片面的。阶级斗争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部分内容，不是全部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阶级斗争虽然应当经常受到“关注”，但是既不能把一切社会矛盾都当成阶级矛盾，也不能用大量时间来搞阶级斗争。关于这个问题，虽然他也曾“特别地”说过，但是认识上的不彻底性，在行动上必然出现摇摆性。
关于这问题，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地位问题
早在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现在，人们对这个讲话只记得两个“务必”了。其实，这篇讲话的内容极其丰富，说它是一篇“建国方略”一点都不过分。
在这篇讲话里，虽然在十个要点中，只有两个要点是讲经济工作的，但是从篇幅上说，却占了整个讲话的五分之二。所以，人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是把经济建设问题当作重点讲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措词”上看到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他说：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制定了基本的方针和路线，并且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巨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建立了完全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 “核武库”以后，才真正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西方欺压的历史，使它们再不敢漠视中国的存在了。【按：文革后邓小平们制造的“崩溃边缘”论纯属别有用心。倘若当时的中国真的如他们所说到了“崩溃边缘”，怎么可能发生两件改变世界面目的大事件呢?——即：一、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新中国的代表;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到北京来“朝觐”、“示好”。】
但是，在他主政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能够始终坚持这种认识，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左右摇摆”：有时候出了急于求成的“左”的情绪，有时候则出现了重视不够的“右”的倾向。
具体地说：在1957年和1958年期间，由于过去一段时间(1953年至1956年)的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因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一万年太久”的思想，提出了“大跃进”口号，结果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倒退。虽然这期间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但是问题与挫折也是十分突出的(最为严重的是浮夸风和资源的破坏)。【按：关于“大跃进”中的错误虽然不能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负责(甚至不应当负主要责任，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是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的)，但是他确实是负有重要作用的;虽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含有一定的“辩证”思想(既要“多、快”，也要“好、省”)，但是，总的思想是求多求快的。】
而在另一些时候，又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过多进行政治运动，实际上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这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最高峰。【按：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他都是目”，把阶级斗争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一文中作了讨论。】
就总体而言，毛泽东虽然并不是只关注阶级斗争问题，不关注经济建设问题，但是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对阶级斗争的关注程度确实超过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他虽然也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并列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但是他还是把阶级斗争视为“钢”。这不能不说是他认识上的一个严重偏差。而正是这个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行动上的偏差。
二、关于所有制问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是一切曾经的和目前还是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区别。
但是，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很可能需要经历数百年时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所有制的转变(即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在极短时间里的快速的、突变的过程。
其次，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以后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公有制”的情况看，一直是存在着大问题的。这里仅列举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虽然企业名义上是“公有”的(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然而劳动大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即现在人们所说的“产权”)。真正掌握着企业所有权的是代表“全民”或“集体”的上级领导机关以及他们任命的企业领导人。【按：邓小平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他们实施“改革开放”路线后，能够随心所欲地决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命运，或者将企业以“零资产”奉送给他们的“意中人”，或者随意地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对企业职工更是随意地“下岗”。】
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大众没有劳动成果分配的决定权，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上级领导机关及他们任命的“领导者”手里——他们不仅可以随意制定分配方案，而且可以随意以“三公”名义消费。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大众没有决定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这个权力牢牢掌握在“上级”领导机关的手里——这正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这是他为什么要搞“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比起邓小平们，毛泽东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他不仅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努力地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实践证明：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上，是不能操之过急的——既不能“赶速度”，以为越快越好;也不能“追纯度”，以为越“纯”越好。这个问题上，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犯了“急性病”，违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一切今天的和今后的社会主义者们，都应当认真地汲取他们前辈的教训，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来。
三、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一直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影响下规划着自己的经济模式。
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几十年实践证明，由于没有处理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虽然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优越性，但也突出地显现了不容忽视的弊端。【按：所谓优越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集中力量建设最迫切、最重要的经济项目(这一点尤其在特定的情况下更显其强大的优势，比如在战争时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时期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序”的建设。所谓弊端，也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领导权过于集中，其结果不仅易滋生官僚主义，且在发生决策错误的时候不易纠正;二是压抑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发展，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即由资本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或曰“比例”)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不断变化——就是说，从社会主义的初期到中期到后期，计划经济应当逐步由较少到较多到全“覆盖”，而市场经济则应逐步由较多到较少到全“退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是任何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应有态度。【按：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这些错误都不是方向上的错误，与邓小平的错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出这样那样问题的，没有问题、不犯错误的人或国家是没有的。任何不实事求地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以偏概全，都是不足取的，更不待说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了。】
现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这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曲折罢了。
全面而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不仅是今天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者肩上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而且对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切有使命感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一定要自觉地担当起这份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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