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无产阶级不仅要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还必须建立完全属于本阶级的民主制度。而要做到这一切，无产阶级除了要及时地总结自身的经验外，还应当向过去的统治阶级学习，特别是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种斗争形式只能是“继续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能是主要的、“常规”性的斗争形式。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如今，社会主义的实践已近百年。百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但是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期间，有巨大的胜利喜悦，也有巨大的失败伤痛;有不少成功的快乐，也有很多挫折和迷茫。
不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以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一些大体相同的经历：在取得政权之前，都曾同旧政权进行过浴血奋战;在取得政权之初，又经历了被推翻者的各种形式的明枪暗箭;在政权稍微巩固一点，就为医治战争创伤和收拾旧社会留下来的烂摊子而艰难奋斗;在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的时候，革命队伍里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就开始“掉队”甚至走向“反面”。此外，他们还要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和平演变”甚至武装进攻。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近三十年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多次的、反复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战争;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批判胡风;整党与反右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按：每一次“批判”或“运动”，都是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领导进行的这些“批判”或“运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都充分发动了群众，都有最基层的群众参加。实践证明：这种“斗争”形式既有显著的优点(这是主要的)，也有不少问题(是第二位的)。其“优点”是：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并且自身也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主要经验及“问题”是：群众的觉悟水平对于运动(斗争)的过程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群众还极易受本身的“情绪”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因而常常出现“忽左忽右”的行为——有时“打击了不该打击的”，有时则“该打击的没有打击”，甚至还会出现内部的互斗，造成自身的伤害(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也是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政治运动。他在总结过去阶级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这个理论的“大演习”。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种斗争形式只能是“继续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不是也不能是主要的、“常规”性的形式。
为什么?
首先的，也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与过去的革命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时候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成为了“统治阶级”，而原来的统治阶级则“降格”为被统治阶级。【按：实际上，这时候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为它已经不再“无产”，而已经“有产”，只不过是以“阶级”的名义掌握财产的。在本人的各种文章中之所以对此没有做任何改变，不过是“从俗”罢了。】
在过去，无产阶级的敌人是“拿枪的敌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是毫不客气、“手下留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果不拿起武器，“以暴制暴”，幻想他们的敌人会“发善心”，会“和平交权”，无疑是白日做梦。
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对于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般情况下，是用不着像过去的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那样，始终用“枪”的。无产阶级不仅有足够的力量而且有足够的信心，用“平和”的、“文明”的手段完全可以“治”住自己的老对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之一。【按：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看，除一两次外，基本上都是“文斗”，“文化大革命”也正是此意。在一些运动中出现的“武斗”，既非毛泽东的本意，也非“继续革命”的规律。】
其次，隐藏在执政党内、政权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虽然性质上也属于无产阶级的敌人，但在“形式”上不属于“拿枪的敌人”。所以，同他(们)的斗争应该用“文斗”，而不应该用“武斗”。
第三，“继续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不仅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所谓“新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过去没有、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二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所谓“极其复杂的问题”，原因就更多一些。比如，“走资派”如何界定?如何区分“走资派”与“犯错误干部”?怎么识别“老革命”与“走资派”(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代干部大都是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判定”走资派的最后权力由谁来掌握?如果这些“复杂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解决，那么与走资派的“斗争”不是瞎说一气，就是乱斗一场。【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走资派”如何界定?二是“走资派”由谁来判定?关于如何“界定”，我的看法是：一、“走资派”不应该简单地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更应该从“路线”的意义上去理解;二、“走资派”绝不是哪个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帮人”的集体行为(因为任何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是很难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走资”的);三、甄别是不是“走资派”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至于“走资派”应当由谁来判定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这个“判定”权应当由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至少应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来掌握，而决不能由少数人(更不要说是“几个人”)说了算——这当然给“界定”工作带来了困难，也给“走资派”带来了“机会”;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如此的“乱局”，除了别的原因外，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也是重要原因。
毛泽东无疑是“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驾驭每一次群众运动。为什么?原因是清楚且“简单”的：第一，因为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都有其“特殊性”;第二，尽管他对群众运动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比别的人高，但也不可能对每一次运动的过程与“细节”都估计、考虑得那么“周到”，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都“未卜先知”;第三，虽然他是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但是他的思想、意图等等都得由别人去实施，而别人如何实施，则完全取决于他(他们)对于他的思想、意图的理解了。【按：在我的《物质与思想辩证二元论提纲》里指出：“思想的实践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思想者本人践行自己的思想;另一种则是某人(或某些人)践行他人的思想。在前一种情况下，实践与思想基本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即使在实践发生偏差时，一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纠正)。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可能会“忠实”地、准确地践行某种思想;有些人可能会对某种思想进行“修正”后再践行;有些人则完全是根据自己对某种思想的“理解”来践行;而有些人可能有意地与原来的思想完全相悖的意思去“践行”，等等。”这里的情况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
由此可见，在他发动和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总有同他的思想、“战略部署”不相符合的情况出现(有些甚至是严重违背他的思想的)就完全不足为怪了!【按：很显然，这是任何由“人”领导的斗争或运动(当然包括“继续革命”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既为无产阶级政党“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也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创造了基本保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含义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只对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实行专政。
当然，人民群众还有一个觉悟不觉悟、觉悟到了何种程度等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尽管人民群众在运动中享受了最充分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还没有正确运用这种权利的必要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还没有建立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运用这种权利的配套制度，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乱用”、“滥用”这种权利的局面。
但是，从根本上说，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始终依靠群众的“大多数”，舍此别无出路。
毛泽东对于“民主”问题，一向是极重视的，不仅有大量的言论，而且在许多方面努力进行了实践。比如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民主制度”的建设;在“前三十年”，中国的工农大众普遍享受着包括集会、游行在内的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权利。
这里要特别要说一说他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在延安时期，他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破解所谓“周期律”的方法，这就是“民主”。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遗憾的是，尽管他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认识和一定的实践，但还是没有能够冲破传统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观念，特别是没有能够充分吸收过去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上没有能够走出突破性的一步。正如我们反复说过的，毛泽东对于“继续革命”必要性的主要方面的考察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他的主要论断是正确的，预见是英明的。但是，关于“继续革命”的“方法”，他的思想却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暴力”革命的传统方式上。【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时代的与个性的局限。毛泽东也不例外。因此我们不能过分苛求于他。但是，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还是不能不对此表示一种遗憾的。】
我们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论者。我们不仅要继承革命先行者们的一切正确的思想和理论，而且要从他们的失败或挫折中总结应有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补充和完善他们尚不完善的思想理论，以便使自己的斗争进行得更顺利，不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走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
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可以作为一种“常规性”的继续革命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无产阶级应当及时地建立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用完备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使无产阶级的政权牢牢地控制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手中。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正确的“执政思想”如果不能“制度化”的话，那么这种思想是很难得到长期的、稳定的贯彻和实行的。在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比东方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有更丰富的经验。它们是东方无产阶级很好的老师。【按：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把“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当作不同的“方圆”的话，那么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执政思想”就是形成这些“方圆”的“规矩”;但是，倘若这些“执政思想”不能“制度化”的话——即把“规矩”固化、“硬化”，那么，这些“方圆”也不能“固化”、“硬化”。资产阶级正是由于把自己的“执政思想”制度化了，所以资本主义也就“制度化”了。这是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长期的资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建立起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主要是两党制)，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但是，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无疑是具有“核心”地位的。【按：毫无疑问，任何“民主”都是有严格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然只有资产阶级能够充分享用，而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享用”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确是相当民主的(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虽然也会有例外，但那是个别的和暂时的)，而且是比较“自觉”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维持和巩固其“阶级专政”的绝对需要。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它从自己长期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结论，另一方面是它“认真”地向过去的封建阶级、甚至奴隶主阶级学习的结果。】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还很短，经验还很少。而且，无产阶级的目标不只是夺取统治权力，还要建设一个完全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它不仅担负着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的“财富基础”的历史责任，而且必然要受到比过去的任何统治阶级所遇到的大得多的阻力甚至反抗。【按：这种阻力和反抗不仅来自同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而且来自有几千年的历史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不仅来自无产阶级的外部，而且还来自内部。】
所以，摆无产阶级面前的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不仅要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还必须建立完全属于本阶级的民主制度。而要做到这一切，无产阶级除了要及时地总结自身的经验外，还应当向过去的统治阶级学习，特别是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过去曾经是和现在仍然是的)，无一例外都是实行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局面当然是无产阶级在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它既是一种历史的成果，也是一种历史的包袱。
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时候，实行“一党”的团结局面是有利的、明智选择。但是，在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一党专政”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首先，“一党专政”必然使执政党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使一切“监督”成为空话。其次，“一党专政”的体制事实上取消了人民大众对国家领导人的选择权，这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否定。第三，“一党专政”使无产阶级政权只能寄希望于党的领导者的德才水平。第四，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由于政党内部的制度(特别是组织制度)，德才水平实际上高于“领导人”的人可能在有意无意间被埋没甚至被压制;一些真正忠诚正直的人由于“好”提不同意见而可能受到压制甚至打击，而一些善于阿谀奉迎的人反而受到重视和提拔，其结果是给了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攫取最高领导权以可趁之机。【按：实践已经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做了充分的、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除了在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有所建树外，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方面也进行了具体的探索。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他探索的最重要成果。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在整体上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比一枚“橡皮图章”的作用更糟糕。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在无产阶级内部真正实现高度的民主呢?我认为，除了人民大众享有切实的民主权利外，实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以及其他各种配套制度(包括最高权力的适度分散、监督制度的严密可靠、司法制度的完善等等)，应当是一种正确而明智的选择。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则是这种新制度的核心。【按：人们通常主张的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一盘散沙”的人群即使言论等很自由，也难于将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更难形成真正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的人们才有可能形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最高形式就是政党。】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同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两党制”下的两个政党都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发生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不发生变化的基本保障。
有人或许会问：实现无产阶级两党制有可能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依据是：一、在任何人群中，都存在着不同，都不可能“铁板一块”，无产阶级队也不例外;二、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人们的思想认识永远是存在差异的，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认识。在无产阶级以前，一个阶级有多个政党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难道无产阶级有多个政党倒成为奇怪的事情了吗?【按：在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到目前为止，人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共产党不能分裂”这种思想(毛泽东本人就很突出，他曾经多次说过“要团结，不要分裂”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政党”在某种情况下，“分裂”不仅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很好的事情，它会促进政党的更新，提高政党的活力。必须认识到：政党的分裂与国家的分裂完全是两回事。在现阶段，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不能分裂的。这里拿“人”做个比喻：一个人是不能“分裂”的，“分裂”了不死即残。但是人体内的正常细胞是可以而且应当分裂的。正常细胞的分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人体具有强大活力的反映。倘若人体细胞不分裂了，那么这个人体的生命也就快要结束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包括执政前和执政后)，曾经多次出现过分裂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同人们擦肩而过了。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过去的”就是不可改变的“过去”。但是，作为宇宙间具有最高智慧的人类，特别是作为发展到今天的最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应当适时地作出明智而理性的选择。【按：毛泽东有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将相;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很明显，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内存在不同派别这个事实早就认识到了。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是有“必要”的话，那么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失去”了这种“必要性”了。】
综上所论，我认为，既然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实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那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原来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局面就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改变，过渡到无产阶级的两党制。
或许我们还要走相当长的路，才能真正实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无产阶级两党制。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天肯定是会到来的。而这一天的来到，一定会给人类真正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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