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的左右两派争论中，可以惊奇地发现，左右两派对官僚资本具有相当一致性的深恶痛绝。官僚资本的猖獗，已极大败坏了党和政权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信仰危机，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加之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缺乏科学的研究和结论，导致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其实，归根结底，世界社会主义的衰亡是官僚资本极其严重的祸害作用。
从国际腐败观察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世界最腐败(CPI：腐败感受指数)排名看，中国的腐败比起巴西印度好多了，并不像前国家总理温家宝说的那样导致亡党亡国。这就说明腐败导致"亡党亡国"完全不符合世界现实状况，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常识，但避重就轻，忽略了根本性问题：中国的腐败产生于官僚集团，中国最现实的危机就是官僚资本。
"官僚"一词最早出现《国语·鲁语下》："今吾子之教官僚。";《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百度百科解释"官僚"：官僚表面是制度与权力，本质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管理阶层，要想做实事就不得不要懂得利用官僚。官僚制有四大特征:等级严格、非人格化、延续性、专业化。笔者认为，经济改革中的官僚一词的解释应该是包括腐败官员以及其利益纠结体。
现阶段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什么？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真正需要改革的内容就在于此。
财富论坛指出："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2010年，"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的消息立刻被网络疯传。一个多月后，人民网发布调查报告，援引权威专家，称此数据为"拼凑嫁接"、"以讹传讹"。然而没有回答真实的数据到底是多少。结果引起了更多的讥讽与嘲笑。关于"第一桶金"与"原罪"的争论，使官方的公信力几乎荡然无存。
官僚资本形成的这一过程直接反映在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演化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从各方来源汇集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数据。资料来源：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1999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第107页。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005数字来自全国工商联调查。(见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 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注意，2000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阶跃，而这期间正是所谓 MBO(管理层收购)肆虐之时。李成瑞指出："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同上)可见党员资本家中，近八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工人、农民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反腐专家林喆透露:截止到2010年，中国"裸官"已超过118万。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该报告披露：
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中国官员表面收入不高，但据调查，官员09年"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人民币，比全年中央财政收入还多。同时，中国官员"灰色收入"的增幅，亦比GDP增幅更快。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北京未列入)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官僚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数据比率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既得利益的官僚资本集团。
官僚资本的严重祸害性，不仅可以从世界国家看的到，在中国历史上也清晰可见。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所以，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
官僚资本危害性表现在损害公平、危害社会稳定、降低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具有迟滞、阻碍社会的政治改革和追求暴利的天性。
官僚资本占有了超过自己创造财富的其他团体的财富，而这种财富并非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有效财富，所以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削弱其他资本的发展能力，必然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加速贫富分化，导致社会严重对立而引发重大危机。
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僚资本产生，蒋介石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盛行，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研究历史经济的经济学家贾根良对于洋务运动和四大家族经济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有深刻剖析。
官僚之所以拥护"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就是反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们依靠的权力资源正来自于现行政治体制内的某些恶性基因，"维稳""和谐"到了基层越来越离谱，就是官僚对政治危害性。
厦门大学教授曾飞指出，两千多年的专制政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权力崇拜观念。一旦进入了"官"的系列，便拥有了权力，这个权力若不用来为民造福，公权必将异化为私权，一切都将变质。
官僚为什么还要打着"社会主义"大旗，是因为看中了社会主义资源国有的垄断性。"党的领导"在他们那里也变成了高官支配和高官子弟的"集体世袭"。坚持几项"原则"则变成了不允许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彰显最基本的普遍性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个装饰语，使他们的财富增值的"市场经济"才是他们重视的。最好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变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他们的真心向往。他们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假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官僚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才是躲在或左或右派系中制造矛盾，激化矛盾的人民的真正敌人。
在中国，从洋务运动到现在，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查证出有一条很清晰的官僚资本经济导致亡国的路径：洋务运动产生的大量官僚资本经济，在遭遇外部（日本侵略）打击后不堪一击，导致清朝急速崩溃。之后的蒋介石也是遭遇（最有名的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祸害，引起全民厌恶腐败而投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有蒋介石败逃台湾。今天中国的人民也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类似的求新求变的改革，而所有的事实数据证明，中国已经面临第三次官僚资本的严重祸害。
政治与经济是如此难以撇清，即使在民选政府中，削弱和遏制社会整体的腐败、官僚的运行效率比较优势，但资本勾结政治力量还是一样会滋生壮大，更别提在专制政府了。清朝洋务运动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引进来新技术，而同时产生官僚资本，买办、官商勾结非常正常。结果，买进来的炮是哑炮，甲午一战，洋务运动彻底毁灭。这里也有曾国藩的一份"功劳"。中国清朝末期的军阀割据状态，实际上就是曾国藩(湘军制度)一手造成。从清朝官僚资本经济兴亡到蒋介石急速败于四大家族的官僚腐败资本，官僚资本经济造成国家经济急速垮塌在中国已经有两次深刻的教训。
官僚资本经济的复辟，必然伴随政治在某些形式上出现复辟。比如讲排场、讲高档，比如二奶三奶甚至无数奶，比如下乡视察封路，比如铺地毯迎接，比如壮观车队前面开路，比如公安前面开道武警后面压阵，比如极具封建官僚形式的钦差大臣巡视制，比如几千万的妓女，这些与当初搞改革的小平同志思想本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官僚一词在《辞海》的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中国的巨大官僚资本形成，是系统理论指导下造成的。
"摸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引领无数官僚进军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领域。5000万国企工人几年之内急速下岗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官劫民生的事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也不会做的大坏事，造成腐蚀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也造成封建官僚的腐朽思潮死灰复燃，这种说法在官场明显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排场化、办公大楼奢侈化、公车高档化、公费消费高档化等等事例中得到了明证。十几亿人民就这样被矛盾理论体系实际就是毫无理论诱导下走进了官僚的资本经济。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拉美，非洲，亚洲等欠发达地区，广泛存在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它的广泛存在，实际就是导致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拉大经济差距的政治主要原因。而现代官僚资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遭遇强权帝国（美国）资本多重力量打压下，完全充当了经济汉奸角色。
在世界范围看，除了一些资源极其丰富、地处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穷国家一般都具有官僚资本经济形态。这些看似经济原因致穷，实际上是政治官僚化的恶劣影响。这些世界穷国被西方不断掠夺，靠出卖资源为继，出卖血汗产品，官僚资产阶级是无视这些深刻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状况的，这也是形成世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主要原因。官僚资本的危害表现在主要的两个方面(下文有详解)，第一是政治的危害性，第二是经济的危害性。这两个危害性注定了穷国更穷，富国更富。
世界贫富差距现在越来越拉大，当然不能够排除外在的原因，现代社会高度的文明遏制了通过战争直接掠夺成为利益诉求的手段。西方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几乎都是通过经济强势话语权、掌控弱国腐败官员、和平演变等隐形手段造成弱国政治危机，迫使弱国政权阶层达成利益输送，这些手段在近几十年非常多见，而且渐渐浮出水面，让世界人民看清。最为明显的是美国的假民主旗号，一方面以民主大旗压制不会就范的专制穷国，一方面又与专制政权密切勾搭，即常说的美国双重标注态度。可以这么说，美国永远不会改变其双重标准方式，因为这是美国乃以寄生生活而生存的掠夺世界利益诉求方式。西方隐形掠夺利益手段，是代替战争直接掠夺的另一种更"文明"的掠夺方式，必然是通过弱国官僚资本才能够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有了官僚资本才会有美国隐形掠夺的可能性，官僚资本才是国家最根本的祸害原因。现代官僚资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出血性出口经济完全证明官僚资本已经充当了经济汉奸角色。
中国面临畸形经济的困境，出路在哪里？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革命歌声熏陶下，与新中国同龄从下放到下岗的一代人，这个曾经站起来的主人翁群体，现在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最弱势、最艰难、最无奈、最底层的"弃儿" 群体。这个群体达到了五千万之众，党和国家本应该的导向政策中消失了对他们的考虑，他们在国企改革大潮下被下岗，被推向社会，那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上有老，下有小，自身病体缠附、年龄偏大、缺失文凭、缺乏再就业条件和机遇。他们被痛苦磨难煎熬，甚至被基本生存、社保、医保等生活现实逼得饥寒交迫、走头无路。他们各自保留了怨恨，因为他们对党和国家充满希望。绝大部分人是在观望等待，而当他们的儿孙反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拼爹拼爷得到一套容身之所，他们掏空几代人的积蓄也买不成一套房子的时候，就算再有耐心，再有期望，他们也会被迫把这种怨恨告诉下一代。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这种怨恨极容易集聚怒潮!
一个叫梅子的网友这样说道："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不断的欺骗、忽悠我们，穷人可以通过卖淫合法化致富，穷人可以出卖生育指标给富人而发财，穷人可以拆迁搬出城市中心去养老，穷人可以吃转基因主粮能糊口，穷人可以再世世代代为权贵资产阶级做牛做马而活命。然而，官僚资产阶级嫖娼、包二奶就合法了，财产就可世代有子孙继承了，就可以继续世世代代剥削压迫我们下岗失业工人等所有穷人了"。
因为官僚资本产生于制度，所以，破除官僚体系，杜绝官僚资本，使中国经济步入正轨，最根本的问题是改良制度。
官僚资本的产生最大原因是中国财政开支缺乏有效监督。建立健全财政预算，严格化审计工作，是防范官僚资本的最重要举措。
破除官僚资本的恶劣掠夺性造成社会对抗的动荡，中国还需要遵循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等普遍性的财政开支比率。
中国经济发展重大决策违背西方经济发展的精神要旨。投资、消费、出口，是西方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发展基本理论三要素。三驾马车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其内在因素很重要。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中国经济，政府介入投资领域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社会效益。对消费的拉动，中国经济决策层却出现与西方经济学严重对立的社会保障论调。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谓精英学者认为高福利政策带来大众的懒惰性，而事实上，西方发展历史找不出这样的证据。相反，西方国家一直不断通过增加社会福利保障比例，以促进大众消费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
2011年3月8日, 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指出，据资料显示，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与全世界相比仍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投入还有进一步加大的空间。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几个主要指标来看，再进一步加大投入总量的空间还是有的，根据2008年的一个资料，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与全世界相比，比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还低13%，比3000-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要低24%。
任何国情论在社会福利保障占国家财政比例数据面前都失去说服力。因为国民拿到的福利不是在具体数额上的多少，而是占据GDP的份额。建国以来，中国沿袭历史比较，社会福利所占国家财政比例是重大退步，比穷国比富国都不能比，所谓的国情论完全是一种荒唐的为经济改革实质是恶劣掠夺的掩盖。
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各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各国政府推行的社会福利项目愈益增多，开支空前增长，并且在政府开支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初期，除个别国家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所组成，并且各有一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空前增大。
如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至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有网友经过综合性分析指出，世界最清廉国家是社会福利保障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社会福利保障对国家政治的良性促进作用。由于能力有限，笔者无法对世界国家提高社会福利占GDP比例导致消费提高、提升经济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但从西方在历史上普遍性的提升社会福利保障占GDP比例看，提升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带来了西方政局的稳定；第二，很大程度提高大众的消费，不同程度提升国家经济；第三，遏制腐败相当有效。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智库研究员高连奎认为：现实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高福利国家也可以不欠债，低福利国家照样可欠债。另外"国穷"并不一定就是民富，而很可能就是美国这种"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和民众都非常穷，而只是便宜了少数富豪。世界实践证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奉行里根经济学的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福利国家反而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
从世界历史发展看，高储蓄观念是中国传统观念的说法毫无依据而且非常可笑。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高储蓄是官僚资本的特征，从银行存款实名制到财产公开的艰难程度看，腐败集团最担心的是暴露官僚资本的高储蓄状况；另一方面，大众高储蓄是中国社会福利极其低微产生的必然反应。
真正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通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已经成为中国主要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超过了玩庞氏消费游戏的美国人。但中国拥有这样的消费人群却出现近年来大众消费下降趋势。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拥有购买占据世界一半的奢侈品，近年来每年逐渐增加超过三千亿的国外消费，新京报报道北京每月消费鱼翅上亿，完全是展示出官僚资本带来中国畸形的消费，扼杀了真正健康的大众消费。
官僚资本会导致国家产生很危险的对外贸易也是个非常让人伤心的话题。改革三十多年，当初的本意是引进技术和竞争机制，争取有限度的保障性的外汇储备。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口只是停留在出血性的产品上，追求盲目的数量扩大，外汇储备无限制性增长，任由外资肆意扩大出血性产品加工产业，政策导向严重失衡而使出口经济发展偏离正轨。相反，西方出口却是瞄准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过剩产品。
布热斯津基，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曾经是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1977年至198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百度百科解释他是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实际上这个定义非常有局限。他承继了美国先前就固有的传统思想，在地缘战略思想和国际关系中具有特别突出的智慧。他对于世界发展趋势和规律确实掌握的深透。在美国对外战略上几乎都有他的思想影子。深谙中国官僚资本经济形态的布热津斯基，呼吁在未来20年到30年间，当国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美国应该'接近欧盟，但不要排斥中国。他预测，美国的地位可能将是突出的，但不再是掌握霸权的超级大国。这说明美国已经开始在调整霸权心态。在日本极力反对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美国反倒认可中国防空识别区。一些网友以为这是美国恩赐中国教训日本，得意不免忘了本形。共济会长老之一的基辛格在有关会议上也是这样认为：美国需要讲究长远战略。基辛格、布热斯津基是摸准了中国国情，他们很乐意中国走官僚资本路径的，这也是布热斯津基的战略预测、战略判断、战略计划的主要依据。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于官僚资本这个阶级极其庞大的势力确实已经介入和引导了国家决策。
现阶段的中国官僚资本，完全是系统指导理论一手缔造出来的。大环境下不会贪腐的官员，其生存空间很小。从这点看，李永忠要求中国人民需要调整对贪腐官员的痛恨心态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官僚（包括裸官）确实需要调整心态，不要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中国历代官僚资本都没有遭遇清算，因为过去从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如果中国再次因官僚资本沦陷于亡国，官僚资本不可能有不被历史清算的机会了。左派要求恢复反汉奸法，要求采取与以色列、韩国同等严厉的反奸法律条款，已经是代表了众多普通老百姓的心声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历史任何一个朝代，十岁小学生被老师骂就敢从三十层楼上跳楼，完全说明社会承受压力度非常脆弱，多从因素加在一起，能够迅速达到社会的剧烈动荡。
中国近年来社会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而社会利益矛盾远没有国企改革浪潮那时尖锐，最大的原因是那时的社会有很大承受力。苏联垮塌主要原因是联邦制，"削藩定邦"功夫比中国差远了。但貌似结构强硬的国体，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急速垮塌的史实很多，而且动荡激烈程度甚大，社会破坏程度非常强。包括基层官员在内，没有几人不恨官僚资本，人民心中已经在积聚怨恨。
分析历史，剖析现在，中国真正的危机根本是官僚资本形态危机。自洋务运动到蒋介石的四大家族官僚经济，再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官僚资本，中国已经面临近代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危机。而因为美国衰弱的急速，中国此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