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毛泽东主席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是办了两件事，一件是革命建国，反对的人不多，一件是文化革命，拥护的人不多。老人家历史地位是非功过，也都与此相关，作为一位旷世伟人，缔造新中国固然了不起，但是，作为历史伟人，毛泽东的超迈之处，更在于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探索。这一点，将越来越为多数人所认识，将越来越为历史所证明。
为保证中国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不致半途而废，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也与发动文革一样，历尽曲折，往往不为许多人理解，在身后更遭到别有用心的诟病歪曲，右翼公知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诽谤污蔑，将一切都归结为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这一问题是右翼公知糊弄众生颠覆革命的重灾区之一。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看重选拔接班人?他操作这个问题时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历史环境?为什么会出现几次始料未及的更易?在选拔和更易接班人的过程中毛泽东有着怎样的苦衷，最终弃取表现出怎样的胸襟?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仅以此作为纪念老人家120周年诞辰奉献的一瓣心香。
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培养接班人是历史给出的课题
产生德高望重的领袖是政党成熟的标志，绝不是什么个人崇拜问题。开创阶段的第一代领袖，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筛选出来的。为保证革命事业的继续和正确路线的贯彻，就提出一个接班人的培养问题。
苏东崩塌，历史终结，国际共运进入低潮，马列和革命被妖魔化，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都遭到随心所欲的诽谤颠覆，培养接班人问题遭遇“民主”审判，被戴上“封建专制”的帽子，接受大小公知无穷无尽的挞伐。
关于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列宁说得最经典：“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并强调：“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是正确路线制定与贯彻的保障。所以，他不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而且十分重视选拔和培养能够坚持正确路线的接班人。
这是历史给出的课题。
1，无产阶级是一个在资本的压迫中成长起来新兴的阶级，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他的政党在制定理论路线、选拔领袖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必然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劳动阶级推翻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人类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他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探讨必然较剥削阶级艰难千万倍。
西方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就选择了代议制共和国这一资本的最佳的阶级组织形式。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的过程最具有说服力。1789年大革命之后建立第一共和国，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共和国了，期间经历了两个帝国，还不包括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这里，如果你用当下公知流行的“民主宪政”之类公式去判别政权的性质，就未免弱智了。热月政变是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反动，拿破仑王朝才是法国资产阶级阶级确立统治的最辉煌的时期，他对推动欧洲都起过了不起的推动作用。而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实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产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历史就是如此艰难曲折扑朔迷离中开拓前进的道路。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最终才选择了代议制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最佳统治形式。
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也是社会主义的故乡——但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最早进行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将与封建势力妥协作为最佳选择，所以，迄今资格最老的大英帝国依然是君主立宪政体，因此，仇恨恐惧“过激主义”的中国子孙们，热衷于把“光荣革命”奉为至高无上，通过诚恐诚惶地哄炒戴安娜之类王室新闻，以表现自己的膜拜敬仰。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以及我们的东邻日本，都没有“民主共和”。新大陆没有历史的重负，他们独立之时，顺理成章的按照法国的经典模式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也各有特色，不一而足，并非都是什么“两党制”。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弱势阶级，他在与强大的旧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如何选取自己的最佳组织形式，决不能一下子就成熟。
两大阶级政治差异决定了他们更易领导核心方式的不同。革命或执政阶段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自然原因或政治原因更易核心领导时，弄得不好往往会造成路线的改变，因此会关乎革命道路能否坚持下去。对于已有已有了三四百年统治基础的资本来说，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大碍，而且还可以借此作点舆论和政策调整。至于出现肯尼迪似的不听后台的话，那也可以通过结束其生命来解决，即使肯尼迪将美联储攻坚改制，并未触动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根基，取而代之的约翰逊一定会比肯听话。无产阶级就不是这样，领导核心的变易和路线的改弦更张，不光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意味着亡党亡国。
2，国际共运的深沉教训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以“个人崇拜”的罪名否定斯大林，打的是“集体领导”的旗号。历史证明，与这“集体领导”共生的，是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运的世界性逆流。无论是赫氏的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下台、叶利钦的炮击议会大厦，走的可都是“集体领导”或“民主宪政”的“程序正义”啊。
其后，“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遂成共产党“转型”的一个模式。无论是东欧还是越南，“集体领导”之后，无不是无产阶级事业与国家民族的灾难。
其实，即使是封建王朝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他最强盛的时期，往往也是与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大帝”或“总统”的名字联系着。
3，再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迥然不同的的阶级特性，他的政党也必然会有着迥异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的组织自己阶级力量的方式。
资本家，乃是人格化的资本，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乃是其先天特性。而无产阶级最为现代大生产的劳动阶级，集体主义、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是其先天特征。作为被压迫的弱势阶级，他在反抗资本的残酷斗争中，离开了高度的组织和集中，绝不可能有效地组织自己的力量。这一点也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以上特征。
二，历史注定了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注定了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的艰难曲折与知音难觅
社会主义革命本应当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课题，可历史将“落后的西方与先进的东方”的命题摆在了东方无产阶级面前，以致“告别革命”之后公知们纷纷打着“补课”的旗号“接轨转型”。马克思讲：“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东方无产阶级背负着远比西方国家重得多的传统重担去搞社会主义革命，其艰难远非西方可比，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历程就印证了这一点。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不妨用辛稼轩的这句词，来形容中国革命最终找到毛泽东的艰难。
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努力，在高层都有点知音难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影响下并在俄共和共产国际支持下爆发的。孙中山后期就已把眼睛转向俄国，这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从合作到分裂，中国单独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组织上，一直摆脱不了既定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党内始终缺少知音。“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党内居支配地位的“布尔什维克”们一直对他藐视。
不光是王明博古们，就是后来和他共事一生的亲密战友，对他的认识和承认，也经历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遵义会议只是确立了毛泽东事实上的领导地位，长征的胜利愈加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但王明回国后的曲折，说明党内高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还摆脱不了“国际”的羁绊。以致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提出否定洛川会议“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抗战路线的报告，提出依靠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系统右倾投降路线，毛泽东依然是少数，几乎成孤家寡人，洛甫甚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王明。王明到武汉后野心膨胀，将个人和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之上，做了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如此重大关头，连周恩来都未见有力抵制，显得无所适从。直到七大，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才算摆脱“国际路线”阴影，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此做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被选作接班人。
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培养锻炼与分道扬镳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过程中，在领导层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孤立状态，而且可以说知音难觅。“反对的人不多”云云，主要指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而言，而且是胜利后说的。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更是知音难觅。
抓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毛泽东的慧眼独具高瞻远瞩远远超越他的战友，与他的多数战友拉开很大的距离。许多作为，是靠着他的崇高威望与领袖地位，才得以付诸实施。
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建筑保驾护航，在领导核心中，许多作为都毛泽东，力排众议特立独行，然后才得到领导集体的认可。
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等的评论，都是毛泽东独具只眼发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号角，领导集体都表现出熟视无睹，推而后动。这些公案，如今都变成毛泽东文化专制的罪状，包括周扬，居然能写文章说批这些电影，都是江青为了打击30年代熟悉他历史的人而灭口，好像是吹枕边风的结果，可见反水后之卑鄙。37年的“实践经验”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生前抓意识形态斗争，中国的红旗早已落地;我们的意识形态早已全面陷落，由“姓资”进而“姓殖”，如今是汉奸横行买办当道，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族失去了凝聚力，张爱玲被捧上“海派文化之母”的神坛——毛泽东搞意识形态历尽艰辛，高颠覆极其容易，一个“开放”“不争论”，资本的霸权意识形态就轻而易举地沧海横流，中情局的“十诫”不战而屈。
民主革命结束，是停下来，还是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分歧，规劝、批评、保护等等，毛泽东将接班人扶上马，一直呵护前行，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结果还是渐行渐远。
在1966年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可科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
土地会议是全国胜利前，少奇带中央后委到华北，搞土改时出现“左”。后来派任弼时去解决了问题。
其余几次是解放后，都体现刘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秩序”观念，国民经济、合作化，影响面很广，直接酿成了高饶事件。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而治之，取得政权后治国形成了以刘为代表的华北群体，军界老总为数较少。可这个群体在继续前进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上，与毛泽东出现了重大分歧。这分歧为高岗所乘。高岗有能力有贡献，党内地位高，东北时期与抗美援朝时期与林彪、与彭德怀共事不错，地缘关系，与苏共关系较深，凭着这些资本，他在高层活动拉拢，想通过批右拱倒刘，以便取而代之，成为接班人。这蕴含着分裂危险，党内的阴谋活动历来为毛泽东所反对，再加上苏共背景的警惕，所以在问题充分暴露后，毛泽东下决心做出处理决断，弃高维护刘。不过后来毛泽东对弄得高岗自杀是不满意的。
七大以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已经形成不容挑战的地位，他的一票投给谁，天平就向谁处倾斜，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
八大以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一线工作由刘主持。大跃进与三年困难，右翼公知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重复千万遍，用以妖魔化毛泽东。历史地看，大跃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功不可没，如今被霸权舆论全盘抹黑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大跃进全党全民头脑发热，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问题确实严重，但其推波助澜者，主要责任在一线，毛泽东都是处于二线，毛泽东不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正是毛泽东最早发现“左”的问题并力图纠正，可到一线有点政令不通，他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汉会议一再强调，然而阻力重重，收效甚微。毛泽东感到力不从心，不得已，才用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写信给“六级干部”，直通到小队长。毛泽东在信中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其时为1959年4月。
庐山会议，更是毛泽东“专制”的最大罪状，一直缺席审判不已。可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毛泽东1966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讲话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句话意味深长，这背后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正确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保护一线同志的良苦用心，和服从党的纪律的高度党性。
毛泽东是从坚持路线和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扭转方向的。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就纠左，这也是庐山会议的主题。后来为什么反右?因为开始是中央工作会议，主旨是纠左，虽然会议结束时彭德怀抛出“一点意见”，一开始毛泽东还是不以为意，吩咐李银桥收拾行李准备下山。然而一线的麻烦出来了，政治局的会议吵得不可开交，吵得毛泽东安眠药但睡不下。可见彭的“意见”并非轻描淡写的“一点”，解决不好要撼动全党。
彼时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会议期间苏联都是在京固然策动陈毅政变。加之有老帅揭发，彭 火车上有“请苏联红军出兵”云云的讲话。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反毛干将李锐揭示出的毛对彭讲的这段话，可见当年高层两股力量博弈的严峻。彭跋扈难治，毛泽东身后，一线领导驾驭不了他。
这才逼得毛泽东下决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纠左到反右。
对彭的严厉批判，剑拔弩张，算总账，火力十分猛烈，毛泽东一般并不参加。““魏延的反骨，冯玉祥的作风，朱可夫的党性”，从少奇批判彭的话也可得到印证，这段话如今是被屏蔽了。彭在高饶事件中陷得深，中央保护过关，所以庐山会议看成是高饶事件的继续并不为怪。后来对彭处理，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待遇，还是毛泽东讲情坚持的结果，不然的话很可能一撸到底。这恐怕是“尽是他们说漏了算”的内容之一吧。
坚持正确路线，维护团结大局，支持一线工作，尊重多数意见，这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中表现出高度党性和磊落襟怀。
到七千人大会时，为加强团结，维护一线威信，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而一线同志则相反。毛泽东身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放手让右翼公知歪曲历史，抹黑共产党。二者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襟怀。
苏共20大掀起反共逆流，中共虽然砥柱中流，但党内不是不没有分歧。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显然受局势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为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大相径庭。毛泽东当时顾全大局服从多数，但他肯定不以为然。两种不同认识的冲突，到社教时终于爆发了。争论的焦点是“走资派”问题。毛泽东研究苏联变修的教训，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崭新概念，并做出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的论断。这一传统马列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提法，党内多数是不理解的。在社教中更受到了一线的明显抵制。毛刘矛盾激化，以致西楼会议，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以公民和党员权利要求讲话，可见冲突之激烈。二十三条的制定，二线服从了一线，但分歧并未解决。
文革开始，依然是一线主持，依然是按照57年反右的模式抓右派，这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二者终于分道扬镳。是根本的路线分歧导致二人的决裂，毛泽东身后，右翼公知用“专制独裁”云云诠释毛刘分歧，以小人之腹度圣人之心，用权谋史观糊弄大众，用以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中共，形成霸权话语。毛泽东无须发动文革这样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的运动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在党内还没有谁能够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四，文革期间接班人的艰难选拔
从45年但66年，历经21年的培养、考验，毛泽东刘少奇终于分道扬镳。文革风雨起苍黄，匆匆间选拔可以取代之人，是一个难题。林彪是军事奇才，但政治锻炼不够，大革命失败后“红旗能够打得多久”质疑与长征中给彭德怀写信建议易帅，都表现不够成熟。七千人大会，倒见出政治眼光。知音难觅之际，在路线问题上表现为毛泽东的知音。这就是“亲密战友”提法的依据。但毛泽东是何等眼光，察微知著，高瞻远瞩。1966年7月日给江青的信充分表现出伟大政治家的敏锐目光不同凡响。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因为是私人信件，他说出了公开文章中不好说的话。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个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对对前景的估价。毛泽东两次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对文革的曲折艰难和最终结局，他有着客观冷静的估计，甚至不排除自己会“跌得粉碎”。毛泽东在世时还没看到苏联的解体，但他在中国人民中种下的革命火种无疑在生根发芽，这至少使中国重蹈苏联覆辙推迟了若干年。
再一点就是谈个人崇拜问题。自从赫鲁晓夫开了头，这一话题遂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颠覆过去转型接轨的经典武器，至今仍然是他们喋喋不休地妖魔化毛泽东、颠覆共产党的主要武器。这一话题毛泽东后来跟斯诺也谈过。崇拜问题，不过是政治斗争中阶级和政党集中意志增强凝聚力的手段，产生大家公认的领袖是政党成熟的标志。反毛泽东不断深化到现在，右翼不是已经把“蒋委员长”奉为崇拜的图腾了吗?毛泽东对自己有冷静的估价，他对以林彪为代表的左派对自己“简直吹的神乎其神”也不以为然，也曾表示过不同意见，然而没有用。“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因为“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逼上梁山”，“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只要不带偏见，读读这封信，就可以廓清右翼公知关于专制和个人崇拜的整堆谰言。
这封信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袒露了毛泽东当年选择林彪的无奈与隐忧。为了党的整体事业，为红色江山不变色，现实的条件下，他只能做如此的选择。“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人崇拜问题。
选择林彪毕竟是毛泽东文革中最大的悲剧，他本来期望这一“支持者不多”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能够通过接班人将继续革命的接力棒传递下去，百年之后不致人亡政息。为了支持传承，他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包括写入党章式，无论是不得已违心同意还是出自本意，应该说都是出此下策。林彪的结局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大大摧毁了他的健康，直接影响他后来在人事安排上艰难地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并不成功的决策。
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
新锐一个个失落，老战友落落寡合，邓小平一而再做出深刻检讨，并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历来主张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爱惜小平的才干，于是做出这一惊人之举，委小平以显赫重任，有点令人瞠目结舌。从这里，也可看出宅心仁厚、大公无私与光明磊落的襟怀，和用人的不拘常格，足以驳倒个人专制之类污蔑。他本期望小平能够幡然悔悟，与左派一起联手，把文革继续下去。
事后证明，老人家这一预期是一次重大失误。
孟子《校人烹鱼》讲了这么个故事：“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一失误是可以原谅的失误。与出尔反尔反复无常者，在品格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无可深责。
任用华国锋更是出于无奈。
老干部依然是支持甚少，左翼的威望和能力统不了大局，健康日衰时不我待。接力棒交给谁?匆匆间毛泽东选择了左右都能接受的、尚能继承自己遗志华国锋。至于自己身后华氏到底会怎么样，英明一世如毛泽东，自然不会一厢情愿。他最后关头关于“一生办理两件事”的谈话，作为这一选择的补充，把一切都说明白了。这是不是遗嘱的遗嘱。“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并不是什么“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以他的伟大哲人的睿智，对历史的演进有着极为清醒的判断。在这里，他没有对具体人事虽未做出明确点评，却将未来的事变给出了辨别大是大非的历史坐标，可以说，他身后的得意者和失意者，都未跳出“如来佛手心”，身后中国大局和党的走向都未出伟人所料，后来的一切都被他不幸言中。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举世披靡，毛泽东砥柱中流，要在东方不够发达的国度坚守社会主义，太难了。
是历史给改革者设下的难题，真正的改革者都会遭遇的困境。
恩格斯有句名言:“每一种新的 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 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因而，任何深刻的改革，在既有的体制内必然会遭遇“为习惯所尊奉的”、被人们视为神圣的传统势力顽强抵制，出现真理在少数手里现象，出现先知先觉者倍遭孤立、举步维艰、知音难觅的现象。
王安石的遭遇最为典型。上有至高无上皇帝的大力支持，自己操持政柄，王安石器识过人，道德文章一代翘楚。然而当他的改革锋芒指向整个既得利益阶层时，就遇到朝野形形色色势力的顽强抵制，整个主流舆论将它视为离经叛道、目为邪恶。使他孤立无助，知音难觅。他虽握着大权，但朝野无人可用。以道德文章论，司马光无暇可击，一代人望，然而就是这位就私交不错的司马光，在政治上却跟他旗帜鲜明对站在对立面。愿意追随他的多是察言观色的投机小人，他十分得力的干才吕惠卿，后来还对他落井下石，直接造成他痛失爱子。因《水浒》和《金瓶梅》而臭名昭著的蔡京，也是改革派!
真是一种可为浩叹的无奈。
参天大树荫之下，难以成长相侔的巨材，是每一个威望崇高的创业者在选择接班人是所遇到的普遍性的历史难题。
中国古代创业的雄才大略之主，几乎都遇到过传承的苦恼。
秦始皇千古一帝，晚年为立太子长期犹豫不定，结果被阴谋家赵高所乘，勾结不能坚持原则的李斯，赐死扶苏而立胡亥，弄得二世而亡。
汉高祖也是自己打天下的雄主，晚年他在立赵王如意还是立刘盈问题上长期犹疑，最终屈从吕后意愿立了刘盈。结果刘吕两家残杀，造成汉初的政治危机。
汉武帝虽不是创业之主但也功业赫赫，与秦始皇并称，他在交班问题上也是几经波折，虽然最终立子杀母，选拔的托孤重臣霍光还不负其所望，但他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唐太宗结束长期分裂混乱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可是他为了立太子问题曾经痛苦得想自杀，最终选定了李治，结果武后干政，弄得初唐政变频仍腥风血雨。
宋太祖因为太后的“兄终弟及”之惑，不光将自己弄得烛影斧声千古之谜，而且埋下了北宋前期高层动荡的种子。
明太祖身后是儿子与太孙争天下，“靖难之役”也是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清代最出色的康熙大帝，八岁即位，擒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绥抚蒙回，做了61年皇帝，功业赫赫不亚秦皇汉武。可是传承问题弄得他焦头烂额，太子再立再废，皇字结党，朝臣分派，所好最终选择不错，未造成大的动荡。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荫下也难长参天巨材。
在威望崇高的领袖人物面前，下属的真伪分辨起来的确有些难，像“一句顶一万句”啦、“永不翻案”啦，“两个凡是”啦，等等，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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