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下旬，有十二个中国的年轻人，在上海嘉兴湖的一条船上，向中国的所有的穷人发出他们庄严的承诺：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革命。在他们心中，实现上述三个目标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种境地，都将义无反顾地，没有选择地争取和维护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让他们过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经济剥削、没有精神奴役、没有文化歧视的幸福生活。
这十二个人，年纪最大的叫何叔衡，是年四十五岁，最小的陈仁静只有十九岁，相差二十六岁。
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十二位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的青年，每个人的眼睛都像当时嘉兴湖里水一样清澈和明亮，每个人的心灵都像当时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高远和干净。
不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走向了自己承诺的反面，还有一部分人中途退出了这支后来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革命力量。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后来长达五十多年的艰难岁月里，不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烈士，就是为了兑现承诺，实现理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了一名伟大的革命者。
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与这些烈士和革命者相比，其思想和业绩尤为突出和独特。烈士和革命者这样的称号，难以穷尽他一生的思想、精神和品格;中华民族民族的领袖，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革命导师这样的谥号，虽然比较准确贴切，但不可避免带有官方气息和学院气息，且难以表述在他身上，贯穿一生、浸透肌髓的平民情结;用中国古人对孔子的称呼，即圣人这个词用来形容他，意思有点接近了，但他又不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而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笔者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放在毛泽东这个人名之前，让人感觉贴切、准确、得体、全面。无可奈何，只好模仿舞者、歌者这样具有民间色彩的词语，生造了“圣者”这个词，勉强来表述毛泽东的生前身后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他的思想让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在困苦和绝望之中感受到的温暖和希望，还有那些他和他的人民共同面对的敌人，对他的思想和生前的言行感受到的恐惧和由此而产生的仇恨。
一个在语言词典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概括、形容、阐释他一生思想和行为的人，他的名字如今却通过民间的途径，传遍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他的思想足以让后人洞穿历史的奥妙，观照未来的迹象。他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个精神的基准，一个文明的坐标。一切献身于公平正义人心人道的烈士，都能在他这里寻找到战胜邪恶的精神力量，一切被压迫者、被奴役者、被歧视者，都可以在他这里感受到温暖。所有的骗子手、背叛者、拜物教徒、暴力集团，都会在他面前现出他们丑陋的原型，并会吓得发抖。
在他离开世界近四十年的今天，从一些人对他的思想报以的厚望中，从另外一些人对他的诅咒、污蔑甚至侮辱之中，我们似乎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巨大的身躯，还在背负着这个民族、政党、国家、人民的所有苦难和希望，孤独地、艰难地跋涉在通向未知的未来的崎岖山路上。
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大约七年时间里，当那些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几乎是空手套白狼地攫取了中共领导权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佬们，坐在上海法国租借区的别墅里，喝着咖啡和红酒，吃着牛排和面包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先知先觉地来到了湖南农村，和那些脚上沾满牛粪、嘴里嚼着野菜的农民泡在一起。
在上海革命家们狐疑的目光注视下，他成功地发动了秋收起义，旋即和他的农民兄弟们来到了井冈山，成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结盟并成为战友，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根据地，让朱德、陈毅和彭德怀的队伍有了落脚点，创立了后来成为蒋介石和美国人恶梦的三十八军的前身红四军。
从1927年到1933年，他独自创立的根据地模式，在中国南方大片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红军的作战队伍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壮大到了近三十万人，并成功地击败了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成为了一股足以让民国政府的领袖和他的军阀弟兄们失眠的政治、军事力量。
红军在苏区虽然生存了下来并日益壮大了，但在上海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洋顾问们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蒋介石的屠刀距离他们的脖子似乎越来越近了。白色恐怖的严寒首先冻僵的是他们的领袖王明的灵魂，他在把自己非法得到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像一件大衣一样私相授受给其追随者博古之后，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到了莫斯科，继续喝他的咖啡、吃他的牛排去了。博古们也随即转移到了毛泽东创立并领导苏区首都瑞金。
如果说“4.12”政变之后，支持中共的革命军人们都去大城市发动起义，而独自在湖南农村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中央大佬的眼中只是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他们在瑞金看到的毛泽东几乎是一个离马列主义之经，叛共产主义之道的逆徒了。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毛泽东自己，没有第二个人同意他的革命理念、战略和战术。很快，得到红军大部分指战员支持的毛泽东，就被免去了在前敌委员会担任的所有职务，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
孤独的毛泽东被安排在瑞金城外一幢孤独的房子里，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圣者命中注定的孤独的思考。
以博古、周恩来、李德为首的这个“纯洁”的革命团队，虽然擅长背诵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也不乏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党内斗争的手段，但在保存自身实力，与敌周旋并寻机消灭敌人方面，却像白痴一样无知和无用，另外，他们还像天下所有的白痴一样自以为是。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这一自己搧在自己脸上的响亮耳光，并没有让他们翻然悔悟，只是感到无限的沮丧和惊慌。不知道是真的没有搞明白他们失败、毛泽东胜利的原因，还是不想、不愿承认和接受自己无知、无能的现实，反正在接下来的溃逃也就是万里长征的前期，他们并没有痛定思痛，修正错误，而是继续沿用他们纸上谈兵的作战风格，从而导致了湘江战役惨剧的发生。
从长征中的遵义会议直到1976年逝世，在宣传家和世人的印象中，毛泽东似乎一直受到党政军各路诸侯的衷心拥戴，以至于发展到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地步。其实这一切都是表象，既非事实，也不是诸侯们愿意接受和看到的现实。 在长达十五年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高级官员和军官们在经历了无数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之后，他们出于一要保命，二要夺取政权的需要，加上毛泽东在中下级军官、士兵、职员和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他们才既不心甘也不情愿地接受了毛泽东这个似乎永远和他们意见相佐的领袖。
一旦生存环境得以改善，尤其是不但性命有了保障，而且成为有权有势的高级官僚之后，他们就立即感到毛泽东思想这个紧箍咒的存在，感到不适、不爽和不痛快，在文革中还让他们感到钻心的疼痛。一旦条件成熟，他们绝对不会放弃除之而后快的机会。
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接受天启的先知，他和他的人民一直就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既平凡又伟大的人。
说他平凡，是因为他灵魂深处凝固着一段永恒存在、至死不悔的平民情结。说他伟大，是因为他虽身处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峰，仍然不忘戳穿谎言和还事实真相于天下的使命，并不惜冒着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危险，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改变丑陋的事实本身。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对庞大的反对势力表现出丝毫的畏惧，对自己亲人付出的包括生命在内的惨重代价，对自己声誉和思想在日后有可能遭遇的诋毁和清算，没有透露出半点的后怕和后悔。
他是上下几千年的思考者，也是纵横几万里的殉道者。
凝固在毛泽东心灵深处的平民情结，戳穿谎言和还事实于天下的道德使命，加上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大约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九五三年，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形成的遮蔽层的消失，毛泽东在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层是一个异类的事实逐渐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治国的政治哲学上的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平民政治哲学，而他的战友们则主张苏联老大哥的顶层设计的精英政治哲学。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把二者之间的分歧看得有多么严重。同时，苏联奉行的顶层设计的精英政治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要看看书，搞清楚精英哲学的来龙去脉，思考一番，观察一番。想一想，看一看，到底是他错了，还是他的战友们错了?
所以在在征求了政治局领导同志意见后，毛泽东从党、政、军繁重、繁复的工作一线退了下来。成为一个政治闲人，看书学习，了解情况，思考世界格局的走向，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使他隐约地感到，做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似乎在走向沙皇的老路，而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走回头路的迹象。他吃惊地发现，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底层民众的身影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小。他坚信，如果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老百姓的身影会淡化到完全消失，声音会弱小到彻底沉寂。与此同时，关于官员们竞相追求待遇、贪图享受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映入了他眼帘。他们热衷于住别墅、喝牛奶，鉴赏和收藏字画和古玩，大吃大喝，奢侈淫糜，有的甚至成了贪污盗窃的犯罪分子。
毛泽东开始在各种场合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忧虑。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听完了他或慷慨悲愤，或情真意切的谈话后，他们刚开始装出一幅虚心接受、努力改正的样子，继而就只是有礼貌地听着。最后干脆开会的时候不通知他，发文件的时候不经过他。
有一次军队建设一个机场，要占用农民的土地，拆除群众的房子。建设者们使用的办法和现在的房产商一样是强占强拆。于是群众把老人、孩子和妇女推在最前面，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在后面，形成人墙以保卫自己的家园。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给那个主张镇压群众的官员说：你拿根竹竿，捣毁一个鸟窝，没被你捣死的鸟儿，也要叫几声!毛泽东还说：群众应该拿起锄头和镰刀，捍卫自己的权力!
在导致后来出现大面积饥荒的”大跃进“中，面对在基层官员中盛行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歪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意见。然而因为搞”五风“的各级官员，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能够得到提拔重用，实事求是的人则会被插上一面白旗而受到排挤，加上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整个国家上演了一出《皇帝的新装》的悲剧。
毛泽东的话，在中央没有人听，他就以个人名义，给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停止制造、复制和传播谎言，他要求把这封信书写在生产队队部的墙上，让老百姓都知道毛主席的看法。据后来的报道，这封信绝大多数消失在了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只有极少数的信被写在了生产队的墙上。
引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彻底分裂，并最终走向对立和冲突的事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桃园经验”。
1963年底至1964年初，王光美带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结束以后工作组写了一个总结报告，当时的中央决定以此为经验在全国推广，史称“桃园经验”。桃园经验的核心是把大小队的干部，不管你在工分、账目、仓库和财物方面出现的问题大小，一律对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据后来的调查，在清理问题和打击斗争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掏出枪威胁农村干部，让他们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大部分干部遭到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这里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 毛泽东对“桃园经验”极为不满。首先它对准的是在官场中处于最底层的大小队干部，在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处于编制外的边缘地带，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这与毛泽东的平民情结有实质性的冲突。其次他认为打击面过大，处罚太严厉。最后，桃园经验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路线问题，也就是从精英政治哲学向平民政治哲学的转变，弄成了打击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他思想的篡改、歪曲和阉割。
“四清”运动遵循完全是顶层设计模式。大批的城市干部进驻农村，依据在他们头脑中事先形成的结论，刑讯逼供，罗织构陷，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在整个四清运动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动群众，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开展运动。
后来在在文革初期，当权者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桃园经验”模式开展运动，于是才有了毛泽东的大字报和《5.16》通知。
文革是一场与“桃园经验”完全相反的模式，遵循了平民政治哲学的理念，在全国全面展开的一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群众运动。过去是大官打击、斗争小官和群众，现在颠倒过来了，是群众和小官开始打击、斗争斗争大官。城市里的工作组对付农村干部的办法，现在小官和群众完全照搬过来，用于对付一直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大佬大官。一时好戏连台，蔚为壮观。
但这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做法，及其由此而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却既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毛泽东还是坚定地认为，文革是继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之后，他在中华大地上取得的又一次辉煌成就。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关照现实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文革体现出的平民哲学思想，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1949年胜利的那场革命。
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已经幻化成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用他的生命、激情和才华，从井冈山行进到西柏坡，在人类追求幸福的艰难历程中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革命也好，改革也罢，到底是为了谁?出发点在哪里?落脚点又会在哪里?
毛泽东从北京的游泳池被人抬进纪念堂，在那里已经躺了近四十年。如今的他，看上去神情依旧落寞，眉头还在紧锁。也许，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当年他在嘉兴湖的红船上捏紧拳头，发誓要人民过上政治上的没有压迫，没有经济上没有剥削，没有精神上没有奴役，没有文化上没有歧视的承诺到底有没有兑现?
如果真的有后世的话，毛泽东在那里如果遇到几百万早已被人们忘却了的烈士，看到他们身上的血衣，看到被炸得模糊一团的五脏六腑，看到他们被砍断了的胳膊和腿，还有翻滚在地上的头颅，又会作何感想?又会说出哪句俗语，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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