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儿子说道，打消他求学念头的竟然也是外语。如此算来，这样的施教已整整三十年矣!
1976年，我上小学，最先学会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从文字上稍稍懂得了一些常理后，公社文教召开了一次有部分学生参加的会议。文教领导是刚刚平反出来的两个右派，在台上一唱一和。至所以清晰记得，就是他们的一句话，“有邓副主席与我们撑腰作主，我们什么也不怕”。疑惑我就不解了，要知道不久前我们学会一首歌曲并天天在唱，名字是《敬爱的华主席，我们的领航人》。
那是一个所谓“拨乱反正”的年月，“包产到户”、公社改乡、“红小兵”改成了“少先队”，批判“白卷英雄”张铁生，美曰“科学的的春天”。我们也喜气洋洋者矣，认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尽管政治风云变幻，但小学与初一还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感到变化的是初二学年，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彻底解散，那些挣着生产队工分的老师被“优化”，千改万改，已是前不见兄姐，后不见来者——五万余人的乡镇，已没有一所高中，初中也不再村有。我们已不能平静地初中毕业，无奈初三升学两个月后被合并到了学区所在地。
五册开课二分之一后我们才跚跚来迟，又是四村五班合一班，残留的在七十多名学生济济一堂。校长多次动员同学们留级，我固执地认为，留级是学生最大的耻辱，可班上已有很多留了一级又留一级的“留学生”，且还是重点培养对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学校来年的希望。在我们这些后来者面前，他们也俨然以“师傅”自居。
终生难忘的是语文课董老师，也曾是右派，但却没有一点做作。年纪六十有三，身材中等，面目清瘦，常穿一身灰白的中山装，是任课老师中唯一不用维持课堂秩序的老师。不仅退而不休，而且还一年又一年地他担任着毕业班的主课。一年多的遭遇懒散惯了，为之改变的是到后不久的一次检查家庭作业。早上没有邻村学生的课，我们上午早早到校，董老师也早到了，看到我们他便让取出昨晚的作业，我的作业构画了了，董老师认真地检查后和蔼地说：“你的字体很流利，但学生做作业，字体应端正才是。”说毕，透过老花镜笑微微地看着我，我的脸刷地红了。自此为始，我一改玩世不恭，作业总是规规矩矩，董老师在班上表扬我，学习态度最为端正。
董老师文学功底深厚，讲课融会贯通，课堂上采取诱导、鼓励式的提问，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且很少批评学生。讲到延安岁月时会唱上几句《兄妹开荒》。鲁迅的《藤野先生》一课，我们更有身临其境之感。当讲到留级学生对学校的“掌故颇为熟悉”时，那些“师傅”们心有灵犀地相视窃笑，讲台上笑容可掬的董老师分明就是文中的“藤野先生”。董老师现代文教的认真，古文更是得心应手。先讲大意，熟读课文，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解，三四个课时下来一篇古文已熟记在心，苦涩难懂的古文原来如此地好学。《捕蛇者说》、《答司马谏议书》、《出师表》……，我们如收获了秋天一般。同学们交流写作文，不经意地也会用上一句“不任区区向往之至”。我们如茁壮的禾苗享受着大自然的雨露，又如饿了的婴儿在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下午放学后，因是毕业班，往往再补上一课。我们离校是五里，董老师是四里，且全是山路，当我们徜徉在路上时，已是月儿在林梢。
浑不知正有一场灾难在悄悄走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终于被那些察言观色的人民公仆拔苗求洋地演变为灭顶之灾。外语，在初一时仅学了几天，他校无开者有之，老师被“优化”者有之，且从来没有教科书。学生学的难，老师教的亦难，老师也是被培训一个月之后，便披挂上阵。进入了初三学的却是第三册。其他功课同学们渐渐地跟了上来，而对这一外来物种，我也曾努力静下来，认真地学过几个单词，无奈力有余而智不足。当时，我们也心存侥幸，上年只作为副科，三科一张卷，升大学肯定是无望了，就奢望上几年高中，一般的就成，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收获可是几何倍数呀!实在天真的可笑，临近毕业被告知，外语成为主课，考六册，且一门否决。面对毕业的外语试卷，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爬虫组合，喊“张铁生万岁”的心都有了，外语老师不好意思戳穿我的虚伪，给记了一分。我也曾是“小村秀才”了，学校、学区、公社的奖状也小有几张，行政组织上组长、班长、大队长(少先队)，求学以来的信念轰然倒塌。
毕业考试结束了，我们的学业也走到了尽头。为了进行升学的备考，功利的校长深恐我们这些升学无望的累赘赖着求学，告别辞变成了狂轰的排炮。校长走后，董老师走上了讲台，还是老师亲啊!脸上满含歉意，既是告别又是最后一堂课，语重心长，讲到知识的重要，讲到正气的重要，讲到人生处处是课堂。
散学了，董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深情地注视着每个走过身边的学生。我搬着凳子走近了董老师，他看着我，惋惜地叹了口气：“再来复习一段吧?”
我的心在滴血，在流泪，惶恐地低下了头：“我不想再来了。”
我稍前董老师两步，几十米长的院子，那天竟是那样的长，那样的安静。
“回去想想，再来复习一年也可以，这次语文考试，上八十分的有两个，就你一个新生”。
“这只是暂时的误区，不会长久的。”
“人生不能消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
到了大门口，我向董老师告了个别，冲出门来，泪水眶而出。永别了!我增长知识的学校;再见了!敬爱的董老师。
三十年来，同学们相聚，时常地唉叹，那么好的基础，竞然没有出一个高中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文化知识浩如烟海，楚辞、唐诗、宋词……。可就是这个历史悠久，人类人口最多最大的名族，一代又一代后来人，要走进知识的王国必须过西方的国语这道关，与洋语同进;弃祖而求洋，呜呼!何也?时常幽梦进校，窗明几净，书声琅琅。醒来时面对这无尽的夜空，怅然而失，儿子以后想必也会这样吧?
现实生活中，“双语学校”、“双语幼儿园”、“外语补习班”，比比皆是，外语教的越好，生源越广。如此的双语，其实大清帝国就是双语，傅仪的满洲国也应该是，汪精卫的“东亚共荣”想必也是吧?如今，一个“苦力的干活”， 面对越调越高的房价，又身处“40”“50”的多事之秋，“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感觉时时袭来，倒霉就倒在外语上了，要不，也会坐洋车，着洋装，趾高气扬地来个“黄灯违章”的禁令，次一些的傍上几篇“辉煌”呀、“盛世”呀的文章，少数先富幸福的群体之中必定有我了。太遥远了，太高不可攀了，闻听九十高龄的董老师还健在，可连一名简单的问候也不敢，“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学外语是为了与外商打交道”，“世界一体化”，这些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作为一个农民工，风风雨雨三十年，走过大半个中国，不可谓没见过世面。瞪大了眼睛搜寻一遍，学会了外语的也鲜与外商打交道，走出国门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外语;再搜寻一遍，真洋人不多见，假洋人却常有。大街小巷染洋头，着洋装、说洋话、过洋节;影视报刊，从国外回来者沾沾自喜。不必说迁居海外的明星大碗儿，也不必说近水楼台的“裸官”公仆，就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主，房地产老板来说，前些年思谋着为教育或其他慈善事业尽些“绵薄之力”，筹码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了这套护身符，刑可就不上大夫。随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他们也与时俱进地摇身一变，成了洋人。企业也相应地成了外资。“马甲”自然是洋人的硬气。
新近谋食的这座小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建立的煤城，街道以“红旗”、“春雷”、“奔流”等命名，颇有时代的印记。有一天突然发现，从一煤矿进进出出的俱是身着“中外合资”服装的工人。困惑我又不解了，“毛泽东时代”人民节衣缩食建起来的煤矿，红红火火几十年，这样的资也用合?一位在银行系统工作的朋友一语道破。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洋人是取了一些钱，可二年不到，一年多就全收了回去。”
“你想，国家的招商引资，是千方百计，多多益善，某些政府机关还有硬性指标。引进了外资，个人是有功之臣，还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合资的企业还可享受国家某些政策的优惠;资源型的企业外商更是垂涎欲滴。如此的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爱国也可以这样地爱，真可谓渠道多多，曲径幽幽。
一次去沿海城市日照送货，同去的有调试仪器的技术人员。对口的企业是家外资，老板也是位土生土长的“二鬼子”。化验室的女主任衣着入时，年轻俏丽，还洋溢在与老板去东京考察的洋气中。晚上请技术人员吃饭，同去的人中还有位待字闺中的化验员，但却有着日本打工三年的经历，工资自然高人一等。过早转型的身材与年龄实不相符，很为没有找到一位日本郎君而惋惜，不得已如出口返内销的商品一般被退了回来，但却大彻大悟，深有感触，“国人痛恨日本侵略中国，骂人家为‘寇’，可一只巴掌拍不响喂儿!”天下竟有这等我们糊涂的事。老板大谈比利时、日本的食道，吃带血的海物，比划着头绪，抓住一只活生生的、有须有肢、左右摇动的，仰脸入口，下属拍手大呼“wa sai”。面对这桌变了味的海鲜，我的食欲早耸入云霄了。
日寇远渡重洋，侵入我国十四年，烧杀抢掠。怎么成了“一只巴掌拍不响”?困惑许久，百思不得其解。
愚蠢!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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