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朝鲜接连召开党代会和最高人民会议，推举金正恩任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和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正式确认金正恩继祖父金日成、父亲金正日之后成为第三代最高领导人。这种“父传子、家天下”的做法，无疑给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留下口实，某些把社会主义视为封建制度变种的西方学者，似乎可以更加振振有词了。
然而，且慢!是不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不谋求“父子相传”呢?请看作为东方民主政治典范的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联邦分离出来独立建国，李光耀一直担任总理直至1990年退居二线。为了不赤裸裸地把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李显龙，他安排了一个过渡人物——吴作栋，先由吴氏当一段总理，然后再传给李显龙。这种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做法，正是所谓民主政治的典型体现。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李光耀为了确保儿子接棒，自己卸任总理后，竟然退而不休，在吴作栋任总理期间，长期以“内阁资政”的身份“垂帘听政”。直到2004年，李显龙如愿以偿接任总理并坐稳交椅之后，这位“开国总理”才真正退休，安心养老。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偶然的个别现象。那么，再让我们看看同样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台湾。1975年，老蒋“总统”辞世。当时，蒋经国以“行政院长”身份执掌朝政。许多人纷纷“劝进”，拥戴他继位。然而，他没有答应。而是让严家淦当了三年“总统”。到1978年，小蒋“总统”才正式登基。中间多了一个“二传手”，蒋氏父子便避开了“世袭”之名。这与新加坡的政治游戏何其相似乃尔!
凭心而论，除了金正恩上台不久有待观察而外，蒋经国、金正日和李显龙都是干得很出色至少是很称职的。这就说明，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偶尔出现政权世袭的现象，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无论它是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还是披着民主政治的外衣。只要产生的领导者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大可不必对产生模式强求一律。
说起来，给不同国家的管理方式贴上政治标签，其实是多少有些勉强和生硬的。因为任何书本上的社会制度，一旦和实实在在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相结合，大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扭曲和变形，从而因为存在不同的差异而各具形态。就以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既有美国式的总统制，又有德国式的内阁制，还有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甚至还有保留了封建制度尾巴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在东方，新加坡是内阁制，台湾地区是“总统”制。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从新加坡李氏父子、台湾蒋家父子权力传承来看，它们从本质上是不是更接近社会主义制度的朝鲜?这个本质就是文化!因为这三个地域都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汉儒文化的影响，除了选举方式这种外在的花架子不同，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国民党领袖和朝鲜领导人在称谓上的变迁，那就更有意思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任党魁，名称是“总理”。孙去世后，国民党不设总理，尊奉孙中山为“永远的总理”。后来，蒋介石任党的领袖，名称是“总裁”。老蒋去世后，蒋经国继位党的领导人，名称改为“主席”。因为党章规定，蒋介石是国民党“永远的总裁”。无独有偶，1994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去世，该国不再设国家主席，因为金日成是朝鲜“永远的国家主席”。2011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去世，又被尊为“永远的总书记”。党的新领袖金正恩改称“第一书记”。由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地域文化的神奇魔力，它能穿透一切不同政治制度的外壳而决定政治文明的本质!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国际冲突归根结底都是文明的冲突。放眼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尚欠融合甚至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图生硬地向不同的文化地域输出或推行同一种政治管理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文化内蕴力面前，外在的、人为设计的政治外壳无疑是苍白无力的。要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必须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达到各地域文明的高度融合。总而言之没有文化的大同，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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