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几排瓦房宿舍和幼儿园大食堂大会议厅大仓库大晒场大球场大牛棚的连队人一百多土地近千亩，其中住集体宿舍的男比女约多的知青战士共约四十个、平原式水田占山丘般旱地一半。这就是我的坐落在云南边疆山脚的连队——我的新家。
家里的管事有正副指导员正副连长排长班长一大串，我们知青被他们编入被管理队伍进入了生产程序，这对于在学校就被学工学农熏陶过建立了改天换地思想的我们在当时来说没有任何疑问。
早晨听到钟声就迅速起床去食堂洗漱吃干饭下咸菜，听到第二次钟声就开始走入离食堂不远的劳动场地进入劳动状态——牛工班的或犁田耙田或砍熬糖需要的柴火，副连长像战士一样蹲守此点；生产班的或插秧或薅草除地或种植或培土或收获，会计、保管和兼连长的现役军人指导员不定时地蹲守这几个班；基建班的或打石条或盖房，副指导员蹲守此点；司务长和一个保育员一个教师一个种菜的一个喂猪的一个养鸭的分别朝各自岗位走去；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卫生员因忙过了正准备休息一会儿。看看，有领导带头，有班长老战士在各方面的以身作则，有已经形成了的遵守纪律的劳动秩序和作风，有这种默契的相互监督氛围，还有一星期约三次由政治学习、生产总结安排和点名表彰先进批评落后三个内容融为一体的短暂而集中的会议形式，谁愿意甘当落后？除一个现役干部的工资标准高点外，其余多干事的干部的待遇和战士一样，谁有理由甘当落后？我在的班是生产班，我在现场看到不论老战士还是年轻战士都喜欢在谈笑风生中流着汗劳动。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知青给这里的劳动氛围增加了很多新奇和欢乐的色彩——服装和语言各不相同，这正是相互审美和交流的兴奋点；四川能歌善舞的人大方，像重庆84中的文艺骨干唐明祥（丁惠民最好朋友之一）边说边就给你唱一曲，我们的劳动工地在他的影响下没有哪天不是歌声嘹亮的；在连队参加工作的老战士的子女和老战士本身也常被知青团结友好乐观的情绪感染得露出甜蜜的笑靥。我看到个人劳动效率相似于刘三姐电影中那个采茶和砍柴的效率，集体劳动进度在不知不觉中保持着领先。有个细节我想特别说明——我们几个生产班男男女女那么多人经常在一个无遮掩的平坦地方进行各种劳动操作，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几乎很少有人去远处方便，这说明什么？第一我们吃的是干饭，第二我们流了很多汗。第三次钟声就是中午下班吃干饭下少量油的水煮菜和午休。第四次第五次钟声和前面第二次第三次的意义分别相同。
晚饭后男知青三个一群四个一党在连队门前的公路上边散步边谈古说今憧憬美好展望未来，女知青因状况多老战士因拖家带口就没那么浪漫了。天黑了或隔天的短暂会议结束了，所有战士因地制宜各不相同的娱乐就逐渐丰富起来——既有新老结伴聊天，也有老和老、新和新结伴聊天的，有看书的，有在宿舍写信的和朗读来自祖国其他农村战友的美文信件的，有弹琴唱歌玩扑克下棋的，有练功的，有附近连队知青来串门联欢的，还有增加营养开小锅灶的，也有喝酒划拳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男女混合一起的谈笑风生共鸣赞美或含情脉脉笑脸摇曳。第六次钟声响了，既喧闹又悠美爽朗的夜生活开始趋于睡觉需要的宁静。
这种模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进行着，没人因生活不好或半个月才吃一次肉向连队提出抗议。我在连队呆了四个月就调到团部警通排去了。然而这种模式却刻在了我的心里。模式中热情从林彪事件发生到74年全国十个建设兵团被解散时的几年中一直被保持着，解散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是74年底我调回我的连队任副队长时感受到的。
我有时像疯了一样地想“知青究竟有何价值？”这个问题——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对我们曾经的经历的定性的大问题——是以服从安置为生命服务，还是以生命为理想服务，或者仅仅是上层们的权宜之计，或者是在这些因素都有的基础上进行转换？尽管国家对那场运动早已画上了句号，但实践者的思维花朵还在盛开着——我的连队我的家的劳动热情被什么力量凝聚？进而我想如果包括知青们在内的所有战士的肚皮和生活设施文化设施以及各连队的农科实验被早纳入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如果在最基层的连队单位早建立并实施以切实爱护劳动热情为目的的“责权利”制度，是否还有后来的云南知青的北上请愿？是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早就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开始良性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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