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⑨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即价格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本来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时，在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简单推导的结果，“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和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本来也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优”后面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资源不能得到无限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持续进行，社会财富不能无限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后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就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显然这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同时，帕累托改进只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绝对需要——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人的相对需要——人与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强看成只是收入总量的增加，不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后面的平等机制，包括竞争平等机制与效益平等机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谜”的结论就包含“幸福—收入之谜”的理论前提“帕累托改进”之中。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用知识经济学代替物质经济学，用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幸福经济学本来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配置经济学为范式框架谈幸福问题，用所谓“帕累托最优”为参照来解决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必然会出现由范式错位导致的语境错位，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悖论的前提之中。所谓“幸福—收入之谜”本身就是配置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用配置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幸福—收入之谜”，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由悖论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富”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经济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本来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长率数字提高、人均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甚至反向而行、渐行渐远。这样的数字提高本来不是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真正的财富的提高，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关系，产生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来就不是什么“谜”，而只是一个伪命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而不是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规范的”幸福经济学理论模型。
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人均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所谓的“幸福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国空民穷，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主体性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幸福悖论才会消除。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这一假定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价值关系也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因此，不能把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解成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价格关系、金钱关系。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是金钱至上，不是价格帝国主义，效益也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收益比。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说明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才是完全的，供求才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才是充分的，市场才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幸福的市场机制。如果说“计量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学范式是价格经济学，那么幸福经济学由于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所以没有计量经济学的潇洒空间。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有时在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会造成模糊，而有时模糊方法反而会使其精确。在这里，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结构与要素均为对称的范畴，也是对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计量经济学”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反而会走向准确认识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反面。特别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质，而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则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非线性的五维结构。在主流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框架中建立幸福经济学模型，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
所谓由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且攀比度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提升，所以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会使人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当总收入超过了临界值”，“增加收入可能不会提高社会的幸福，反而会减少福利。……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一定增加所有人的幸福”，“从A点到B点以任何方式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得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至少会使某个人受到伤害”，从而产生“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将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的结果”⑩，也是配置经济学的逻辑怪论。这里渗透的攀比逻辑与配置经济学的竞争逻辑是同一个逻辑。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最好你的全部都是我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否则，如果任何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都会越严重，那么得出的荒谬结论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回到平均主义。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合作来开发，通过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如果你低估或者否定了合作的作用，真以为万事无需求人、只靠自己，你就无路可走——开小杂货铺也要和别人合作，否则杂货铺都不能维持生计。单打独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合作可以带来再生，再生可以带来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再生经济学中，所谓“最优”是通过合作把蛋糕做大并取得双赢的目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人际关系就是命运，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经济。合作→再生→双赢，是好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的经济。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市场中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企业中企业家与员工的合作、员工与员工的合作都体现了市场的合作。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依靠市场的合作而取得的。以至于我们说市场就是合作的代名词，双赢就是合作的代名词。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开放性是基础，创造性是起点，对称是核心，再生性是途径，共享双赢是归宿。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由消极的博弈论上升到积极的主体论，信息经济学让位于创业经济学。合作→再生→双赢，是经济增长方式。通过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经济落后的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使社会五度空间相互之间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化。合作才能双赢，懂合为商家。市场经济是一个广泛的合作经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合作，就没有所谓市场交换，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市场经济。做生意离不开合作。人们的利益实现都无一例外的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只有懂得合作，善于合作，才能最大化自己的财富。真正的最优：合作→再生→双赢。所以真正的最优是合作。合作→再生→双赢，使经济学由竞争经济学向合作经济学转型。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与狼共舞靠什么?靠平等竞争——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靠什么?靠游戏规则，当然是显规则而不是潜规则，如果是潜规则也是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拿到阳光下晒太阳的潜规则。游戏规则靠什么?靠诚信。诚信靠什么?靠道德。道德靠什么?靠信念。信念靠什么?靠理论。当然不是靠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公然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专门教人怎样尔虞我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为资源有限，只有食肉动物——敢于吃人善于吃人的动物才能适者生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公平”是弱者、无能的人、食草动物的呐喊或呻吟，真正的强者是肉食动物，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是从肉食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不是从食草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人类中的精英，就是肉食动物中的肉食动物，处于肉食动物进化链中的顶端，当然也处于肉食动物食物链中的顶端，所以只有他们吃别人的份，没有别人吃他们的理。这是机会平等，是西方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你不懂这个道理，说明你不是精英，所以就乖乖等着被人吃吧!只有“非主流”的再生经济学才是合作经济学、食草动物经济学、偶尔吃肉也绝不吃人的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人的幸福感下降。
和谐经济，是新的经营模式。旧的经营模式：商场如战场。商家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是狼，你输我赢，你死我活，必须彼此防范。做生意像赌博，办企业要冒险，风险越大机会越大。新的经营模式：双赢合作、蛋糕做大，宽严相济、有张有弛，物尽其流、人尽其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企业诚信、团队精神，机会平等、良性竞争，有序扩张、稳定发展。和谐商场是和谐经济的具体表现;和谐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谐经济，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实践模式。
对称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的统一。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幸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都是自私的”的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经济学的社会货币化、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经济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走过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羊吃人、人吃人的历史，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西方经济学定位于中国主流经济学，把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定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会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信仰破灭的错觉，从而造成信仰危机，并由信仰危机引发道德危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改革的定位错误、改革的指导理论错误、在改革过程中占主导定位的经济学、经济理性错误。这是人的幸福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增加而增强的根本原因。
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人的行为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的行为方式的统一离不开实证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的指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规范性”包括田国强的“幸福经济模型”的规范性是数理模型的“规范性”、经济学操作层面的“规范性”，而不是与实证性相对而言、与主体性同一层次的规范性。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是对配置与再生不加区分、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分、正当收入与不正当收入不加区分、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的经济学，总体上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规范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财富增长不是人幸福与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把人看成财富增加的手段，产生“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是必然的。所以要解开“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根本的办法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用规范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实证”的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
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因此“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的相应解决方案，即使在技术操作层面也不可能是规范的。同时也不可能实证，因为已经被上述事实所证伪。
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次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爱国贼”、“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因此“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立体的市场经济与平面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几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幸福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经济学的价值定义为使用价值，把哲学的价值和经济学的价值统一起来，把以价值论为核心的哲学和同样以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统一起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幸福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幸福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社会条件，是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也只有以幸福经济学为指导，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幸福经济学是爱的经济学。经济就是通过价值的创造、生产与实现，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爱的需要;爱的需要是人类一切需要的灵魂与本质，人类其他方面的需要都是爱的需要的延伸、展开和实现。所以，如果说，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爱，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价值而非价格是经济的核心机制，那么爱就是最核心的价值。如果说，幸福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那么请不要忘了，只有以爱为核心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所谓经济，就是爱的经济;所谓经济学，就是爱的经济学;所谓幸福经济学，就是爱的经济学。爱你的爱人，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戚朋友，爱你的敌人乃至仇人，就是你我他所需要的幸福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学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才能正确定位与理解幸福经济的人的行为方式。人的需要有相对和绝对两方面。绝对需要：饮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需要。相对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纵向：劳动和竞争。劳动是纵向满足绝对需要，竞争是纵向满足相对需要。横向：掠夺和压制。掠夺是横向满足绝对需要，压制是横向满足相对需要。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的发展。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是主体。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是负主体。满足人的需要，可以通过纵向积极和横向进取两条基本渠道来进行。如果说，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横向进取可以通过掠夺和压制两种基本形式来进行，那么，同样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纵向进取也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这种基本形式来进行。竞争既可满足人的相对需要(攀比)，又可满足人的绝对需要(财富)。然而，竞争同掠夺和压制都是相对立的，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后者是人的负主体性。因此，它们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决定人的主体性的高低。
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不是平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绝对性越占主导地位;反之，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对性越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前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夺，后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压制;前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后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竞争。竞争平等，就是机会平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平等、劳动力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区别的关节点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正像压制和掠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和劳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只能通过劳动来进行，劳动以竞争为动力，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共同构成满足人的相对绝对需要的手段。正好像劳动与掠夺相对而言，竞争也与压制相对而言。相对来说，压制比掠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掠夺只有损于掠夺者一人的主体性，而压制造成的间接掠夺不但有损于压制者一人的主体性，而且还损害了被压制者的主体性。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货币(价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按照主体性原则行事，利益最大化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价格(货币)最大化，因此要用竞争代替压制、劳动代替掠夺。要把人的掠夺和压制引导到劳动与竞争上来，就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体性塑造国民素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与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有本质的不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就是再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要求。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才能正确定位与理解幸福经济学的“幸福—收入”范畴。所谓“幸福—收入”，就是“收入效益”，就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当众献丑。
需要不等于利益，利益也不等于金钱。经济学认为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经济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问题是，人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利益最大化不仅仅是金钱最多化。人的利益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可以计算的，也有不可以计量的。可以通过精确计算的人的利益，只占人的整体利益的极少一部分。把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不能归结于数学。把人的利益最大化归结于可以计量的金钱最多化,然后把经济学归结于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学，是以偏概全。把经济人看成是唯金是图的理性人，是一种片面的抽象;把经济人看成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才是具体的抽象。如果把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都看成所谓只有唯金是图的“理性”特征的“经济人”,很难理解企业文化与团队精神在企业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造成经济学同管理学、经济现实的脱节。同时，一个人的身价也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社会GDP的账户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账户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账户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这样的经济总量不能和人的幸福等比发展是必然的。
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幸福经济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和价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值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理论模式的幸福经济学范式或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是同义语，都是口袋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花样翻新。相应地，“再生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价值经济学”是同义语，都是“解放生产力”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福利和人的满足感也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应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价值判断的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作为新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同旧的经济学的不同之所以是范式的不同，在于其内核——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的不同。在旧的经济学中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从属于价格;不是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而是基本的价值判断淹没在金钱功利主义的判断之中。当传统经济学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时，也已渗透了人的能力中心的思想;个人的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的函数，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无本质不同。“概念”的内涵本来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功效”和“ 效用”之间如果只是前者含义更广泛，我看没有替代的太多必要。因此，要使新的福利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幸福经济学，成为与旧的福利经济学本质不同的新的福利经济学;就应该使幸福经济学成为新的经济学范式;这个新的经济学范式同旧的经济学范式(包括它们的福利经济学)在哲学基础、方法、核心、整个体系都有本质的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
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其中的所谓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在没有改变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的基础上，也只能是一种说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空想、一种对原有主流意识的补充。西方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是政治经济学，后者是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它们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但前者毕竟只是昔日黄花，不管历史多悠久，离被淘汰已为期不远。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幸福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区别，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区别。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因某种思维方式而导致的那些重要问题，决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思维方式予以解决。”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想用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消化“幸福悖论”，解开“幸福—收入之谜”，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建立所谓的“幸福经济模型”，只能徒劳无功。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对称，经济学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称，只有这种对称才能使经济学成为真、善、美的统一。幸福经济学的本质是对称经济学，“幸福—收入之谜”蕴含了以价格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被以价值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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