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乃根本任务之一，也可以说根本目的之一。时隔这么久，还来谈这个话题，必要性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吧。

　　文化自觉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直倡导和实践的，虽然他将之提炼出成一个概念的时间比较晚。1943年至1944年，费先生曾在美国游学一年，1945年暑期，他曾为之写过一本书《初访美国》，其中有一节为“民主的沉睡”(见群言出版社《费孝通文集》第三卷)，谈的就是他对当时美国民主的观察，对于财阀政治的分析，结论是“财阀和政客勾结出卖了平民的利益”。“财阀所以能控制政治，多少也因为平民自己放弃他们控制政治的机会。有投票权的最大多数还是平民，可是他们不是弃权，就是很多有意的和无意的依了财阀的主意去投票。”“有选举权是一件事，能不能选举，愿不愿选举又是一件事。”“美国的政党是历史堆积成的东西，不是依某一清清楚楚的利益为分野的。”“若单就白宫而论，过去的美国政府并不常是站在财阀身边的，但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部合起来看，财阀控制政治的事实也就显然了。”对民主问题有很深研究的学者王绍光先生对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理解现在美国的民主，跟他当时的观察比较，我觉得是了不起的深刻。”这里，体现的就是费先生在文化上的自觉。

　　可以比较一下现在的一些知识人面对美国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言说之前，他们采取的是仰视、卑躬屈膝的态度，所以他们看到的总是“完美”;即使面对明显的恶的存在，也不会去进行起码的反思，而是处心积虑地寻找其中的“光辉”。——这种在文化上，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虚无主义，对于欧美的“歌德”主义，表现出来的奴颜与媚骨，我们见识得太多。

　　费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中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对抗中出现的。”是从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升华提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所谓自觉，脱离不了参照物、对立面，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自清朝末年以来长期遭受列强欺凌与侮辱的国家。

　　费先生晚年在谈文化自觉时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以胜利而告终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他认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三联书店，2007年)1996年，费先生对文化自觉总结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久又将最后一句改为“和而不同”。

　　文化自觉的指向就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文化自信。如果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没有起码的自信，甚至出现极端的态度——唾弃，只是在一味地“美人之美”，文化自信自然就无由来之。

　　194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国民党政府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我们党的力量还不强大，毛泽东同志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作出准确的预见，有力地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毛主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概念，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当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来要走的是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主张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核心概念的适用性是广泛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要对它们的内涵加以新的阐释，就能适合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相结合，“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以诗人的激情写道：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打倒包括“帝国主义文化”在内的“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一“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否则，新文化就无以建立。同样，我们现在要发展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也需要有所倡导、有所坚持、有所发展，需要有所拒绝、有所抵制、有所创新。

　　对奴化思想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先生给予高度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主席同样是那么的自信。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接着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其间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仍然十分严重，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自信地致辞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主席的这种强烈的自信从何而来?北大副校长吴志攀说，“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自信，我们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曾经失去了自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我们又找回了自信，我们曾经充满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又一次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信，自轻自贱自卑。“今天再来读毛泽东的书，读邓小平的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心态的开放、胸怀的宽广、目光的远大、意志的坚定，这是令我们今天都非常惊憾的。”(吴志攀语)

　　1946年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所做的纪念碑撰辞：“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是有智慧、有能力实现我们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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