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搞活经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扭转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的状况,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国企改革。
当时,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还未建立,市场主体也还不成熟,市场环境还未形成。国家从经济转型的高度,对国有经济中经济效益低下、经营管理不善、缺乏市场意识、成本意识、长期靠财政扶持的企业进行改造、改组、甚至“私有化”,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而且,经过这次改革之后,国有企业退守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可是,在这次改革中,最重要的以产权清晰为目标的“产权制度”改革却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核心部分,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则是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主导性关系,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的性质。马克思曾说过”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相之适应的现实基础。”(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简单的说就是,国企改制涉及对国有资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变更,是对我国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会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现实基础,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我国政治生活过程的变化。正如马克思说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改革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过程时,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改变。
从现在我们获得资料可以确定,当时的那场改革是缺乏足够的准备的,也是缺少充分的论证的,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以雷霆之势在全国突然展开的。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措手不及。整个产权交易过程都比较的混乱,缺少足够的监督,很多交易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处理方法粗暴简单。不少省市对国有资产一卖了之,一些民营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勾结地方官员,使用各种手段和伎俩,违反法律,巧取豪夺,侵吞大量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让全国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另外, 伴随着这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的却是全国3000多万国企员工的下岗。由于当时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国家财政比较紧张,再就业培训准备不足,这些下岗的职工既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也没有被充分安排技能培训和再就业。而在下岗分流的过程中,也充满了不公平现象,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与领导关系好的人很少下岗,下岗的都是无权无势的人。
可见,这次改革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改变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使我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让国有企业摆脱了困境,另一方面,它却产生了大量的社会不公,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让300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生计困难;一方面,它是民营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春天”,使这部分人在这场改革中占有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成为了富裕阶层, 昔日的国家公务员成为了企业的主人,另一方面,它又降低了几千万人的社会地位,让昔日的国有企业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工人和低收入者,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使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警戒线,扩大了贫富差距。
它让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让整个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并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深刻的影响了当代社会。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肆无忌惮,大行其道,让这个社会生活都被商业化了。社会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心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新富阶层的观念、嗜好、思维、行为开始染指社会的方方面面。奢侈之风、性服务、小三、道德沦丧、富二代的专横跋扈等乱象层出不穷。
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由改革中大量的不公平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人们充满了抱怨,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了仇富仇官心理和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要求。满足这种心理要求的民粹主义、文革思想开始流行起来,社会中部分人甚至开始怀念文革、赞美文革、神话毛泽东,有人还要“再来一次文革”。而代表富人阶层的自由派,则主张全盘私有化,自由化,实行宪政民主和多党制。
在政治上,正如孙立平教授指出的“改革的共识”已经不存在,政府对“如何改革,要不要改革,向那个方向改革”已经很难达成共识。由于利益集团干涉,改革的政策方针经常被扭曲,而底层人民也失去了改革的热情,都不再愿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见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同时,由于改革造成的官场腐败严重,政府公信力下降,群体性事件多发,已经严重的挑战了中共执政,使高层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出现了分歧。
这场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而且这种影响至今都还没有结束,我们希望执政者能够从这次改革中吸取教训,加强法治和管理,能够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兼顾公平,让中国社会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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