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6日，毛主席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时，毛主席作了指示，并专门谈了《毛主席语录》的修改问题。他说：“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此句在《毛泽东年谱》中被删。)这说明，毛主席对当时编印的语录本是认可的，只是需要稍做修改。此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算作是第四版，至此，这本《语录》在内容上完全定型。
1967年8月16日，毛主席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毛主席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引自《毛泽东年谱》。这个谈话记录似有误，四本语录应该是一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语录》。)在这里，毛主席肯定了语录这个形式，因为它适合一般劳动人民阅读。
1968年11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又一次说：“我们正想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不要太长，太长了没有工夫看，也不要太短，太短了不能反映他们的思想。”(同上)这是对编辑《马恩列斯语录》提出了总的要求，就是既要“反映他们的思想”，又“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充分考虑到了要让一般劳动人民、包括基层干部容易读，有工夫看，从而达到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目的。
实际上，说到语录这种形式，中国古已有之，比如孔子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录》等等。作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言论和文章的摘录汇编，其中的条文短小精辟，内容发人深思，非常有利于传播某种思想理论，所以历来广受欢迎。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也一贯十分重视利用语录这种形式，来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干部群众学习革命理论，一些马恩列斯的有关语录，还被他多次列入全党必读的文件。
1942年初，在全党掀起整风运动之际，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就对艾思奇等理论工说：“现在全党开展整风了，请你们来，是希望你们赶快编译一本书，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整风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所以，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引自沙平《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根据毛主席的倡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大家终于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好了。毛主席看到后，非常满意和高兴，很快将它列为整风文件之一。
1959年8月16日，毛主席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写道：“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群众运动论述的语录汇编，在当时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同上)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红旗》杂志同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随之，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如此重视通过语录的形式，当然也同时大力提倡通过阅读原著，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71年3月15日，毛主席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的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同上)一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多次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几次要求搞一本《马恩列斯语录》，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并且对“没有人抓这件事”表示了不满。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毛主席逝世，也没有一本由有关部门正式编辑出版的《马恩列斯语录》问世。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就在毛主席1967年8月第一次提出搞一本《马恩列斯语录》不久，即1967年10月，一本由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编辑的《马恩列斯语录》印刷发行了。
尽管这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它的编辑质量还是很高的。该书“编后”郑重地表示：“在编选过程中，我们阅读了马、恩、列、斯的全集及一部分未收入全集的著作，并尽可能选用最新最准确的译文。”所以，这本语录一出现，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许多单位还纷纷翻印，使它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这本语录的装帧和《毛主席语录》一样，红色塑料封套，64开，还内附马恩列斯画像和毛主席题词“学习马列主义”。全书共641页，可以说做到了毛主席要求的不太长，也不太短。
《马恩列斯语录》的内容编排，参考了《毛主席语录》，分为23个部分，其目录是：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代本书前言)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四、无产阶级革命
五、无产阶级专政
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七、战争与和平
八、反对帝国主义
九、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十、反对修正主义
十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十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十三、革命的群众运动
十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十五、批判旧世界
十六、文化艺术
十七、教育革命
十八、世界观和工作作风
十九、知识分子改造
二十、干部青年
二十一、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十二、民主纪律
二十三、学习
编后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1976年10月以后，同《毛主席语录》一样，这本由革命群众自发编印的《马恩列斯语录》，也遭到了严酷打压，不容许再流传，至今更是难觅踪影。他们口口声声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把马列毛著作和语录视作洪水猛兽，不是层层封锁，就是恶意篡改!
今天看来，这本语录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有些条目还可以补充、修改，有些条文还可以调整、充实。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就应该增加;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内容，也应该更为突出，并单列条目;还有那个“再版前言”，应该去掉等。同样，《毛主席语录》也有一个补充1965年以后重要内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内容的任务。当然，这都有待于我们后来者的努力，更有待于一个合适的条件和环境的出现。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学习马列毛原著和学习马列毛语录的关系问题。现在，有的人竭力主张“不要再搞什么‘语录摘抄’了，要鼓励大家学习原著”，把马列毛的语录和原著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无论是王明还是陈伯达等，对于语录/辑录什么的都是张口就来，但他们正是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反面教员”，似乎谁在文章中引用几段马列毛语录，谁就是王明、陈伯达之流了，真是可笑!
其实，学习原著和学习语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阅读语录，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马列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给我们提供学习原著的向导，知道哪一方面的内容能够在哪几篇原著中找到，便于进一步通过原著深入了解;而阅读原著，可以使我们加深理解语录中的某个观点、某个论断，并且触类旁通，更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也可以联系原文识破那些歪曲、篡改马列语录的卑鄙手段。
因此，决不能将这二者对立起来，用所谓“学习原著”来排斥学习语录。谁要是像宗教徒对待圣经、佛经那样，把每一条语录都当成教条，或者像文革中的某些人那样，大打“语录仗”，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而不能责怪某本语录了。当然，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语录摘编得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马列毛的原意。毛主席就从来不一概地反对摘编马列语录，他严厉地批判陈伯达摘编的歪曲马列的“称天才”语录，他又郑重其事地提出要搞一本《马恩列斯语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愿这样一本《马恩列斯语录》早日问世，但愿毛主席的这个遗愿能够早日实现！
(附言：需要1967年版《马恩列斯语录》电子书的网友，可将邮箱地址留下，当尽快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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