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产妇抢救无效死在手术台——最早的媒体报道，渲染了一个“无良医生”与“悲愤家属”的故事：冲开手术室的家属看见，产妇裸死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含泪水，“无良医生”却早已不知去向——在医患关系敏感的当下，如此充满情绪和画面感的描写，极其能够挑动观者的神经。然而，随着更多信息的公布，才发现，媒体呈现的叙述或许还有另外一面：产妇遭遇了“羊水栓塞”， 而家属为了以后生二胎，拒绝切除产妇子宫(止血)，延误抢救时机——舆论风向大转， “恶婆婆”与“渣男老公”成为了网络讨论中的新关键词：这条新闻折射的，在“医患问题”外，还有同样深刻的“家庭问题”。
而与此同时，又读到另一条新闻：斯坦福的伊朗裔女教授Maryam Mirzakhani获得了2014年的菲尔茨奖——这是这所奖项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得主。
Maryam Mirzakhani成为了第一个得菲尔茨奖的女人;张姓产妇死在了中国南方县妇幼保健院的手术台上——两条新闻并列：两个在国籍、年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等等指标上截然不同女人，至高荣誉与死亡——看似迥异的女性命运背后，似乎又有种难以言明的微妙关联。
婆婆与丈夫，因为“切了子宫不能生二胎”而拒绝为抢救手术签字——产妇之死背后，体现的是被赤裸异化为生育工具的女性身体：去年给一门叫“当代社会的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的课当助教。一次课上说到，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估算的数据，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的受害者中，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1140万 vs. 950万)——与学生们讨论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时，教授提出，这组不平衡的数据背后，根源性原因，或许是因为在父权国家的社会文化下，女性的身体，在用来生产(productive function)之外，还可以用来生殖(reproductive function)。
在父权制度的话语里，生育与否不再是女性的自主选择，而是女性身体应当承担的职责和功能，针对日本近年来极其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现象时，日本时任厚生大臣柳澤伯夫曾经说，这是因为日本的“生育机器”没有“正常工作”。
而在我国的语境下， 生育功能一旦完成(或是无法完成)，女性的身体就是可以被随便抛弃的：“七出”之条里，第二条就是“无子去”(妻子生不出子女即可被休弃); 老舍先生1933年的讽刺小说《抱孙》，更是说得直白——开篇第一句就是“难怪王老太太盼孙子呀;不为抱孙子娶儿媳妇干吗?”，及至写到媳妇难产时“王老太太”的心理活动，又有如下两句：“保小的不保大人。媳妇死了，再娶一个;孩子更要紧”“只要掏出活孙子来，儿媳妇就是死了也沒大关系”——《抱孙》一文，如今再看，仍不觉得过时。时至今日，中国家庭伦理剧中依旧经常出现“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桥段，有次和一位熟人聊天说起，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保大人。”
“哎?你为什么这么想?”——我好奇追问。
“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他脱口而出。
无关乎女性本身的意愿与选择，当然也无关乎于感情：即便是要“保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此简单干脆的答案，背后隐藏的，仍然是把女性身体用作满足生育功能的逻辑。
当然，在湘潭产妇之死面前，也有许多评论，说起“恶婆婆”和“渣男老公”，痛斥“真是愚昧啊”——就好像今年三月，贵州农民王光荣因为交不起超生罚款自杀，留下妻子与两女一儿，也有评论说他的“落后愚昧”——是的，就和老舍先生的小说《抱孙》中描摹的一样——为了“生二胎”而拒绝抢救、为了“生儿子”而不惜代价一个接一个地生下去、甚至相信“针扎大女体，下胎生男孩”，这样看似始作俑者是“个人”(恶婆婆、超生父亲等等)的性别压迫中，弥漫着的是某种“愚蠢的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以为，只要有了教育、有了个体的成功、身边都是“开明”的朋友(甚至有朝一日守候在产房前的是亲娘而不是“恶婆婆”)，我们就可以回避这些压迫。然而，事实上是，在制度化的话语与结构性的问题面前，立足于个体，永远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菲尔茨奖的第一位女得主Maryam Mirzakhani在访谈中说起自己早年在伊朗的教育经历，特别提到自己在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一位执著强韧的女性，竭尽所能给我们提供和男子学校一样的机会”。如今，人们庆祝菲尔茨奖终于有了一位女性得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否也是一种迟到的“第一”?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与Mathmatics)领域，时至今日，仍然较少有女性涉足，女性“理工科不行”的迷思(Myth)与刻板印象、女生学理科不“性感”的性别期望，仍然普遍存在 。在女性身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生育”的父权话语下，对异性的吸引力，便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最关键的指标之一：如今的网络之上，比“女博士”还受嘲笑的群体估计只有“理工科女博士”——在我们的想象里，她们不修边幅，毫无“女性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文艺或是性感的气质。
有一位“竭尽所能给我们提供和男子学校一样的机会”的女校长是幸运的，但或许也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幸运：我们有Maryam Mirzakhani——然而问题的关键不是，在现有制度下，凤毛麟角的女性“成功了”(made it)，问题的核心是：在现有制度下，有更多女性“可以成功”而“没有成功”——不仅没有“成功”，甚至都未曾“存活”。
Anne-Marie Slaughter是对外政策专家、普林斯顿的教授、 曾在希拉里.克林顿任下担任美国国务院的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按照世俗标准，她和Maryam Mirzakhani一样，是“成功”了的女性。然而她写《女性为何仍然不能兼得》，立足自身经历，谈女性在社会与职场中遭遇的不平等、谈全职工作的母亲遭遇的双重审判，谈“不能兼得”——高等教育、世俗成功并不能豁免你：以Sheryl Sandberg为代表的女性成功学告诉我们，似乎只要有自信有“成功的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问题是，当一个社会将女性异化为“生产”与“生育”工具后，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皆有可能”——有的又是什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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