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抗日的老干部，据说是建国后的 11级，她甚至可以配枪。这还是听几十年前就与她离了婚的外祖父说的，外祖母从来不提这些事，仿佛这些荣誉、地位、收入都与她无关。外祖母的工资级别应该是不低，究竟挣多少，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她对个人问题是个马大哈，反正工资到时会打到卡里。家里人早已经习惯了，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从来就不妄想觊觎她的钱财。
她退休后一直资助一个山区小学，仅盖教学楼就得二三十万。她还给学校建了图书室和计算机室，天知道她有多少钱。在翻盖教学楼时据说是违建，遭到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制止，几经申请、几度周折，外祖母急了，给他们的领导的领导打了个电话，年青的公务人员立刻登门连声道歉，把办好的手续送到家里。虽然这样，并不耽误她自己消费，她的衣着打扮比妈妈时髦得多，90岁了还染发烫发，她鼓捣电脑比我还熟练，估计现在她的手机已经换成了“苹果6”。
外祖母是省内很著名的外科、骨科专家，中医也很有造诣，各种称号荣誉一大堆。也时不时的被别的医院请去做高难度手术，她会轮换带着她的学生一起去，在实践中教授他们。医院付给的劳务费她一分不要都分给了她的学生。她从来不收病人家属的红包，若碰上锲而不舍的家属，就先让学生收下，等做完了手术，她的学生又把红包在众目睽睽下坚决的还给病人。真遇到顽固的，实在没办法就把钱如数的打进了病人的住院账号。
手术时间大多比较长，术后已经饥肠辘辘，有病人家属要请吃饭，她的学生告诉他们：“老先生是朝鲜族，不能吃。”
“那可以改吃韩国料理啊。”
“不行，我们先生就这习惯，不接受吃请，她嫌饭店不卫生。”
外祖母对吃总是不大待见，她对饥饿有着惊人的耐力，那是在战争中养成的。做大手术的时候，有时二十多个小时不吃饭，学生们很是心疼她，七嘴八舌的劝她少吃点也是好啊。外祖母显得很不耐烦，她觉得在吃饭上浪费口舌简直是不值得。时间久了，她的学生们也习惯了，吃饭时也不再理她，无论早晚就让外祖母饿着，一定会有个女学生跟她回到家，帮她赶紧把饭做好。于是，在坐下来吃饭时，她就见缝插针的总结得失教授她的学生。若太晚了，她的学生会很随便的住下来，她与学生的来往远比与女儿的交流多得多，她的学生都是她的孩子。
外祖母60岁退休后又被医院挽留，以著名专家坐诊，挂号费50元。外祖母很不高兴：“这样的话，我就不干了，回家养老。”于是，10多名著名专家门诊只有她的挂花费是普通门诊一样的2元，其它门诊都是50元。外祖母对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无条件支持坚决拥护，唯有对医改有一丝丝歧义。她说：“治病救人是天职啊，这医院咋还赚上钱来着?”
外祖母不要出诊补贴，说：“能发挥余热就是医院领导看得起。”她诊疗时不分医科，能看得病都看，而她的名声又高于其他人，闹得别的科室冷冷清清没有活，而这些专家老医生的收入是与工作量挂钩的，于是就会有尖刻的嘀咕：“是啊，她的工资多高啊，当然可以超脱了，我们老百姓得靠工资过活啊。”外祖母从来就不在乎这些琐碎事，那些医生当初多是她的下级甚至学生，再说，他们都有退休金，根本不缺钱，无非就是为儿女奋斗而已，而这样往往是把孩子坑了，这就是她对儿女的态度。
外祖母退休后决不过问医院的行政，只坐诊行医，可是当医院征求老领导的意见建议时，外祖母还是开口了：“医院不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要治病救人为重，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院领导不置可否，无言以对，没有回音。院领导也是难，诺大的医院哪儿哪儿都需要钱啊。
家里人推算外祖母的退休金在九十年代每月就应该有8千多，但是外祖母从没资助过她的两个女儿包括我这个唯一的第三代。妈妈结婚时，她送了两块手表;我高考后到吉林去看望她，她一见我就皱起了眉头，很不满意：“你妈这是怎么给你捯饬的?怎么打扮的跟个小子似的。”她拉着我到最大的商场从上打下给我换装、做发型、打耳眼，连指甲都涂了。我还停留在高中生心态，对打耳眼很羡慕，但是又怕挨妈妈骂，就扭扭捏捏的抗拒。外祖母说：“你不是孩子了，你是大学生，是个大姑娘，要学会装扮自己。美，有什么不好?”
“你妈就能瞎咋呼，把你都吓蔫了，以后要“闯楞”(东北话：勇敢)一点。”
那时候银行卡还没有普及，我第一次看到刷卡消费，真是潇洒啊，按几下键几个零就没有了，我心疼的心都揪起来了。而她的女儿——我的妈妈的衣兜里最多也就装200元，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晚饭后，妈妈坐在桌前台灯下把买菜用几毛、买米花几元，一丝不苟的记在日记本上。给我买双运动鞋反反复复的砍价，把售货员烦得对妈妈说：“大姐，我不要钱了，你白拿走吧。”
外祖母拉着我在商场、美容店、饭店这一趟消费下来，她自己都不知到一共花了多少钱。她送了我两套衣服、一双皮鞋，一条珍珠项链、一对耳环甚至包括内衣，大包小裹都拎不动了，我两年都没有再买新衣服。我结婚时，她送了一条白金项链，仅此而已。她说：“她相信她的子女有本事自己养活自己。”可是，我在小的时候，家里确实比较困难，买点鱼肉蛋之类的基本都供我吃，爸爸妈妈常年吃辣白菜，嘴角总是溃烂。
有很多大牌医生退休后或是自己开诊所挣钱，或是到私立医院做专家挣大钱。外祖母退休后却把诊所开到了文革时她下放的小山村，前后十里八村的也就那么寥寥千人。她说:“城里的医院够多了，山里才缺医生。”有山民来看病，她收的就是买药的成本费。有个别穿着褴褛看上去生活困难的，干脆一分钱也不收了。有路途远带孩子而来的，她还留母子吃饭再走，外祖母有洁癖，但是，对山区那些小鼻涕孩儿却很有耐心。于是就有很多病愈的人怀着感激的心不断的送一些礼来，大多是山里的特产：蘑菇、木耳、活鸡甚至一瓣猪肉或是半袋子大米。她推脱不了就收了下来，但是又逐渐的送给别的病人拿走了。她向来吃素，最多吃一点鱼，这些山民的盛情她大多消受不了。她说;“政府给我的钱够花了，还挣钱干吗?”
她在当地德高望重，谁家有孩子结婚了，要请她做媒人。混人酒后把媳妇打哭了，外祖母说：“让那小子过来，我跟他谈谈。”那小子基本不敢过来，赶紧给媳妇道歉了事。就是村里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也都对她尊敬有加，诊所的力气活、到城里买药都由他们包下了。村民会默默的把采摘的新鲜蔬菜送到诊所门外的青石上，把劈好的木材送进仓房里，有时都不知道是谁送的。在家人一再劝阻下，年岁已高行动不便的她终于恋恋不舍的关了小诊所，离开的那天，远近有几百号人前来送行，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站满了山坡。
市政府给外祖母分配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外祖母搬进新家后马上就把自己原来住的50平米的两居室交了出去，其实，政府并没有索回旧房的打算。外祖母没有买下新房的产权，她说;“等死后要把房子归还给政府，自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她说：她活着是个无产者，死了之后仍然做无产者。她对女儿的嘱咐是：死后把她的骨灰撒到当年战友牺牲的战场上。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她的战友牺牲了二百多人，外祖母每每追忆到此，便会流泪。
妈妈和小姨都没得话说，她们早已习惯了外祖母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只是背地里偷偷嘀咕那房子不要多可惜啊：“才2千元啊，多便宜的事啊，转手就是几十万啊。”话让外祖母听见了，不高兴了：“你们不是都有房子?要那么多干吗?有本事自己挣去，我的东西不会留给你们。”
1982年，中日友好时期，医院有到日本进修的名额。那是一个很诱人很有吸引力的绝好机会，不仅能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开阔眼界、晋升职称，在日本稍微节衣缩食，还能带回一套家用电器使家庭进入小康水平，外祖母让她的学生去了。她说她年岁大了，让年轻人多磨练磨练。更因为她对日本的刻骨铭心不共戴天的仇恨，日本人杀害了她的父母，并把她逼到了异国他乡，说什么她也不会踏上日本半步。后来又有日本医生到医院来访问，外祖母躲了出去，她不要与日本人任何接触。
我们家向来以知识分子家庭为荣，只有我另类，大学毕业以后在外贸公司工作后，这让外祖母多少有些遗憾，她一直希望我能做医生，可惜我的智商平平。她专门把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里嘱咐我：“可不许坑人骗人。”
我说：“放心，我们做的是外贸，都是外国客户。”
“外国人也不许骗。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我们的客户是日本人。”
“日本人也不许骗，总之不许骗人。你们领导在吗?我跟她谈谈。”
我无可奈何：“你跟人家谈什么呀?放心，你孙女儿不会给您丢脸。我们做外贸的严格按国际贸易规则，比国内严格的多。”
她一直称呼我为孙女儿，她说：“就这么一个，还分什么里外?”
我自力更生贷款买了房子之后，她知道了很开心，说：“这才是我的孙女，好，好，努力。”
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我的心里不自觉的产生了一个标准：“但凡对自己的子女苛刻、心中装的最大的是人民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动用种种手段为儿女谋私利的人，无论怎样的粉饰装扮自己，都是假货，都是机会主义分子。”这话虽然遭到了外祖母的批评，可是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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