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多年“中国饭”的美国“中国通”沈大伟突然开始砸中国的锅了！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长文，断定“CCP在中国的统治已开始进入残局（endgame）”，一时舆论哗然。沈大伟素来以对华态度友好著称，还曾经批判过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突然调转船头发表与章家敦类似的言论，连美国学界都无所适从了。在4月份的公开演讲中，沈大伟赶连忙辩称，“中国崩溃”的字样显然是小编们的标题党行为啊。接着，沈大伟又花了一个小时阐述了他眼中的中国的十个问题，观点平和了很多，但唱衰的调子是不变的：CCP领导不会超过20年。
沈文的发表已经引起了国内诸多的关注和讨论，有中国智库学者撰文《是终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了》指出，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和媒体界应设立一个“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学者名单”，而不是继续纵容将这些恶意诋毁中国的学者视为座上宾，允许他们吃着中国的饭，又砸了中国的锅。
然而，笔者认为此议并不妥当。“中国崩溃论”可能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但未必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最近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爆了一个料：从1955年开始，中国就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启动了一项长达百年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Deception Program），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形象，忽悠历届美国政府，使之轻视中国的威胁，便于中国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墙脚。这种腹黑的观点充满互联网思维很博人眼球，但这种观点仅仅是大胆假设。中国古代倒是不缺乏这种装弱的战术，孙膑减灶就是一例。孙膑通过减少行军途中灶台的方式，成功地忽悠庞涓相信：齐国将士是名符其实的胆怯，战争没开始就跑了十分之七了。结果自然是庞涓大败。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真的这样战略忽悠了吗？笔者认为白邦瑞的判断并不靠谱。如果中国真有这项长期计划，那么中国就不可能这么努力砸钱举办奥运，向外界展示一个组织力惊人、欣欣向荣的“天朝”。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许多欧美观众从内心里已经默默把中国，至少是北京，纳入了发达世界。这样一种心理效果，和“战略忽悠”背道而驰。
但是，传说中的“战略忽悠局”未必不存在，只不过其构成人员可不是张召忠“菊座”这样的体制内干部，而主要是体制外的志愿者：一类是习惯于批评中国发展、唱衰中国前途的国内公共知识分子，一类是美国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其实，只要没有即时危害性，言论本无禁区，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理越辩越明，不管是“公知”还是“五毛”都可以为国家建设提出宝贵建议。但是，言必称外国以及不惮以最坏恶意唱衰中国的论调最终却演变成一颗明亮的烟雾弹：“TG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墙里开花墙外香，这种调子很容易被国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吸收。虽然章家敦十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中国要崩溃”、“中国明年一定要崩溃”的论调一错再错沦为学术笑柄，但乐此不疲的后继者还是一抓一大把。国外内战略忽悠者的合力下，一幅有趣的图景展开：中国越是走上升通道，战忽志愿者们越是唱衰中国，结果就是不断地扰乱美国对中国真实意图与执政能力的判断。在本刊《亚投行：山姆大叔，我们不约》一文中，我们就提出，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一部分唱衰亚投行的砖家们对于美国决策层的干扰。而这样的例子显然不止于亚投行。金灿荣教授有言，中国的公知们以自己的刻薄、浅薄掩护了中国的战略崛起，良有以也。
从这个意义上，吃饭砸锅的行为怎么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呢，这简直是在帮着中国搞孙膑减灶嘛。我们完全可以说，吃我们的饭，让沈大伟们去砸锅吧。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战略忽悠局成员前仆后继甚至还在发展壮大呢？归根到底，可能还是因为思维囿于政体决定论。近期，王绍光教授出版了《中国政道》与《中国治道》两本书，系统地批判了政体决定论。王绍光认为，“作为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政体思维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持政体决定论的学者们很线性地认为，只要中国一天不是他们眼中的自由民主政体，那么中国就一定会崩溃。王绍光认为，政体思维有三大缺陷：“把全方位观察复杂的现实化约为只看一两个简单的指标，或几个简单的标签，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重形式，轻实质，认为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简言之，政体思维是将原本复杂、动态的政治实践形式化、简单化、凝固化的偷懒思维。
正如王绍光所言，真正注重治理实效的历代中国思想家们对于政治的探索从来不愿意囿于政权形式，因为政治实体的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不同，政权形式可能大相径庭。比起政权形式，中国的政道思维更愿意重视治国理念及治国方式等实质问题。举个喜闻乐见的例子，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政府一样，在看到广场舞对于日渐碎片化人群结构有重聚作用时就不失时机地推广标准化的广场舞，类似这种寓教于乐的治理理念是极为宝贵的中国经验。但是，西风东渐之下，很多学者对于政体形式的追求热情大过了探讨大国治理中的真实问题的热情，对于中国发展成果的集体失明归根到底是一种不自信。因此，要真正激活这种“存在于我们基因中的政道思维方式”并不容易。
而要让外国人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看中国、看世界就更加不容易了。但如果“中国通”们不能站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与中国具体国情视角考虑中国问题，那么终究还是“不通”。站在中国视角考虑中国问题当然不是一味讲中国好话，但反过来，一句“忠言逆耳”也不能正当化所有对中国的论断，如果对中国的评价还是停留在二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威权体制”上，那不仅是对中国认知的滞后也是智力上的懒惰。当然，白宫里还是不乏明眼人，对于沈大伟的言论，美前外交官斯蒂芬·哈纳在福布斯中文网撰文驳斥说，“如果有人在中国长时间待过或在中国定居，而且坚持阅读中国报刊，收听中国广播节目的话—就像我一样—他就会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正在空气中酝酿。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场变革的普遍感觉是满意和充满信心”，“我坚决反对沈大伟文章的结论，我认为那纯粹是孤陋寡闻的体现”。是啊，逆市下注或许会一夜成名，但无视中国的发展成果无疑是一叶障目。政体决定论忽悠不了中国的决策者，那最终只能是忽悠美国人自己。对于这种忽悠，我们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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