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信仰成为一个议题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云：“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即为佳例。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其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有时候，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生活。
人们常常会有这种体验，生活中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种空虚，这不仅仅出于某些人对死亡的“身后千古寂寞”的一种恐惧，同时还出于一种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没有寄托的没着没落的感觉，这就是某些人为什么生活非常富裕以后还会甚至会更加空虚的原因。
对待这种精神上的空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排解方式，有人是醉生梦死式的纵欲，有人吸毒麻醉自己，有人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也有人把精神寄托于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政治信仰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能够使信仰者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因为信仰者坚信，即使自己的肉体死亡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会永存。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和新中国成立前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尤其突出。
但是就像不同的宗教之间会有冲突，即使是同一个宗教不同的教派之间也会有冲突一样，人们的文化、政治层面的信仰也有冲突，甚至冲突的程度更加厉害。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完全是对抗，在特定的具体的文明冲突当中，而往往是以一种矛盾的形式存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已经淡化，更多表现为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明显的标志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进行了具有原来定义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推行尽量惠及更多民众的福利主义，这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就体现得比较突出，奥巴马力推惠及更多人的医改。但是国家利益之争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但是这种“争”又具有斗而不破的特点。
而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无论是为了在全世界维护美国的绝对话语权和控制权，还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永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它就必须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等各种手段，搞垮任何能够挑战美国这一地位的对手和潜在对手，这种自私自利的全球战略有时候是超越意识形态或者是否盟友关系的。搞垮前苏联那就不用说了，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就很有意思，“二战”前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二战”中被美国打败，打败以后，为了让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又让它发展起来，当日本的经济发展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的时候，一纸“广场协议”又让日本的经济停滞多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差不多。与中国的关系就更加特别，美国和中国分别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是世界上的最大的经济体和居于老二地位的并且要挑战老大地位的第二的经济体，美国军事上在全世界几乎所向无敌，唯独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与中国的直接和间接较量中都没有占便宜。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的又利用又防范，又合作又阻碍中国强大的特殊态度，而且最符合美国战略需要的就是中国内部发生改变，或者分裂，或者产生亲美的政府。由于美国有这种需要，于是迎合这种需要的自由派就在中国应运而生。
中国的自由派主要有如下几类人组成，一是“牛二”，与M时代甚至与整个执政党有历史恩怨;二是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人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与M时代以及执政党没有历史恩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像美国一样，由对财富的占有变成对权力的控制，即实现“资本权力化”，最起码想希望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确保其来路正当或者不正当的财富不会失去;三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与M时代和执政党有历史恩怨，也不一定出于最终夺取权力或者保障财富不失去的目的，但是他们或者受到西方某些机构的雇佣，或者纯粹是出于为了国家好的目的，认为西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
自由派在中国影响力不小，控制经济和话语权，但是在人口中占比例不大，根据他们的精神领袖茅老先生的判断，顶多5%。也曾经有自由派朋友在某网站上发帖子分析，在中国，中间派占50%，左派占40%，右派占10%。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中透露：“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
几组数字综合起来，自由派的比例应该在8%，多的时候10%，少的时候5%，自由派与左派、中间派的合理比例应该是1：4：5。
中国的左派绝大多数是普通党员和民众，他们基本上能够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希望扩大大众民主，但是不支持自由派鼓吹的西式“民主”;他们拥护和支持改革，但是反对打着改革旗号的少数人疯狂掠夺的私有化进程;他们支持对腐败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这一点与自由派形成鲜明对比;
两派都有自己在体制内的代表。
两派中也都有极端的人，在政治上，“极右派”按照自由派的自己人陈有西的说法就是“沉船派”，而当局对其定义的就是主张“走邪路”的那部分人;对“极左派”， 当局对其定义的就是主张“走老路”的那部分人。极右派主张完全彻底西化，极左派主张完全恢复毛时代的做法，甚至主张回到“文革”。
在经济上，“极右派”根据自由派的自己人吴敬链的说法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孙立平的说法就是“权贵”;而“极左派”是绝对反对和排斥私有化、市场化和任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
但是，一般的自由派与“极右派”的理念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同样，一般的左派与“极左派” 的理念也是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对于“极右派”的勾结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做法，好些自由派朋友也不支持;同样，对于完全恢复毛时代的做法，甚至主张回到“文革”的做法，对不对先别说，很多左派朋友也认为起码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时代的东西很多精华和值得发扬光大的东西，绝对不能丢掉，但是任何伟大的人物只能是顺势而行，走在历史前列而已，任何英雄都不能创造历史。当时的毛也不例外。如今时势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只能是由新的时势造新的英雄，再伟大的人物只能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决议》对“文革”的结论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确有值得商榷的空间，但是像毛这样的当时享受很高威望并且对局面有很强的掌控能力的人物在文革后期对局面的扭转都有点力不从心(其中幸亏周发挥了很大作用)，像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有毛那种影响力再发动一场文革，真闹起来，如果没有这种掌控能力，让国家大乱，可能正中西方敌对势力的下怀，与“极右派”的做法殊途同归。
上面是从群体意识而言的，而对于具体的自由派朋友和左派朋友来说，亲美亲西方还是崇拜毛，则是一种信仰，对于两派中那些非功利原因的人士尤其是这样。美国或者毛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分别成为政治图腾，在上面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或者说精神寄托。他们分别强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同时又对对方的信仰进行攻击。
可以这么说，左派的崛起是以自由派的存在作为原因的，是后发制人的，反美的态度的逐渐明显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发行以及热销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在1999年5月9日，美国袭击我驻南使馆，对美国的反感达到了当时前所未有的强度，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国人对待伊拉克战争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而对M的大规模纪念则以1993年前后，M诞辰100周年作为重要起点，很多老百姓在家里重新贴了毛主席的像，还在汽车驾驶室挂毛主席像，当然这种纪念一开始是具有把M神灵化的色彩。而近年来，这种对M的纪念逐步理性化，更多的是有理有据地反击一切对M的泼污和无耻攻击。据网络上透露，曾经有卸任的前政要要求胡温否定M，而民意就在那里摆着，谁敢公开践踏民意?这种趋向发展到“饭局视频”事件的出现，更是出现了大多数人自发地行动起来维护M，虽然在对老毕是否一撸到底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在反对他的做法上面是高度一致的，以至于反M的人也只能在所谓“反对‘告密’”和把此与文革扯上吓唬人方面做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件是左派在M问题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美国软实力最强的是克林顿时代，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克林顿时代，那时候的美国奉行所谓孤立主义，不干涉别国的事情，并且給中国人很多的正面形象(当然轰炸驻南使馆例外)，很多青年人都崇拜和向往美国，那时候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时候。而从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开始，尤其是到了伊拉克战争开始，中国的媒体放弃了以前多多少少掩盖美国的阴暗面的做法，比较完整、客观、全面地报道美国的事情，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直接把一大批中国人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如果年纪大的人反对美国，自由派还可以赖被所谓“洗脑”的话，那么后来的80后、90后的能够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自由派就没有什么可赖的，只能怪美国自己充当反面教员了。
可以这么说，左派对自由派的极端媚美和疯狂反毛的反击，是后发制人的，是被动的反应，从“杨公公”制造“三千万”的谣言，茅某和袁某辱骂M开始，自由派首先在泼污M方面开始进攻;另外，在对美问题上，由开始的遮遮掩掩地专门选美国的优点说并且夸大，发展到现在的公开否定D提出的“四基”。一开始，自由派占主动权，他们称所有左派是“M左”，称所有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是“五M”。究竟有没有某些地方政府培训所谓“网络评论员”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到的更多是像我这样的被逼出来的所谓“五M”，我从来没有从谁哪里得到过一分钱，反而倒贴时间、精力和金钱，可以说是从“被五M”到“倒贴一元”，很多所谓“自干五”就是被某些自由派逼出来的。一开始，往往是自由派摆事实讲道理，而左派往往給他们扣汉奸、美狗的帽子，而到了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左派很多人直接到某些作为自由派大本营的网站论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一反驳某些人的谣言和忽悠，反倒是自由派出现了大量的谩骂特别是非常下流的那种谩骂的现象。
而对于自由派来说更加严重的是，这些年来由于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大量造谣和忽悠，严重损害自己的公信力，就像前些年某些官员公开讲假话会造成民众不相信某些官员一样，已经产生了“说谎的孩子”效应，由于多次讲假话，结果就连他们有时候说真话别人也不相信了。加上广大“自干五”网友的不断的“拱卒”式的有效反驳，某些公知已经越来越沦为供人们取乐的娱乐人物。
面对自由派日益被动的局面，某些自由派人物开始扮演成为中间派人物出来调解矛盾，呼吁什么不要撕裂社会等等。其实社会被撕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某些“牛二”自由派的反攻倒算以及他们的无耻媚美和疯狂反M。其实美国也有优点和值得学习的地方，M作为伟人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但是由于控制话语权的自由派搞极端，左派就只能针锋相对，坚决对着干，有时候甚至为了“矫枉”不得不“过正”。
自由派的头面人物朱某勤也许早看清楚这种趋势，他曾经借用俗话说“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而目前看起来，自由派要“拱卒”也不那么容易了。
左派和右派的矛盾，不仅仅是政见不同的矛盾，同时还是生存和发展的矛盾，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自由派基本上代表富人的利益，左派往往代表大多数平民包括穷人的利益，因此体现为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这种性质的矛盾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只不过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泰国，在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在美国也有类似矛盾，例如在美国医改问题上，多多少少代表一部分平民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的矛盾。
尽管在某些具体的案例中，一些自由派人士也会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尽管有些富人也热心慈善事业，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假如中国的富人在致富以后多关注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尽量互利共赢，也许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好些中国的富人致富以后，更多的是关心如何去夺取权力，以彻底实现“资本权力化”，或者最起码打着“改革”的旗号，实现对国民财产的最后的彻底掠夺。尽管他们尤其是某些有跨国资本背景的“买办资本”利用纯粹意义上的民营资本以及广大民众对“官僚资本”的不满，希望煽动彻底否定公有制。但是他们与大多数人的那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决定了大多数人不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文革中虽然也有两派，但是正如M所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自由派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代表的那部分人与最广大的民众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加上他们的极端亲美和反毛，必定让自己越来越孤立。
对于世界上的文明冲突，有识之士认为应该尊重文明的多元化，对其他文明持包容和融合的态度。
在我们国内，左派和自由派内部的理性人士和有识之士也呼吁尽量达成社会共识，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一起，推进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我相信这一点会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最起码大家首先一起回到《决议》的底线上来(尽管经过历史检验，《决议》有越来越多的值得质疑之处)，这最起码是左右两派和当局之间可能存在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自由派尤其是极右派继续不断冲撞《决议》的底线，撕裂社会共识，恐怕左派只能继续来而不往非礼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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