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凌晨1点左右，我在微信群中突然看见了一位叫张华的朋友，发了一条“革命老人、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于2017年2月11日14时23分不幸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5岁”的消息后，我一下子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这条微信，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在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消息到底是否是真得呢?后来，我又通过百度搜索的方式查找消息来源，原来这则消息是从国家统计局发出的。
获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悲痛万分，彻夜难眠，和李成瑞伯伯由相识到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5年时间，再到后来我离开他身边后到其他单位去工作后长达20多年从未间断过的深厚情谊，就像过电影似得，一桩桩，一件件地浮现在了我的面前。
李成瑞伯伯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县淑闾村，他不仅是一位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素养很深的诗人，他的诗集《流云集》曾经获得燕赵诗词协会“国风奖”。同时他又酷爱书法，其作品也在国家统计局老干部局、将军书画院等单位举办的书法展览活动中获奖等。我之所以这些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全赖于在李成瑞伯伯身边工作的5年时间里不断向伯伯学习和请教的结果，他就像我随时随地求教的良师益友一样，同时又像父亲一样经常鼓励我并鞭策我做一位正直善良和有责任感的人。
据李成瑞伯伯对我讲他是在7岁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正定师范的，之后又就读于河北第八师范，结果只读了1年级相当于高一水平后，就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而被中断了，15岁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白求恩同志牺牲的地方河北省唐县担任过唐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宣传队员等工作，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至1945年，李成瑞伯伯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干事、税务科科长，主要从事农民负担办法的研究拟定和救国公粮的征收工作，支援边区部队，曾多次被派往敌后游击区，从事抗日“两面村”政权的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后他曾任财政部农业税司副司长，曾在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负责的财贸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1974年9月被周恩来总理委任，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1年10月继著名经济学家薛木桥同志第四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之后，出人第五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国务院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顾问等。1984年5月李成瑞伯伯离休后，曾先后任中国统计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届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口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国际统计评论》编委，国际统计学会(ISI)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经济学院、西安统计学院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等，长期从事经济学、统计学、人口学、绿色GDP、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等，他撰写的经济学四大平衡理论文章等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此外，李成瑞伯伯的诗歌和书法也造诣颇深，在我的眼里他就像一位学富五车的百科全书一样，百问百答，无所不能。也正是由于我有幸能够在他身边工作，才促使我不断地努力学习，并逐渐地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发展道路。
初识李成瑞伯伯，记得是在1993年的夏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李成瑞伯伯在月坛劳务市场想找一位懂得英语26个字母的家政服务员，说是想让这位家政服务员帮助他用电脑打字处理一些文字材料等，当时我看见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已经发黄褪色的短袖，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长裤子，手里拿着一个很普通的草帽，正在与一位四川姑娘正在交谈着，听了他们的对话后马上凑了上去，并用简单的英语向李成瑞伯伯介绍了自己，他听了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就把我领出了月坛劳务市场，来到一个较为开阔的地方，接着李李成瑞伯伯的司机走了过来，领着我与李伯伯一起到了月坛公园路边的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跟前，当时我报着试一试的心理，二话没说，就跟着李成瑞伯伯一起上了车，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这辆高级轿车向李成瑞伯伯所在的位于万寿路附近的家的方向驶去。到了李成瑞伯伯家，我一下子被伯伯家那16书架的书吸引住了，马上决定留在他身边工作。
感谢上苍，让李成瑞伯伯做我的良师益友和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尤其是在他那里，我不仅学到了人生必备的知识，而且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记得我刚到李成瑞伯伯家工作时，虽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家里的房子面积很大，约200平方米，有李伯伯独立工作的书房和卧室以及李伯伯的老伴王阿姨的卧室等，就连我也有自己的房间等，但屋子里的陈设却一直保持着50、60年代的家具、饭桌、沙发等，非常地朴素和简单。吃饭就更为简单了，通常只吃两个菜，一个是素菜，一个是只放一点点肉丝的荤菜。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李成瑞伯伯平时对我的工作和学习，却要求得非常严格，总是一有空就督促我要抓紧时间学习等。
李成瑞伯伯就像是一位慈父那样，对我的各种困难都给予及时的帮助。他一再告诉我，作学问首先要明确目的。搞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人生，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不能把作学问当成装饰，更不能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同时，他要求我们讲究学习方法，学会淘沙拣金的本领。他告诫我要勤奋，要刻苦。要持之以恒，而不要急于求成。在做学位论文时，他要求我充分查阅相关文献，借鉴和汲取前人的科研成果，瞄准主攻的前沿方向。他鼓励我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但又不要“作茧自缚”。要求我“小题大作”，用详实的试验，准确的数据去验证自己的论题。
特别是在我到李成瑞伯伯家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不惜花费8000多元钱买了一台486电脑，还花钱让我到国家信息中心的电脑培训班去学习电脑的五笔打字等，每次外出学习回来他都主动来到我的身旁，让我把当天学的知识用电脑演示给他看，在他的循循善诱的帮助下，不到一周时间我就学会用电脑中的金山软件给李成瑞伯伯打文件了。在为李成瑞伯伯用电脑打文件的同时，我自己也刻苦学习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学、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商法等知识，并且逐渐地学会以电脑打字的方式，平时根据李成瑞伯伯用过的报纸、杂志等做一些读书笔记等，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慢慢学习，1995年在李成瑞伯伯的指导下，我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述》(约6000字)在国家一级刊物《世界经济》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接着我的第二篇论文《论新加坡国有企业的成功之道》也在《世界经济》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1997年我以笔者的方式撰写了《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长达45万字的书稿，该书后来由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和李成瑞伯伯两位教授分别作序，交由有关出版社出版等，为我之后的职业生涯的改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切的一切，也都是在李成瑞伯伯的悉心呵护下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总之，李成瑞伯伯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自从我从他家离开后读硕士、博士以及到研究所、报社和不同类型的企业从事文字宣传工作等，虽然我们经常是聚少离多，但是，他依然像以前那样经常鼓励和支持我冲出本身的专业方向，在与其它相关学科和有关科研机构协作过程中取长补短，将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和新技术尽快引进我们所从事的相关领域，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相应地，我在周末或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曾去探望他老人家。甚至有时他打电话说他的一些文稿需要打印等事宜，我都会连忙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第一时间回到他身边帮助他的。
近年来李成瑞伯伯年事虽高，但他却仍时时惦记着我，与我保持密切地联系。李成瑞伯伯总是在提醒我他所剩时日不多，企盼着我能够时常来探望他，畅叙多年的离别之情。就在今年春节那天，我打电话到李成瑞伯伯因病仙逝的协和医院，祝他老人家新春快乐，他在电话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能否最后一次再帮助伯伯，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4月份，拿出3个月的时间，放下手头的任何工作，帮助我撰写回忆录、出版文集、诗集等?”我眼里含着泪答应了他。
接着，李成瑞伯伯在电话中还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我相信你的水平，如果你不帮助伯伯完成这些工作，伯伯是合不上眼睛的”。
最后，李成瑞伯伯在电话中还再三嘱咐我说：“春节过完回北京后，一定要到协和医院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与他在春节期间的电话互致问候，竟然成为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电话交流啊。回京后因为工作比较繁忙，还没有来得及最后见上李成瑞伯伯一面，就这样走得如此匆匆，真令我感到黯然神伤，痛断肝腸!恨山高路远，世事繁忙。
李成瑞伯伯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尽管我曾受他委托并经他口述写过一篇题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纪念中国共产党95周年的思考》(约6万字)的文稿，之后因为他手术后总是高烧不断，家属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等，未能到协和医院与他讨论稿件修改事宜或前去看望照顾，亦无法前往吊唁送行。这真是让我抱憾终身啊。
今天想到这些，写出来，化悲痛为力量，尽力做好今后的工作，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以慰息李成瑞伯伯的在天之灵。李成瑞伯伯走了，留给我们的，除了无尽的哀思和悲伤，还有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那超越家庭之外的浓浓亲情。李成瑞伯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言为人师,行为世范。他将自己毕生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始终矢志不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他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魅力永远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去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焚一束心香，寄无限怀念。李成瑞伯伯，我虽然没有能够亲眼看见您在这世上离去。我不愿相信您会远走。您留给我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李成瑞伯伯，您安息吧，玉荣祝您在天堂里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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