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老去世了，又少了一位不忘初心忧国忧民的老革命。
贫道对李老只见过两面，对李老的了解一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其他的就是从网上看到他参加的一些活动，但已经对李老有了敬仰之心。因为他这一代老革命大多早已不问世事，还关心时事的大多都抛弃了初心。
大约是2011年，与巩献田、孙经先等几个教授一起到李老家拜访他。他住在二环内一个老式小区的高层里，室内面积不小但格局过时陈设老旧。来访的主要原因想了解一下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一些人口数字的来源，以便对困难时期死亡人口问题进行研究(八十年代初期李老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主持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李老动作迟缓，但脑子很清楚，对人口数字和统计工作很熟。记得交谈中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年末人口整整少了1000万有怀疑，这么整齐的数字是不是国家统计局经过修正的。
李老告诉我们：1982年前，也就是第三次人口普查前，政府的统计系统没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系统，所有年度人口数都是来自公安部户籍统计部门。那个时期全国只有公安部门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系统和统计办法，因此统计部门不可能对公安部门的年度人口数进行改动，因为没有依据。他讲：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整整减少1000万，我也注意到了。记得报来的数字是一千万零几百万，四舍五入成了1000万，没有改动。1982年后国家统计局成立了一直到县级的城调队和农调队，此后国家统计局有了自己的人口数。现在国家公布的年度人口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李老讲的情况我本来不清楚。
与李老的谈话对我研究这个课题有很大启发：我意识到关于这一时期的死亡数字问题，非常重要的是要详细了解那一时期人口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是谁在统计，方法是什么，人口登记政策是什么，有什么漏洞，中间有什么变化，包括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政策特征，被登记人趋利避害会有什么行为取向……这些因素对人口登记都会有严重影响，使最终数字与实际有很大偏差。而实际上，公安部门这一时期给出的人口数字是有很多明显矛盾的。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搞清楚，调查点个别地区的具体情况，搞文学作品可以，搞科研报告不行。所以此后课题调查中，重点就是找当时基层的公安、民政(文革前公社一级没有派出所，户籍登记是民政助理员管)了解那一时期的具体政策和社会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与李老谈话让我的研究另辟蹊径。
记得交谈中有个教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李老有一篇文章讲困难时期中国超量死亡人口数是2200万，有没有这样一个研究。李老当时就很生气，说这是有些人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李老解释说，他九十年代写过一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文章(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篇文章没有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介绍几个外国人口学者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李老说，他注意到美国人口学者科尔在研究中错误引用了统计资料人口数，使科尔的结论达到了2680多万。李老说他这篇文章指出了科尔资料引用的错误，说如果正确引述这个数字，即使按照科尔的研究方法，也只能得出2158万的数字。根本不存在赞同科尔的研究结论的意思，更没有什么李成瑞研究结论是“饿死了2200万”。
这个指鹿为马的谣言至今还在传，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引用。前一段杨继绳先生在谈论这个题目时，还把“李成瑞：2200万”作为一种“研究成果”。
2010年5月7日，体制内理论权威的石仲泉先生做客强国论坛，他向网友介绍了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其中包括年鉴中1960年比上年少1000万，蒋正华先生的1700万，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的2700万。最后他介绍了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的2200万数字，说“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其他的数字得出的结论不好说。”经他这么一讲，这个屎盆子就真扣到李老头上了。
贫道在这里再次为李老辟谣：李成瑞老从来没有说过困难时期有2200万人超量死亡。
其实读读李老的文章就清楚了：
李老注意到科尔书中列举的一些年鉴数字与实际不符，比如科尔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但用“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这个数字是688万，相差近100万。
李老写到：“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 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这是难以设想的。”
接着李老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按科尔“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这些文字表明，李成瑞老给出的2200万超线性死亡的意思是：
即使按照科尔的逻辑和给出的数字，科尔也只应该计算出2200万超线性死亡。
李老这篇文章的主旨很清楚：科尔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起码是技术缺陷，多算了500万超线性死亡。与科尔的研究相比，“蒋正华教授……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蒋正华教授超线性死亡数字是1700万。李老全文最后这段话也只是对两人的成果的比较，也不存在李老赞同困难时期中国有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判断，因为全文最后一句话是：“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笔者本来对石仲泉先生还有些尊重，毕竟是体制内理论大家。但看到他连李老的原文都没读过，就敢拍胸脯说“这个我可以负责任”。这让人有些泄气。
写上面的文字一是送别李成瑞老，二是希望有些人不再随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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