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代表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在李成瑞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沉痛悼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成瑞同志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悼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革命的典范、毛主席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表率、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诗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悼念他，就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就要学习他的高贵品质。我们认为，向他学习：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牢固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二、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深厚的劳动人民感情;
三、敏锐的政治觉悟，顽强的斗争精神;
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丝不拘的严谨精神;
五、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言行一致的精神;
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科学态度，变革一代诗风的开拓精神;
七、谦虚谨慎、不骄傲、不自夸的作风，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精神;
八、大公无私的胸怀，无私奉献的精神;
九、坚持反帝反修反倒退大方向的韧劲，继续革命、勇往直前的精神。
以上的归纳，是从李老15岁起参加革命整整八十年的斗争岁月的实践、言行中得出的，是我自己与他接触中体会的，恐怕很不全面。
我与李老是1993年春在中国人民大学里召开的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上认识的，后来一起撰写呼吁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法律，参加他主持的东方红网站的会议和在他家召开的学习讨论会，准备为北大老龄研究中心讲养生，我为此还专门访问过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老与其他领导同志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甚至是错误，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绝不是立场问题。
首先，关于网上所说李老说饿死多少人的问题，我可以在此负责任的说，人们确实是误解了，在此不多解释。
我听李老亲自讲，改良我们是支持的，但是，改良主义是反对的。关于批判改良主义的问题，从一般原则讲是没有错。但是，为了更全面、充分地理解这一问题，下边引用革命领袖的话，以作补充。
列宁说：“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似乎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反对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他们已经堕落到充当普通的‘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逼着我们对于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争取改良的立场，就是要使我们——为了更加清楚起见，说得简单一些——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5分钟讲改良，而用25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1916年12月“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58—159页。)
“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要取得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61页。)
“要以同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观点进行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议会、工会、合作社等等的每一步工作中，不断地向群众讲清革命和改良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都不要拒绝改良，但是只把它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物。”(“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93—94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末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第250—251页。)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曾经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准备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4--146页。)
关于“举、用、批、促”口号问题。
这个口号是孙永仁同志在世的时候(大概是2004年初)在毛泽东旗帜网站所在地大家在一切议论后确定的，我在场。我记忆中李老是参加会议了，当时我没有听到有不同的声音。我至今认为，这个口号没有原则性错误，“促”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我们不是把社会主义恢复、重建仅仅寄托在某一个大人物身上，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同时，我们也是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反方向)，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批判某人的道理;“促”就是使其“变”，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人人都在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和人物，我们是力争向好的方向变，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至于变不变和变多少，那由不得我们。上届党中央领导上台伊始，就带领常委们到西柏坡去，开始大家确实对此举动有过好感，这是历史事实。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也难”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改难不等于不能改，促本身没有错误。
关于体制内有无健康力量问题，我没有听到李老关于这方面的议论。但是这个问题与目前继续革命队伍的建设，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直接关系。
“健康力量”这个概念是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指我国的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力量，所指正是我们的“病灶”。在此，我想引用毛主席分析1945年的国民党，也许对我们的认识、对我们的思想方法的改进有所帮助。
毛主席写道：“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47页。)
我完全同意徐勋同志所讲的李老的三个“不容易”。客观事物，包括人物在内，有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矛盾自身有个逐步暴露的过程;那么，人的认识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样循环往复逐渐接近于客观真理，所以人们的认识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当着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发展的时候，过程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就说是认识正确了，这是不现实的。
我国“改开”以来，李老与邓力群、马宾、魏巍等同志在启发、教育、组织一切继续革命的同志，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行为斗争中，在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艰难、复杂、长期和曲折的斗争中，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最真诚的朋友，是我们的继续革命征途上的带路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李成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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