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初，我正在河北省阜平县一个小山村搞土地改革后期的复查工作，忽然接到晋察冀边区办事处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要我赶快回机关。第二天一清早，我就背着简单的行装，踏着漫山的冰雪赶了回来。
当时边区财政办事处的主任是黄敬同志。当我掀开他那办公室兼宿舍的土布门帘时，黄敬同志立即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李，回来啦?土改搞得正起劲，又要给你新任务了。”他拉过一条板凳让我坐下，说道：“现在形势好得很，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黄河以南不少地方解放了。不久就要打到蒋介石的老窝啦!在这个决战的关头，咱们老解放区要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最近，边区正在扩军，同时又要搞地方军野战化，加强炮兵建设，兵工费也增加了。我们还要支援陕甘宁边区，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去年九月边区财经会议的预算，早就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看来，今年军粮的需要量更大了。”
黄敬同志着重地说：“农村已经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后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农民分得了土地，但不知道要缴多少公粮，自己得多少粮，闹生产的心还不踏实。因此，必须赶快订出一个新的公粮征收办法。你是边区政府的税务科长。现在，决定由你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向群众请教，时间二十天左右。你看怎么样?”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
经过三天徒步行军，我们调查组来到河北定县城西南的吴家庄。
一进村，就看到村民们在西头大场里开欢送新战士的大会。二十多个小伙子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声中被人们簇拥着坐上大车，扬鞭快驰，奔向通往县城的大道去了。
调查组的同志决心拜群众为师，甘当小学生，但群众并不是随便就会收下我们这些徒弟的。调查工作刚刚铺开，就碰上了困难。有些群众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不说真心话。有些流言暗中传开来：“后街来了工作组，什么都问，还记在小本子上，说不定是给咱村加负担的。”
那天趁着村里开结束土改的大会，我向群众反复说明了工作组的来意。一位村干部接着说：“有人说工作组是给咱村加公粮来了，我说不是。你们想想：一个村加公粮，县政府下个通知就行了，何必派二十来人的工作组呢?”这话引起了台下轻松的笑声。他又说：“边区有几万个村庄，工作组到咱村来征求群众意见，这是咱村的光荣嘛!”话音刚落，引起一片掌声。
经过解释，群众说：“来的这些人都是老八路，一点架子也没有，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还说：“修改公粮负担办法，让咱们老百姓出主意，这才是真民主啊!”看来，群众是收下我们这些徒弟了。
我们同村干部、群众积极分子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公粮负担研究会”。会上决定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发动群众讨论。
这时，正是柳枝初绿、桃花含苞的初春时节。我们和群众在一起，一堆堆聚集在北墙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议论。有时笑声不断，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打老蒋是头等大事，非把它彻底消灭不可。别在这上面计较。解放军天天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还不是为咱老百姓?咱们在后方闹生产、纳公粮是完全应当的啊!”
“土地平分了。要紧的是把地种好，多打粮食。不论定什么负担办法，总得鼓励生产。要叫勤快的人沾光，不能叫懒汉讨便宜。像咱村劳动模范吴玉合，起早贪黑，庄稼总比别人的高一头，负担上不能叫人家吃亏。”
“负担要公平合理。过去有地主富农，实行累进税，让他们多负担些是应当的。现在土地平分了，累进的办法也该修改了。咱们的土地，水浇地和旱地产量不一样，高地、洼地、沙土地、粘土地也有分别，产量要调查清楚，负担要订得公道。”
“负担办法要简单些，最好教人一看就明白，一算就清楚。人人都懂，就没有人敢闹鬼了。”
支援战争、鼓励生产、公平合理、简便易行，这些大原则，大伙的意见很容易取得一致。但一讨论到具体问题，不同意见就多了。
贫农和中农发生了争论。有些贫农认为，同样的土地，因为贫农缺少畜力、肥料，产量也低些，应当比中农少纳税。中农则坚持同样土地同样纳税。
人口问题也有争论。人口多的户主张沿用过去每人扣一个“免税点”的办法;人口少的户主张按地亩纳税，不算人口。
副业收入是否征税?副业少的户主张副业要征税：“副业赚钱比农业还容易”;副业多的户反对：“人家干完庄稼活还不肯歇着，抓空子搞点副业就征税，谁还搞副业呢?”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负担研究会”经过研究，决定从全村选出46个代表各种类型的典型户(贫农与中农、人口多的与人口少的……)，按人们设想的四种方案算出每户的负担额，张榜贴在十字街口的小庙前，请大家看榜议论。
这一下轰动了全村，大家争先恐后来看榜。一面看，一面七言八句地议论开来。在议论中，群众在思考，意见在发展，在深化。
我们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经过研究试算，公布出去。这样三次反复，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方案：公粮负担取消累进制，改为比例税制;征税按土地的“常年应产量”征收，因精耕细作而增产的部分不征税，以示鼓励;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使人口不等的户有所区别，也可以适当兼顾中农与贫农的利益;农闲时的辅助性副业不征税，常年经营、成为主要收入的另征工商税;等等。
在工作结束的那天晚上，许多老乡自动跑来参加我们的总结会。他们说：“众人是圣人，好办法到底搞出来了。”一个老贫农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有了合理的负担办法，我们心里亮堂了。请你告诉前方的同志们，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发出的‘生产长一寸，军队向前进’的号召，多打粮食，按时缴粮，缴好粮，保证供应!”
工作组回到边区财经办事处，向黄敬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得到了他的肯定。接着，又组织全边区的12个地区按类似的办法分别进行了典型调查。在此基础上，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8年5月1日发布了土改后农村负担办法的布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久，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法。这一年，华北的粮食产量比上年有了相当的增长;群众踊跃缴纳公粮，总数达到了25.8亿多斤。这年年底，我从平山县来到北平附近的良乡参加准备解放和接管北平的工作时，一路上只见满载军粮的大车，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头。大批的粮食，运往平津前线;不久，又运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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