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歌爹、他吹爷，都想争当缔造者
由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整年大庆，因此，中国人民也就更加感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主席。特别是在七月三十日举办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文艺晚会上，当久违了三十多年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歌声再次响起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时候，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激与缅怀，也随之达到了高潮。然而就在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激与缅怀达到高潮的时候，歌爹与吹爷，也再次出现了一个高潮。
自毛泽东思想被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来，歌爹吹爷捧伯伯的现象，便高潮迭起。有爹的歌爹，爹不行就吹爷。爹和爷爷都不行的，那就捧大爷（伯伯），真的不亦乐乎。其目的，就是要以分剥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种手段，来虚无毛主席并搅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总之，不彻底搅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决不罢休。
二○一七年七月五日，朱德的孙子，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在接受《人民电视》的采访时，为了要彻底颠覆党史和军史，于是这样说到：“就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爷爷就发动了著名的“赣南三整”，“赣南三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支军队的建设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解决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方法和路径问题。“赣南三整”首先是“天心圩思想整顿”，首先是整顿思想。••••••，••••••。第三个整顿就是‘上堡军事整训’。‘上堡军事整训’也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宣布了军队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侵占群众的利益。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两项纪律。因为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于年底顺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中一次相当成功的起义，湘南起义一共涉及了二十多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参加，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三个师、二个独立团，一万多人。湘南起义对我们军队更大的贡献就是，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就是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野战军、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这个武装力量结构，是我们人民军队打赢人民战争的一个物质基础。只有这种武装力量结构才能得赢人民战争。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湘南起义以后，爷爷就带着这一万多人浩浩荡荡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见《朱德之孙朱和平谈人民军队的创建》）
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那就必须要有新的建军模式和建军原则。而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最早始于“三湾改编”，发展成熟于“古田会议”。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模式和建军原则，完全来自于毛主席的首创、特别是不懈地坚持。然而在朱和平将军的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模式和建军原则的创建即使不是全部，但最起码也有一多半成了他爷爷的了。
“赣南三整”不仅发生在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之前，而且更是发生在朱德领着“南昌起义”的余部八百人藏匿在范石生所部中之前。然而在朱和平将军看来，经过“赣南三整”之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八百多人不仅已经变成了人民军队，而且还更是在“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方法和路径问题”了。
多年以前，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拔高朱德而贬低、污蔑毛主席的人还只是停留在“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而非毛泽东”和“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首提抗日持久战”等这个层次上，可如今在朱德的孙子看来，连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也属于朱德了。看来用不了多久，在朱德的孙子口中，就会说出“遵义会议”上改变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取消了“最高三人团”。“遵义会议”后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那些事，也都是他爷爷朱德干的。
朱和平将军可能以为他姓朱，因此就可以可脸造。且不论历史事实如何，仅是他所讲述中的逻辑，就狗屁不通。既然也创建人民军队了，既然也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了，既然也创立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了，既然也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并建立农村根据地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跑到国民党军十六军的范石生所部悄悄藏匿起来呢？人民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营垒，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由于朱德所部能够藏匿在范石生所部而水乳交融，那么到底是范石生所部是人民军队？还是朱德所部是国民党的军队。
如今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是随着对毛主席的贬低、污蔑和虚无而发展起来的。而三十多年来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像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而非毛泽东”和“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首提抗日持久战”等，到朱德孙子口中的“因为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和“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这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的只是对毛主席等少数人进行贬低、污蔑和虚无，到目前的要虚无掉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
历史虚有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对血脉相连的孪生兄弟。只要虚有出一部假的历史，真的历史也就被虚无没有了；只要虚有出一个假的朱德，那么也就虚无掉了真的毛主席。当年，就是由于周恩来用虚假的手段把朱德和刘伯承打扮成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所以，真正策划、策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和彭湃等这样“南昌起义”的真正主要领导人，也就被虚无掉了。
“湘南起义”，最初称为是“年关暴动”。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的领导机关，是中共湘南特委。湘南特委的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前，是陈佑魁。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后，为杨福涛。
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在党的领导能力较强，群众基础好的湘南各县，趁春节之际发动“年关暴动”。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发觉朱德所部隐藏在范石生的部队中，遂命令范石生解决朱德所部。然而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范石生不仅没有解决朱德所部，反而还通知朱德迅速逃走。
逃离了范石生的部队之后，朱德准备前往广东的东江地区与“广州起义”的余部会合。但是当发觉前方有国民党的方鼎英的部队后，朱德又率部折回了湖南的宜章县境内。朱德所部一到宜章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和宜章县农军的领导人胡少海等人就找到朱德，协商相互配合发动起义之事，于是这便有了朱德智取宜章县城的经典战例。
“年关暴动”在宜章打响了之后，随即，湘南地区的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祁阳、桂东和桂阳等县，也纷纷爆发了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县主持召开了湘南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当选为政府主席。三月下旬，陈佑魁由于在“湘南起义”过程中执行了一条过左的路线而被中共湖南省委撤职，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一职，改由杨福涛担任。然而此时，敌军已经开始向湘南地区大举反扑而湘南各地的起义军，已经无法在当地坚持了。于是，湘南特委在决定向井冈山转移的同时，又按保存下来的力量多少，对各部起义农军进行了整编。宜章农军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党代表陈东日。耒阳农军整编为第四师，师长邝鄘，党代表邓宗海。郴县农军整编为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蔡协民。永兴农军整编为独立团，黄克诚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资兴农军整编为独立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湘南起义”由于是多股力量共同参与的一场武装起义，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朱德所部和其他各部农军分属不同战斗序列的这种现象。然而在朱和平少将看来，这却是他“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这真是欲贪天之功为其爷爷所有。
无独有偶，二○一七年八月三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刊登了一篇据说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所写的题为《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题目上不难看出，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并打倒了封建主义而结束了半封建本殖民地的苦难，领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从而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这样的“了却军民天下事”，都是因为有了刘少奇，这才了却的。因此，朱和平与刘源这两位将军如此地吹爷与歌爹，这对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都是颠覆性的。
刘源与朱和平，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一个是刘少奇的儿子，一个是朱德的孙子。因而从他们的笔下写出或口里说出的关于他爹与他爷的个人经历，其可信度与权威性可想而知。而刘少奇和朱德，一个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二把手”，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唯一总司令。所以，他们的个人经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关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甚至都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刘源与朱和平如此地歌爹和吹爷，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可能就会以此为史料，进一步虚无中国革命的历史并进而虚无掉中国共产党。
近些年来，一些红二代、甚至包括像周恩来和彭德怀的侄女这样假冒伪劣的“红二代”，都无不拼命地往自己的先人脸上涂粉。然而像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在接受《人民电视》采访时那样大尺度地歇吹爷和刘少奇之子刘源在《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一文中这样斯底里地歌爹，还尚属首次。
在《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这篇文章中，刘源将军不仅经常使用移花接木、狗尾续貂、倒转时间等这样的手法和模糊、暗示性的文字，首次披露了许多有关他父亲的不为人知的“巨大作用和巨大贡献”，而且其中还更是夹杂了他个人对党史和军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对刘少奇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刘源将军是这样写的：“一九二二年春，父亲回国，••••••，••••••。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刘源将军的这种写法不仅向读者进行了这样的暗示，刘少奇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并使用的重要干部，而且也更为之后无限夸大刘少奇的作用，进行了铺垫。果不其然，紧接着刘源将军就对他爹无限制地进行了违背历史事实的这样夸大：“九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
作为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伯伯”，只是负责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负责“通知”刘少奇到安源，可见刘少奇“的确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并使用的重要干部，因此才能担负那么重要的责任，创建那么多历史功绩。
安源路矿的罢工，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的策划和指导下进行的。罢工期间，尽管毛主席没有亲临前线指挥，但是罢工却不仅却始终有党组织在领导，而且还更有总指挥李立三和副总指挥朱少连亲自在前线指挥。而刘少奇，当时不过就是担任个工人俱乐部方面与资方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
而后，刘源将军以为中国人都不知道那段历史，于是便开始不着边际地歌爹了：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父亲在那里主事（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一九二四年九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两年多，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杨尚昆回忆：一九二五年初全国九百多名党员，安源占三百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三分之二），当地十五个支部三百多名党员，上缴的党费就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
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之前，在安源地区主事的，是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四月下旬，李立三调往武汉，接任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是朱少连。而刘少奇，只是先代理、后才正式担任了工人俱乐部的总主任。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于朱少连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任中央驻湘粤两省的委员。因此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改由安源旷工出身的宁迪卿担任。当年十月，由于宁迪卿要到苏联去学习。于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又接任了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因此，刘少奇根本没有担任过中共安源地方党的领导。不止如此，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于毛主席调中央工作而由李维汉接任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于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发生了变动。新的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为郭亮，易礼容，何叔衡，夏明翰，夏曦，刘少奇不再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在党内没有担任什么职务的刘少奇，在安源两年多的时间里，能主什么事。不止如此，就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参加了大会的安源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朱锦堂，也和李立三、王荷波、张太雷、邓培一道，当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而却没有刘少奇的什么事。可是接下来的歌爹，刘源将军却已经都不知道什么是大言不惭了：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一九二三年纠察员就达二百人（一九二五年已达八百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安源地区，的确是建立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党校。但是说刘少奇是这所党校的校长并还讲授过《共产党宣言》，却查无实据。
据史料记载，安源的党校，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开办的。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一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指示和来安源视察的林育南的建议，中国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办一所党（团）校并决定合组“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两地委各派五人参与工作，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泽楷任委员长，作为党领导工人教育事业的机构。党（团）校分为两个班，一初级班，专收工友同志，二高级班，在寒假内开课，专收学生同志。党（团）校的课程安排是每星期三次，教材是《政经浅说》、《大学史》等，教员有汪泽楷、任岳、袁达时、胡士廉和肖劲光等。
由于党校是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机构，因此其校长历来由重要领导人来担任。在我党的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开办期间，无论是在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里，还是在共青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中，都没有刘少奇的职务。因此，刘少奇不可能担任安源党校的校长。然而刘源将军却不仅认为他爹担任了党校的校长，而且还更是亲自担任，以暗示他爹在党内还担任着更为重要的职务。刘源将军，依据何在？
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否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我不知道。但是在安源工作期间的肖劲光尽管在苏联进过一段时间的军校，就被陈独秀赶回东方大学了。所以在安源工作期间的肖劲光，是从苏联的东方大学毕业的。在安源工作期间的肖劲光讲没讲过军事课，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游艺股长的肖劲光，文明戏可没少演。
到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不久，一所苏联红军的初级军官学校招生，东方大学根据学生填写的志愿，就推荐了肖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去那所军校学习。一九二二年年底，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此期间，陈独秀听说肖劲光等人进了军校，勃然大怒，找到肖劲光等人训斥到：“胡闹，谁同意你们学军事，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吗?马上回东方大学去!京汉铁路大罢工都失败了，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这样，肖劲光等人又回到了东方大学。而肖劲光真正进入苏联的红军大学学习，那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的事了。
在安源罢工开始前，就已经成立了工人监察队，以维护罢工秩序和社会秩序并防止工贼收买不坚定的工人复工。
罢工，是工人阶级以和平的方式，来反抗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一种途径。因此在罢工中组建由罢工工人所组成的纠察队，并不是要以暴力的方式来反抗资产阶级，而是为了维护罢工秩序和防止工贼的捣乱破坏。这一点，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十日召开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由刘少奇组织起草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的“对于纠察队决议案”的第四条就是这样规定的：“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治反革命分子之组织；不可用纠察队去征收会费，以致引起工人对工会或工人纠察队之怀疑。”因此，把工人纠察队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的这种认识，实在是荒唐得很。特别是“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的这一评价，那简直就是想要天狗吞日了。
从《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看，刘源将军不仅要把其爹树立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而且还更是要把毛主席创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也据为其爹所有。因此在文章的开篇，刘源将军就这样写到：“一九二二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
苏联的东方大学，全名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其目的是为东方民族培养民主革命的的政治干部。东方大学开设有中国班、朝鲜班、蒙古班和俄国远东各少数民族班，开办之处，只有几百人。东方大学起初的学制为三年，一九二六年后改为四年。东方大学中国班的课程，主要有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俄语和一门西方语言（如英语、法语或德语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理论等。
在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的当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制定的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这个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因此那时全体共产党人都只知道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了，而只有刘少奇一人由于怀揣着从苏联取回来的“真经”，因而才想到要去武装工农，夺取政权。特别是因为刘少奇还没有把他的“真经”告诉毛主席，所以直到一九二七年召开“八•七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才这样醒悟过来：“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尽管当年没有说出来，但是刘少奇的“武装工农，夺取政权”想法，还是早于毛主席创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看来，不仅人民军队是由于刘少奇“混沌初始，开天辟地”创立的，而且就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理论的知识产权，也应该归于刘少奇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对刘少奇当年在武汉解散工人纠察队并将枪支交给了国民党一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因此，刘源将军不仅要为他爹彻底平反，而且还更是要籍此来把他爹塑造成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六月底，得知汪精卫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政变攻击），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二十九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解散，交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三千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二十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
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当年在武汉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交枪一事的批判，确实有些无理。而之所以会造成无理，就是人民群众那是用衡量毛主席的标准，来要求刘少奇等人了。当时的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五千多人，三千多条枪。如果是毛主席来处理此事，那肯定就会拉着这支队伍上井冈山为人民打天下去了。然而由于刘少奇等人没有毛主席的那种远见卓识，因而解散交枪，也就自然而然了。
为了表明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刘少奇在“南昌起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那些参加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都大，刘源将军还拉出了聂荣臻元帅来为其助威：
“七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争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
聂帅这是故意耍滑头，还是虚情假意地示好。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这肯定是事实。然而如果说“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那可就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了。
不只是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就是湖北三十多万的工会会员，也最听他们的向大哥---向忠发或是项英和李立三的。在武汉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入党后始终在武汉工作，不仅向忠发或项英对工人们最了解，而且工人们也很听向忠发或项英的话。而从一九二三年四月算起，李立三也在武汉领导了工人运动四年多。那么只在武汉工作了半年的刘少奇对武汉的工人，能有多少的了解。武汉的工人，又有几人能够了解刚来半年的刘少奇，又根据什么最听刘少奇的。然而为了把刘少奇伪造成是“南昌起义”的遥控指挥者，不知是刘源将军，还是聂荣臻元帅，就是这样不顾逻辑地胡说八道。
不只是“南昌起义”，就连“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功。刘源将军也要替他爹全都承包下来。
“接下来是九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二团和三团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是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的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在刘源将军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能够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都是因为他爹“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而且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人民军队的创建，都是他爹完成的。因此，他爹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不只是具有“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这样的才能和贡献，而且还更拥有“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这样盘古开天的开创之功，起到了顶天立地的柱石作用。
从朱和平的讲述和刘源的文章对比看，上将就是比少将的水平高，文章就是比讲述更精彩。与朱和平少将的讲述相比，刘源上将的文章不仅更加生动，而且对毛主席的虚无，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篡改，也更加彻底。
刘少奇的确是为中国革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人民会永远铭记。但是说刘少奇“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全国人民都将嗤之以鼻。然而刘源将军为了歌爹，却竟然不顾廉耻地满嘴跑火车。
对于“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聂荣臻在自己的《聂荣臻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按照恩来通知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处，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聂荣臻这次上庐山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和聂荣臻一同上庐山的，还有李立三和邓中夏。他们去庐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通知刘少奇，而是要把武装起义的决定，告诉在那里休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已经内定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以及张太雷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聂荣臻元帅在回忆中尽管使用了“专程”这一词汇，但是一个“还”字，就说明他的此次庐山之行，还负有比通知刘少奇“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为了讨好，尽管聂荣臻说是专程，但实际上不过就是顺路而已。把聂荣臻元帅只是“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而才将“南昌起义”的消息提前通知了刘少奇一事，就幻想成了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这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按照聂荣臻的回忆，他之所以把准备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消息通告给刘少奇，是为了让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并不是让他来参加起义。而刘少奇也并没有向聂荣臻表示要去参加起义。刘少奇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得知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这一消息的，“南昌起义”是在八月一日爆发的。如果刘少奇真的打算去参加起义，那么就是爬，九天多的时间也能爬到南昌，可见刘少奇当时真是病得很厉害。
刘源将军说他爹得知将要举行“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表示一定参加。而刘少奇后来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由于“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
刘少奇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还是思想的原因而没有去参加“南昌起义”，根本没有考证的必要。可是刘源将军为了歌爹而把刘少奇没有参加“南昌起义”原因归罪于“南昌起义”的提前，这可实在是说不过去。
“南昌起义”的发动时间，确实是提前了。提前了多少，中国人民都知道，提前了两个小时。从八月一日的凌晨四点，提前到凌晨两点。两个小时在九天多的时间里，能占多少。刘少奇得知将要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消息时，贺龙与叶挺的部队还没有开到南昌呢。如果刘少奇真要想去参加起义，就是起义发动的时间提前八天，他都能赶上。
刘少奇没有能够参加“南昌起义”，这本来算不得什么，可是刘源将军为了能让他爹也分上“南昌起义”之功的一杯羹，竟然借聂荣臻元帅之口，编造出了“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就为“南昌起义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的这样一个离奇故事。
刘源将军之所以死死咬住武汉和安源这两支工人纠察队不松口，就是由于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中，确实有些人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刘源将军他爹刘少奇，也的的确确与这支工人纠察队，有那么一点关系。因此，刘源将军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把他爹刘少奇打造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而至于参加了“秋收起义”的那支安源工人纠察队，已经与刘少奇没有了丝毫的联系。
刘少奇离开安源后的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兵两个营和安源煤矿的矿警队两个连封闭了安源路矿俱乐部，当场开枪打死了三名工人，打伤了数十人，制造了“九月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总主任黄静源等党、团和俱乐部干部以及工人骨干七十多人被逮捕。随后，李鸿程在安源发布了戒严令，安源路矿当局解雇了六千多名工人并将外地的工人押解出境。同时，为了免遭毒手，朱少连和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的陆沉等一大批党团干部与几千名工人，则逃离了安源。轰轰烈烈的安源工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北伐军从湖南打到了江西萍乡。十日，朱少连和原俱乐部干部刘畅炎、周怀德一同回到安源。朱少连等人回到安源之后，马上把工人重新组织起来并对那些曾经镇压过工人运动的反动家伙进行了处理。随后，安源路矿俱乐部得以恢复并进而成立了萍矿总工会。而在工人俱乐部恢复的同时，工人纠察队也得以恢复并对矿警队进行了改造。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时，这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以及一部分农军，被编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由农军队长王新亚任团长。只是这时的这支安源工人纠察队，根本就与刘少奇没有丝毫的联系。特别是这个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为主编成的第二团，在起义发动之后没有多久就被打散了，团长王新亚也不知所踪。所以，第二团不仅没有成建制，而且就连分散的个人，也没有几人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因此，刘源将军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这一毫无历史依据的结论，纯属就是为了歌爹。
安源“九月惨案”发生后，黄静源先是被押解到萍乡，在受尽酷刑之后，仍然没有屈服。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敌人将黄静源押解回安源，在原工人俱乐部门前广场，公然杀害。黄静源被杀害的两个之后的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也被捕了。因而后来有人据此而推导出刘少奇投敌叛变当了特务，然而这一推理是不严谨的。尽管黄静源的被害和刘少奇的被捕在时间上差不多，但是两人被害和被捕的地点却相距甚远。黄静源是在江西的安源被害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湖南的长沙被捕的。杀害黄静源的是江西军阀，释放刘少奇的是湖南军阀。封建军阀的反动性尽管是一致的，但是各行其是也是他们的主要特点。否则，也就不是军阀了。因此，认为既然江西的军阀能够杀害黄静源，那么湖南的军阀也一定会杀害刘少奇的这一逻辑推理，是不成立的。
黄静源的被害与刘少奇的被捕，当然没有丝毫的关系。可是安源“九月惨案”之所以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却也刘少奇密不可分。刘少奇在当上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总主任之后，有点得意忘形了，竟然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编印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报告册》这样两本小册子公开出版。在这两本小册子中，详细刊载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和第二两届全体工作人员及工人代表的姓名、年龄、籍贯和任职情况。惨案发生时，敌人就是拿着这两本小册子，按照上面的名单，到处抓人。
“南昌起义”的队伍中，的确有一些原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但他们既不是“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重要力量”，也没有“血脉延续至今”。因此“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纯粹胡扯。
“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是贺龙与叶挺的部队，而其中党员骨干的力量，是叶挺部队中的那些共产党员。而使“南昌起义”的血脉能够延续至今的，是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那八百人。而这八百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原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由于李汉魂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所以根本不可能接受武汉工人纠察队。而武汉工人纠察队，也更不敢去投奔他。因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血脉延续至今这种说法，纯粹就是对历史的胡编乱造。
武汉不仅是我国出现共产主义小组的地区之一，而且更是我国工人运动开展的最早地区之一。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武汉就发生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郑凯卿领导的工人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仅武汉的工人运动发展迅猛，而且还更是涌现出了林育南、项英、李立三、向忠发和许白昊等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当选为委员长，项英当选为副委员长兼工人纠察总队队长。十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从广州来到武汉。补救刘少奇接替许白昊，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的秘书长。
在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的秘书长之后，刘少奇对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设，或多或少能起点作用。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那些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齐聚武汉，对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设，难道其他人就一点作用也不起吗。什么“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纯粹是大言不惭。
武汉解散交枪之后，中国革命出现了低潮，因此文章写到这里，刘源将军就写他爹如何去做地下工作去了。而在写刘少奇在做地下工作的过程中，刘源将军提到了这样的两件事。关于这两件事，刘源将军是这样写的：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四十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一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刘少奇被捕的原因，是叛徒告密。既然是叛徒告密，那么敌人只要让叛徒在法庭上指认刘少奇是共产党，不就不存在证据不足的这一问题了吗。敌人难道就这么傻，没有想到让叛徒在法庭上指认刘少奇？敌人为什么没有让叛徒在法庭上指认刘少奇呢？
非常凑巧，就在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八天后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离沈阳只有五十公里远的抚顺，被刘少奇派往那里担任抚顺特支书记的杨靖宇和抚顺特支的大部分成员，也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了。同样，在法庭上，告密的叛徒也没有出来指认杨靖宇。然而与只被关押十几天就释放了的刘少奇不同，被捕后的杨靖宇不仅遭受了各种酷刑，而且还更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处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告密杨靖宇的那个叛徒，直到目前也没有查清楚到底是谁。为什么没有查清楚，是因为没有人去查。而当年敌人之所以没有让这个叛徒在法庭上指认杨靖宇，看来是为了保护这个叛徒而长期使用。
告密刘少奇的那个叛徒，名叫常宝玉，是我党组织在奉天纱厂的党支部书记。这样的人由于对我党内部，特别是高层的情况，往往知道的不是太多，所以对敌人来说，不过就是个没有多大使用价值的小人物，因而也就没有为了长期使用而保护起来的必要。
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就曾经被捕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二月上旬，才获准释放。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太多的传奇。可能是觉得不够，现在又由他的儿子来凑。因此，刘少奇不应该名叫少奇，而应该改名为多奇才是。
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其必然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刘少奇两次被捕都能安然脱险，可能就是偶然性起了决定的作用。而朱德能够上井冈山实现与毛主席的会师，同样也是偶然性起了决定的作用。
“湘南起义”发动了之后，由于采取了过左的烧杀政策而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起义军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于是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南特委决定包括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内的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并派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周鲁先上井冈山，要求毛主席带兵下山接应。然而刚刚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以杨福涛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和以席克思为书记的共青团湘南特委的人觉得他们是湘南的特委，守土有责，因此应该不避凶险而留在湘南坚持斗争。于是，杨福涛与席克思不顾陈毅等人的劝说，带着湘南两委的七十多人离开了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前去衡阳打游击。然而由于半路上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杨福涛和席克思以及湘南两委的大部分人，都壮烈牺牲了。
“湘南起义”的领导机关湘南特委离开了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之后，起义军又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又该朱德站出来登高一呼了。这次不用什么动员，也不用什么整不整，大家只要向着井冈山的方向跑就是了。于是，携家带口，扶老携幼，推车挑担，一万多人，浩浩荡荡地上了井冈山。因此，这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朱毛会师，这才有了后来的朱军长，朱军团长，朱总司令。而如果杨福涛等人为了躲避眼前的凶险而前往井冈山，那么就不是什么朱毛会师，而是杨毛会师了。
由于历史是既成的事实，因而也就没有了如果。或许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吧。
王光美曾经回忆一九八○年的春节前她带着孩子们去看望聂荣臻元帅的时候，聂荣臻元帅与她在谈起刘少奇的时候，曾经望着窗外而陷入沉思并自言自语地说：“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
聂荣臻元帅所说的“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这句话，不仅很符合哲理，而且也更是中国革命惨烈历史的真实写照。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夏明翰、向警予、恽代英、蔡和森、杨开慧、毛泽建与瞿秋白等，不仅早早就牺牲了，而且还更是仅仅被捕一次，就被敌人杀害了。
尽管刘源将军说他所写的“均有确凿的史料”，但他所写的那些内容，却的确也有违背史实之处。
为了充分地体现刘少奇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刘源将军在《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一文中，还编造了这样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小故事：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不仅只有三十名妇女，而且也没有一名的普通战斗女兵。与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中的那些不仅大批牺牲了，而且就连姓名也大多没有留下来的普通战斗女兵不同，红一方面军中的这三十名妇女，不是领导干部的妻子，就是关键岗位上的未婚女干部。她们中有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妻子肖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凯丰的妻子廖似光，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罗明的妻子谢小梅，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鈞，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曾山的妻子邓六金，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的妻子周越华，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妻子邱一涵，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的妻子李桂英，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妻子杨厚珍。其他的十一人是：刘英、危拱之、王泉媛、钟月林、谢飞、李坚贞、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甘棠、李建华。
红一方面军中的这三十名妇女在长征的过程中，或是照顾生病负伤的丈夫，或是大多在干部休养连随军行动，还有在总部机关工作的。长征途中，她们或是在丈夫身边时有丈夫的警卫员照顾，或是在干部休养连时前后都有战斗部队掩护。因此何须刘少奇“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另外，红一方面军中的妇女也不是一个也没死。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红军总部的吴富莲和王泉媛等人随左路军行动。先是随张国焘南下，后被徐向前和陈长浩带着西征，最后被由于西路军马家军打败而被俘。被俘之后，吴富莲宁死不屈，以吞针的惨烈做法而壮烈牺牲。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过草地时，尽管只剩下了 七八千人，但最高领导人，仍然是毛主席。而最高军事指挥员，这时已经换成了彭德怀。因此写到这里的时候，刘源将军又在使用“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这样模糊性的文字，对读者进行暗示了，让人俨然感觉刘少奇才是忙前忙后的最高指挥官。
自古道：军令如山。可是刘源将军却称他爹的这道子虚乌有的命令，只是个“小命令”。因为这样不仅有助于其掩盖对历史真相的篡改，而且也更显得有几分俏皮。
刘源将军他爹刘少奇主席，那就够荒诞的了。可是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将军，比他还荒诞。当初，刘少奇的荒诞，还只不过就是在“大跃进运动”中视察江苏时，当听到一位乡党委书记汇报说当地的粮食亩产已经达到一万斤时，满脸严肃认真地指示到：“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的这种程度。可是有谁能够想到，而今，刘源将军却竟然都能荒诞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的这种高度
刘少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公认的工运领袖之一和中国共产党当年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也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主张。因而按照刘源将军的逻辑，不仅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刘少奇缔造的。所以，刘源将军的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中国革命历史赤裸裸的篡改。
当年的我国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种落后社会状态，不仅造成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不强大，而且也导致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随之不强大。特别是我国的无产阶级由于形成的时间更短而不成熟，大多数的工人刚由农民转变而来，仍然还保留着农民的那种心理和习惯。因此那时我国的工人运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党来推动并引导的。“安源罢工”、“二•七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莫不是如此。而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不是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自发产生的，而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那些党员，大多是来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而后，当中国革命由于“城市中心论”的失败而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人民军队的战士，又主要是来自农民。而要把以农民为主所组成的政党和军队建成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那就必须要对其中的每名成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明确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这一原则的根本原因和成功之处。就是由于我们的党和军队最初是由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建立起来的，所以尽管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工人出身的人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也并不高。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只有向忠发这一个最高领导人是工人出身，可是最后还叛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七个是旧军人出身，三个是知识分子。十位大将中，的确有一个工人出身徐海东。但徐海东大将军衔的获得，靠的是其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不是凭借其工人阶级的出身。
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文章中，刘源将军还多次抬出聂荣臻、彭真和杨尚昆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为其占台助威。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漫长的革命经历，因此他们所说的那些事，史实性当然也就很强。然而在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有不少的“秃子的脑袋-----滑头”。而杨尚昆，可能就是其中最滑的一位。据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向杨尚昆这位没有任何疑义的“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求证邓小平参加没参加“遵义会议”，杨尚昆回答的可以说是滑得出奇的“葫芦话”：“周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如果说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可杨尚昆却没有看到他；如果说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可杨尚昆又说听周总理说过邓小平参加了会议。这样的回答，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而如果谁的胆子大想继续求证，那就去问周总理好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竟然还有这样的风采。所以，邓小平到底参加没参加“遵义会议”这件历史大事，就在杨尚昆这样的“葫芦话”中，变得糊涂起来。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当事人在，历史虚无主义不泛滥，那就奇了怪了。
当前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严重泛滥，其实就是从那些红二代、甚至是某些红一代的身上开始的。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在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曾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的王首道所写的一篇题为《衷心的敬佩，深切的怀念-----参观彭德怀同志故居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在这篇“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中，为了表明彭德怀的清正廉洁，王首道还专门提到了彭德怀的侄子彭起超：
“到一九四四年，党中央决定王震同志和我带领南下支队，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彭总将他的侄子彭起超交托给我，要我们带他一起南下。彭总当着我们的面，一再叮嘱他的侄子，要刻苦学习，要艰苦朴素。南下中生活很艰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对他的侄子严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顾，更不许吃小灶。彭总为了发扬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这么严格要求他的侄子等。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们敬佩。”
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因此从王首道的回忆文章中应该看出，彭起超应该最迟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前参军入伍的。然而在《彭德怀传》的第六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章的第三节《失利赣州》这一节里，关于彭起超参军入伍的过程和时间，却是这样记述的：
“十五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起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
尽管王首道说彭起超是在延安参军的，但是王首道却都没有说只有十五岁的彭起超，是如何到达延安的。
二○○七年七月记者赵曦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对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进行采访时，彭梅魁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却谈到了彭起超去延安的经过。以下，就是采访过程中记者与彭梅魁的对话：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从《彭德怀传》里的记载和彭梅魁的回忆里可以得知，彭起超从家乡是跟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延安时才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达到延安的。而且他到延安之后，也并没有参军入伍去保卫延安，而是被他伯伯彭德怀送到了学校去读书。
身为老革命，地地道道的红一代的王首道，却居然也能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来伪造历史。如此一来，历史虚无主义又怎能不盛行。王首道这是什么样的个人品质？怎能如此地睁着眼睛胡说八道？看来王首道不应该名叫王首道，而是应当改名为王八道了。
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不仅造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的错乱、甚至是颠倒，而且也更将导致我们这个民族，找不到能够通往未来的方向与出路。
刘源将军说他爹给自己起的卫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要保卫黄种人。那时的中国，可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去保卫整个黄种人。估计他爹如果听到这样的话，都能气得从坟墓来爬出来揍他。而东条英机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人听了这样的话会很高兴，因为当年的日本就是以把黄种人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借口，而发动了大东亚圣战。因此，卫黄是为了保卫炎黄子孙，倒还差不多。
目前刘源将军还只是写出了《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一文的上篇，那么在下篇中，刘源将军可就应该写到他爹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只是不知刘源将军会不会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他爹的那些所说所为而产生的那些恶劣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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