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不受待见的《古田军号》，不赔钱那就怪了
为了给建国七十周年献礼，著名导演(罗援少将语)陈力拍摄的一部“红色主旋律”的电影《古田军号》，于八月一日起开始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据著名的罗援少将在昆仑策网发布的《<古田军号>观后的“另类”思考》一文中所述：“这部有三千六百多个镜头、有八千多名官兵参与、历时八个多月的后期制作而完成的红色经典，只有百分之零点二的排片，有点院线无档期，有的影院只有一个人观影。这位观众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看着空荡荡的影院，不禁流出悲愤的眼泪，哀叹‘先烈真不值得为这些人牺牲!’”
由于电影的票房低迷，于是陈力导演请托罗援少将邀请了《古田军号》电影故事中的主人公朱德、陈毅和周恩来的后代以及一些革命元勋的后代来观看《古田军号》这部电影，从而提高电影的知名度以增加票房收入，从而减少些经济损失。
不止如此，《古田军号》这部号称是红色主旋律的电影，甚至都尴尬到了主创团队捐出了自己这次拍片的全部片酬来邀请九零后青年免费观看这部电影的程度。
由于上座率太低，甚至有的影院根本就不上映这部电影，看来拍摄《古田军号》这部电影，注定是要赔钱了。
看过电影之后，罗援少将愤然了，于是提笔写下了《<古田军号>观后的“另类”思考》一文。在文章中，罗援少将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们总不能让拍摄红色主旋律的团队拍一部赔一部吧!有些人辩解，没有办法，这是资本操作的结果，有些人说，这就是市场经济。但我想问一问，‘资本’的背后是谁在操作?我又想问一问，市场的前面还有没有‘社会主义’四个字?”
表面上看，罗援少将的“问一句”，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在当今的中国，在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的前面，不是还有“特色”两个字吗。对于“特色”这两个字，罗援少将能解释解释吗?
《古田军号》这部电影，我没有看过。因此对电影的内容，不容置喙，更不敢妄加非议。因而只能对罗援少将的《<古田军号>观后的“另类”思考》一文，谈点读后感。
《古田军号》这部电影尽管名曰“军号”，但主要的内容，反映的主要应该是“古田会议”。对于“古田会议”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罗援少将是这样认识的：“古田会议是我军建军史上中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石。”对于罗援少将的这一认识，我百分之百的赞同。
“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毛主席的建军思想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在红四军中得以确立。随即由于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从而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红军。对于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古田会议”?罗援少将是这样认为的：“这次会议又是我党两种建军思想激烈斗争的产物，说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当时我军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而引发的。当时一支人民的军队刚刚诞生，如何走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毛泽东和朱德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之争，是关于如何建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之争。朱毛之争，以毛主席获胜宣告结束。其标志，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关于朱毛之争这一点，罗援少将也认为是“如何走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毛泽东和朱德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然而当写到关于争论的具体内容时，罗援少将却笔头子一转，这样写到：“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朱德认为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后来，毛泽东也发现赣南、闽西的发展空间更大一些，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所有靠通过拔高周恩来和朱老总的手段来贬低、否定毛主席，通过制造历史虚有主义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都属于蠢货，罗援少将同样也不例外。虽然不是经常地上电视进行演讲、参加辩论，就是著书、写文章，其实罗援少将就是个军人中的半吊子文人，文人中的半吊子军人。除了擅长诡辩术之外，没再看到罗援少将有什么专长。
罗援少将为了掩盖朱德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拔高朱德，就把朱毛之争，诡辩成了是“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朱德认为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
朱毛之争的本质和具体内容，是关于如何建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根本原则之争。而“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只是一个具体军事行动的方向问题。用一个军事行动的具体方向问题来替代建军思想这样的原则问题，你看罗援少将多么擅长偷换概念这样的诡辩。由于是诡辩，所以难免心虚。因此罗援少将没敢写是朱德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只是写为是“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
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无中生有、胡搅蛮缠，是所有历史虚无主义者唯一可使用也十分擅长的手段。关于朱毛之争，罗援少将继续这样写到：“朱、毛第二次争论是在罗福嶂会议上，主要议题是围绕‘集权与分兵’。为了‘集权’，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实为司令部)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打了下井冈山的第一个胜仗。”
“集权”与“分兵”，这本是两个不对应的概念。“集权”对应的是“分权”，“分兵”对应的是“合兵”。“集权”，强调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分兵，是指具体的作战模式。“集权与分兵”，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朱毛二人即使围绕这两个问题发生了争论，那也是两种争论。而当年的朱毛之争，是建军思想之争，不是具体的军事行动之争。为了掩盖朱德当年在建军思想上与毛主席发生过原则性的争论，罗援少将把它轻描淡写成了是“分兵”这样具体军事行动上的争论。
与“集权”相对应的矛盾，是“分权”，不是“分兵”。分兵诱敌、分头设伏、多路包抄，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军战胜强敌的屡试不爽的战术指导思想。罗福嶂会议上，朱、毛发生第二次争论，只能是围绕着“集权”还是“分权”的矛盾而发生的争论。当时还存有极端民主化思想的朱德，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前委”的这种“书记专政”和“家长制”主张。就是由于坚持搞极端民主化，因此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主要就是由于朱德的原因，这才酿成了“八月失败”。实践证明，当年朱德反对毛主席不仅反对错了，而且还更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不知电影《古田军号》是如何展现的。反正罗援少将满嘴的胡说八道，充斥着互联网。罗援少将就是这样一贯用诡辩和偷换概念的手法，来篡改历史，来拔高朱德而贬低毛主席，从而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然而由于只会诡辩和胡说八道而缺乏历史常识，特别是根本不懂历史发展的逻辑，因此罗援少将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常常是漏洞百出。当年红四军的军委，是党设在红四军中的领导机构，因此军委的工作，与前委发生了重叠。红四军的军委，根本不是红四军的军事指挥机构司令部。罗援少将说毛主席撤销了军委是剥夺了朱德的决策权，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特别是由于对历史的一知半解，一心想拔高朱德而贬低毛主席的罗援少将无意中却露出了他的低能。“没有了前委(毛主席)、军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打了下井冈山的第一个胜仗。”你看，就是由于无知，罗援少将这不还无意中黑了朱老总一把。
和一贯“拉大旗作虎皮”的金一南一样，罗援少将也拉出了朱毛之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郭化若将军来为其站台：“据时任红四军二纵参谋长的郭化若将军后来在给我们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上党史课时介绍，当时毛和朱吵得很厉害，甚至连宿营打前站号房子，都要争论到底是司令部要占大一点的房子，还是政治部要占大一点房子?对外发布公告是以司令部的名义还是要扣上政治部的印章都争论不休。
吵到最后，朱问毛，‘党管一切，难道我拉屎撒尿你也要管吗?’毛讲，‘对，拉屎撒尿我也要管。’表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朱毛之争争什么?朱、毛关于建军思想和原则的争论，罗援少将不敢写出来，而是非常巧妙地用“甚至”这个词，就把“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二人关于建军思想的原则性争论，贬低成了是谁占大一点的房子从而工作和生活条件会更好一点的这样没有任何对错的低俗的利益之争。
“古田会议”前朱毛之争的具体内容，主要的都记载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尽管没有明确表明，“古田会议”前朱德所主张的建军思想是什么。但“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所记载的八项内容，是毛主席的建军思想，那么朱德的建军思想，只能是其反面。历史早已证明了，朱德的建军思想不仅没有对我军的建设带来多少有益之处，反而还曾经给革命事业造成过重大的损失。
朱老总和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历史巨人。“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之争，是关于如何建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原则之争，而决不可能是什么谁占大一点的房子从而工作和生活会更好一点这样的利益之争。朱老总和毛主席这两位具有高度革命自觉的历史巨人即使为建军思想和原则发生了争论，那也只能是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的争论，而也决不可能是“难道我拉屎撒尿你也要管吗”这样的泼妇吵架。为了通过贬低党的领袖来贬低中国共产党，罗援少将真是不惜笔墨。
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体现出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豪气。把毛主席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每一个真正革命者都应该具有的革命豪气，浅薄庸俗、甚至是卑鄙阴险地认识和解释为是官场上粗俗的“霸道”或“霸气”，是对毛主席的卑鄙污蔑，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继续。不止如此，罗援少将还从《古田军号》这部电影中，为毛主席为什么会犯“晚年错误”(感谢罗援少将笔下留情、口中积德，把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写作是“失误”)，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古田军号》这部电影尽管是一部红色主旋律的电影，但在罗援少将看来，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原因，就是“周恩来口述的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影片对周恩来的作用只是一笔带过。”其实，中央的“九月来信”对于“古田会议”来说，就是“年三十晚上死头驴，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没有中央的“九月来信”，古田会议不仅也是要开的，而且一定也能开得很成功。促使古田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是朱德和刘安恭率领红四军“冒进东江”遭到了惨败。
在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以一票之差，落选了前委书记。为了不导致红四军的分裂，毛主席主动提出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工作。在得到陈毅、朱德等人的允许后，毛主席带着蔡协民、谭震林、曾志、吴仲莲、江华与贺子珍六人，前往闽西特委。据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在《正确认识长征与毛主席》一文中介绍：“许多人都认为，‘一九二九年七月毛泽东是被迫离开了红军’。从年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被迫的，而是有备而去。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正是由于是有备而去，因此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呈现出了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色。为此在一九二九年秋天，毛主席兴奋地填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而此时的朱德，却正带领“冒进东江”惨败后的红四军，踟蹰在粤北的崇山峻岭间。
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主席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主席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主席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之后，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统计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主席，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主席。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主席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主席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主席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主席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毛主席在致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所提到的“陈毅主义”以及陈毅在朱德与毛主席争论中所站的立场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陈毅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和“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朱德就向陈毅出示了毛主席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主席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下，首先就向朱德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主席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主席。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主席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的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和朱德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主席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主席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主席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主席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主席、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主席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案》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案》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毛主席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贯彻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但是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始终难以彻底根除。其中的原因，虽然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方面影响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党内的许多同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强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方面的因素。尽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然而若想真正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必须要像陈毅自己打倒了“陈毅主义”那样，要严于解剖自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为如何彻底铲除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为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种最为实际的以身作则，既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反映出了陈毅元帅个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陈毅元帅，才能真正做到这样。陈毅用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做法，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程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性格豪放的陈毅，也正是通过自己带头打到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纯洁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更加认识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因而在后来才能对项英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样发自肺腑的话。
“古田会议”是伟大的，可电影《古田军号》的上座率却低得出奇。对《古田军号》这部电影上座率低的原因，罗援少将认为是教育的问题，因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不是教育问题，还有待于历史的总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肯定是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出现了问题，而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出现了问题。
在毛泽东的时代，大灾之年仍然要为国家做无私奉献的大寨人，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不仅不向国家交售一粒粮，反而还要吃国家返销粮的极度自私自利的小岗人，成了全社会顶礼膜拜的典范;在毛泽东的时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这样的教育，能不出问题。这样的社会，能不出问题。
一心为公的大寨，是一心为人民的毛主席晚年亲自竖立起来的典型。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失误，罗援少将语)”的毛主席亲自竖立起来的典型，当然也就因为跟着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否定了。既然大寨人的大公无私是“错误”的，那么小岗人的极度自私自利，当然也就是“正确”的了。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是应该弘扬大公无私，还是应该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红色文化遭到排斥，黄色文化必然泛滥。大公无私的行为被否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必然盛行。真话不许或不敢说，那就只能说假话。罗援少将，你在《<古田军号>观后的“另类”思考》一文中，说了多少真话，说了多少假话。
红色文化被排斥，黄色文化泛滥。大公无私的行为被否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盛行。真话不许或不敢说而只能说假话，这对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尽管是个半吊子，但罗援少将不只是在国内，即使在国际上，影响力也是蛮大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身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员的罗援少将，敢不敢也“问一问”，上述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是谁造成的?希望罗援少将今后不管是在电视上演讲辩论，还是在书房里著书写文章，都要说真话，免得把自己弄成个不上不下的半吊子。
“古田会议”是我军、甚至是我党走向成熟的开始，是我军我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出发地，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奠基地。因此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听到《古田军号》声，就会吓得瑟瑟发抖，生怕再来一次“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因此已经先富起来的这些人，是不会去听(看)《古田军号》的。而改革开放后又穷了下去的那些下岗失业工人，也不可能去听(看)目前还只会引起他们伤心、甚至是悲愤的《古田军号》。这种两边都不受待见的电影，不赔钱那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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