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则言不顺

　　曲折与光明

　　评剧《刘巧儿》里有一个角色叫裁判员，细想一下，不就是当今的法官吗?物换星移几十年，当年的“员”如今全都成了“官”，当年是勤务员，如今是官员。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部门儿、一个科室的领导叫“官”，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手下有人需要管。有些不是领导的也叫“官”，甚至这种官不像前者，前者虽然是“官”，但称呼一般是“长”，甚至连“长”，也不带，只称呼“某局”、“某处”、‘某科’等(私下里升高一格的，比如某处长，被老朋友老同学喊成“某局”的不算。/捂嘴笑)。而后者的称呼就是“官”，裁判员成了“法官”、人民警察成了“警官”，连大学生农村工都成了“村官”。

　　其实对于称呼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不然就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了。

　　因为一切的称呼都是现象，都来源于社会本质的发展变化。官称流行于一时，说明了“官”已经从人从“民”中拔了萃出了类了，需要一个恰当的名称来概括。这样一来，“干部”(骨干部分)“裁判员”之类的称呼就都不适用了。“干部”也好，“裁判员”也好，强调的是行动力、判断力，而“官”强调的则是权力，一个是服务，一个是服从。

　　所以说，别看“官”的称呼古老，但能在现在流行也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时俱进”是必要的，不“与时俱进”就要死亡，但不管如何“进”，都不能忘了“初心”!最高领导近十年来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不忘初心”，用心良苦人人可鉴。

　　而“服务“与“服从”哪个才是执政党的初心?如果我们的初心和宗旨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称呼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因为名正才能言顺，才能有理论乃至全方位的自信。我想我们的称呼是应该改变的，因为最高领导除了说过“不忘初心”以外，还说了“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那就是不管哪个30年的好的东西都要坚持，前30年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就是其中的一个需要坚持的。而且我们的称呼是能够改变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每一个战士都被称为“老总”的年代。

　　写到这里，想起来毛主席看到解放军军衔装上的肩章，曾经叹息：“肩膀上有了这个，以后就不方便给大娘挑水了。”

　　本文就要结束了，讲几个故事，轻松一下。第一个故事是：当年有两位青年都接到了人民政府某部门上班的通知，让他们在1949年9月30日报到。结果三十日那天下大雨，道路泥泞(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村村通通公路，农村乃至小城镇的，到下雨天非常难走，我们这里叫“跋(音罢)泥”，就是在雨中或雨后的泥地里艰难行进的意思)。其中一个青年也没多想，下雨天也报到了。另外一个心想干工作也不差一两天，就等到10月2号天晴了才报的到，二人几十年来一道工作，一到升迁，待遇也相差无几。但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人都要退休了，上面下来的文件一个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算离休。另外一个就是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算退休。离退休的待遇，差了一大截，那位退休的不甘心啊，找到了当年知情的老书记：“我们就差两天啊!”老书记也无言以对，吭哧了半天，最后说出了一句话：“当年人家还比你多跋了两脚泥呢。”

　　另一个事是某局的某大爷，他是抗日时期的老民兵，按照离休政策，不仅是离休工资是在职时期的100%，而且因为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可以领13个月的工资。某大爷非常高兴——这不光是当年提着脑袋参加抗日时没有想到的，也是建国后当干部几十年没有想到的;但某大爷却突然得知，自己因为在履历上填的抗日时期的职务是县大队指导员，又吃了一点亏，因为按照当时的离休政策，指导员比队长的待遇要差一些，大爷这个后悔呀：“其实当年地方武装很不正规，指导员，队长工作没什么区别，今天你是指导员，我是队长。明天你是队长，我是指导员。指导员、队长我都当过。前些年指导员的形象好，戏里的主要人物都是指导员。我就填指导员，没想到，现在指导员落魄了，队长吃香了，早知道当年我也填‘队长’了。” 某大爷革命了一辈子，从来不知道争待遇，临了也争了。最后，也不知道某大爷是以指导员还是以队长的“出身”或“成分”离的休。

　　最后一个只有几句话，两个三十年的转折期，刚刚恢复股票，当时没人敢买。最后只好干部带头，用当时买的人的话说“就当是买国库券了”，可没想到几年过后，是面值大涨还是分红多多，反正当年带头购买股票的人，感觉到“这辈子都不会有愁事了”(当时的物价指数下)。

　　以上这些都是当年“员” “官”转型时的段子，也是实事。现在的段子也与时俱进了吧?但是无论怎样与时俱进，希望继承了南湖红船遗产的群体，不要忘了先辈们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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