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从佛谈起
由自如风
2006.11.21
世有三界，各界都有菩萨普渡。西方极乐世界有观音菩萨，婆娑世界有弥勒菩萨，地狱有“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萨。
世有三世佛：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过去佛已逝，现在佛无住，未来佛未至。这娑婆世界，也即我们所生活的有情世间，正只有菩萨。
释迦牟尼佛，约生于公元前565年，现在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国。佛历4000年，也就是释迦牟尼成佛寂灭后4000年，娑婆世界的弥勒菩萨将在龙华树下，完成他的“龙华三讲”，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都将去听讲受度，娑婆世界在那一天正式成为大同世界，弥勒菩萨修成正果，是为弥勒佛。
在战国以降，一到生灵涂炭之际，这包容万象，人人都可以成佛的佛教，竟然也能是农民起义的纲领和可求之世界。既然佛寂灭后4000年就是大同，那么，释迦牟尼寂灭至汉唐，也有千年，那么这个婆娑世界至少也应该是小康。民不聊生的恶世，不仅小康不可指望，连温饱亦不可得，根据普渡众生的精神，实在是应该推翻。弥勒菩萨“龙华三讲”的召唤，也有如共产主义给20世纪工农的希望，是有强大的反抗之精髓的。汉传佛教能被改造至于此，表现着中华民族天性中“民本”和“天道”思想的高贵和久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惜在今天的精英的逻辑中，却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人类文明中最反动的部分，曲折反复，以至于如此。对于这佛历4000年大同的希望，实在令当时的统治阶级仇视和恐惧，一如今天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威胁着中国精英的利益。于是他们招徕永远成不了佛的“佛教徒”，“证明并计算”出佛历4000年并非婆娑人间理解的4000年，而是56亿6千万年——把一个近在眼前的希望，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消逝的梦想，——也一如今天“修正”后的“共产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精神，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把它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它就一定没有力量。“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被精英们倒果为因解释为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即如把佛历4000年算成人间56亿6千万年——把一个新的唾手可得的希望，变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那个“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成为“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完全是建立在精英们设计的人的物欲之上，建立在人的唯一属性是“经济人”，人类社会的属性一如牲畜丛林是“弱肉强食”。但人是有“神性”的，大汉王朝独尊的儒家所描绘的文明社会，是“幼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野无遗贤”、“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样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儒教最后一个硕果毛泽东，不论褒贬，林彪总结是“假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执秦皇之法”。先温饱、后小康，直至佛历4000年的大同，中国最近的“野无遗贤”的大尝试，余荡正烈。
人是生物性决定了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的身体需求，就像饕餮食欲与健康不能和谐、无限的情欲与好体质不能和谐、声色犬马与“唯吾得馨”不能和谐，正是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也就是人本身要能存在，就必须要克制某些“恶”的欲望。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克制的也就只能更多，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主义实现了，还有没有斗争？我看还是有斗争的。”如果世人都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修身”立名于弟子及挚友，“齐家”立名于宗族庙堂，“治国平天下”流芳于万世——那么，即使那个“按需分配”的物质要求也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和谐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不断认识人自身的，也就是“共产主义”。进一步说，也就是实现了人本身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并非必要，或者是肯定的结果；而世界在这个精神的“共产主义”还未实现时，正适合的道路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信佛或基督或伊斯兰、信“人本”、信“天道”、信人文美好、或“信”“可重复，可检验”之科学精神，都是“信仰”。只是，中国是一个信天道民本主义的国度，孔孟都支持甚至鼓励天下臣民向“无道之君”造反，任何一个“信仰”，不能用中华民族的“天人和谐”的民本精神改造成中国式的，都不会有力量。没有坚定信仰的人总是容易走极端，即便看起来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偏听偏信，唯“本教”独尊，那也一定是要走极端的。儒家宗师孔子的老师老子之《道德经》，也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诠释。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后人还加了〖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兵〗，也就是“先礼后兵”，这一路走极端下来，就是【祸乱】的结果。那么，今天的“完善法制”，“以法治国”，“法不禁则可行”，那也是一定会走到极端上去的。
老子提出了什么办法来应对，以使社稷可以万世而避免动乱呢？他的方案是这样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个精英主义式的办法，是不太令今人满意的。为什么刘备刘豫州，不能是豫州人民的公仆，发展豫州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而非要是“豫州牧”，以百姓为刍狗牛羊？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成功至民自己就有觉悟，即使【尚贤】，我也【不争】；【贵难得之货】，我也【不为盗】；【见可欲】，我也【心不乱】——那么，天下人都已经成圣，都是佛教所言“十方无量佛”，天下已经大同，如何还需要【尚贤】、需要【圣人】来治理天下？
这个出路，不就很简单么，对于个人，有“日查省乎己”，对于国家民族，则有共产主义。
中国化的佛教最后被统治阶级剔除了希望后，只剩下了修养心灵的功能而失去了组织社会的能力；中国化的毛泽东式共产主义再一次被绞杀一通，终于幸运没有步佛教后尘，也算是“历史是惊人地相似”而非相同；儒家的刚健和开明被重新发掘，也与左派反思一脉相承。剩下【不信主的必死在罪里】的基督教，以及穆斯林改变信仰去信仰别的，就要被判死刑的伊斯兰，距离宽容和文明，都还甚远。在这个以“工农联盟”为社会基础的中国，没有民本思想的“法制文明”，以消费主义为指导的物质文明，也是走不通的。
《大国崛起》之俄罗斯篇介绍，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沙皇俄国失败后，沙皇军队的连长列夫•托尔斯泰周游欧洲，希望找到俄国复兴的道路。可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化的两极阶层，给他的除了失望之外没有别的。这个为俄国出路追寻终身的文学家思想家还由此在80余岁的高龄离家出走，死在了旅途上。托尔斯泰和他同时代的俄国先行者认为，俄国的复兴要建立在某种公有制和人身自由的基础之上。马列共产主义在俄国风行之先，基础已经由他们奠基了。
中国也一直就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幼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由此看来，共产主义甚至是仅仅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还落个“先进”的名声，“只有（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文化意义上正是顺应儒家天道。——正是毛泽东思想里强调的事物发展规律：“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共产主义能在中国和俄国各实践几十年，是因为中国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老田所说的〖抑制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容〗。由此观之，即使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和中国失败了，它还会再次在这两个民族中间复活的。中华民族追求大同世界力行了几千年，曾经如此接近过，就一定还会再次追求。
《大国崛起》之俄罗斯篇说，〖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不甘位于次要角色的，甚至也不屑于头等角色，而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民族的生命力是为如此确立。
佛、儒和共产主义三家，都被重新解构过和基于阶层力量对比的现实“修正”过。失去大师的时下，正该是流行大家苏轼之精神：〖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一个优秀的人，也一定是〖不甘位于次要角色的，甚至也不屑于头等角色〗，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虽反潮流，逆多数〗，也必践行己之信仰；虽踽踽而行，亦必坚持；恭身反省以去偏执与偏信，行而不果，则执明日之是而攻今日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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