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及其灭亡
：杜车别
节选《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第二、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3、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
宋代与明代的比较
国学大师钱穆有一段话相当有启发性，如果和我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可以说能够解决宋明一些看似难解的历史现象。钱穆是这么说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229]p148-p149
钱穆这段话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说“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应该说这点对唐朝是不能够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权掌握在权贵勋戚手中，中后期则是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但是这一点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这不同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前面对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实。宋代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俸禄优厚这是不必多说的，还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有所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只要不是造反（实际上也没有文官造反），无论犯的什么罪，严重的贪污腐败也好，严重的渎职也好，甚至犒劳过境的农民起义军也好，都能够免死，甚至稍微严厉的惩罚（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难。而明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文官集团相当严厉，俸禄低的多半只能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有时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够做到），官员如果犯罪，无论是贪污还是渎职，往往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很少宽贷。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说制度惯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结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团中的那些“假士”，达成默契，结成联盟，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个人即便当官，当官的那点利益本身实在微不足道，他实际上还是脱离不开其原有的阶级，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赞助，这样官才能当得长远，当得稳妥，所以明代的官员本身势必就是其原先所属地方或者行业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阶级。
当然，这只是概略而说。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宋代的文官集团内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团内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这两个朝代，真士与假士力量的消长，以及对政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说宋代是败于假士，明代则是败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说君子固然无法被皇帝收买，来实行有利国家而有损一些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与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说小人，在明代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个象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就是连蔡京这样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但在明代，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还有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受到弹劾，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受到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员，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等等。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所以作为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皇帝，实际上在文官集团内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个大区别。由这个区别出发，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区别呢？很明显的一些区别是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宽裕，而明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则相当少，更加紧张；宋代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管理干预的程度相当大，官营经济也相当发达，而明代对私人经济的管理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放任自流的状态，官营国有经济几乎少到了没有的地步；宋代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远远高于明代。
这几个区别里，第一个区别是不必多说，我们在前面讨论明代财政问题的时候，已经做过对比。第三点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明代的乡村甚至是实行自治的，人口户籍统计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光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点，也即两个朝代在对私人经济控制管理干预方面的区别。关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经济发达的程度以及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地位，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情形。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这种对文官刻意笼络优待的手段，好处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证，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显得更有力。那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辙，不延续宋代的这种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光有好处，没有坏处。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坏处，而且坏处也相当大。用笼络优待的手段换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光是优厚的俸禄，那倒也还罢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税多，财政收入多了，给的俸禄多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要命的是还有所谓不杀文官的传统。腐败了不能杀；渎职了不能杀，还有许多问题上，皇帝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官集团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约束。懒散懈怠，玩忽职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贪污渎职，等等是少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多了，国家控制的钱是多了，但要想靠这么一只极端散漫缺乏约束的文官队伍，把这些财政收入有效的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强大的军队，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边的侵略者打不进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一种官员犯了罪，也受不到应有惩罚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习于安乐、软弱涣散的风气。这如此风气弥漫的国家，难以把强大的财力切实转换为强大的国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费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挡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挡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国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对官员低俸禄，严明惩罚的制度，未尝不是鉴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败之处，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实际上在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普及，这个背景还被大大强化了！），虽然这种做法在表面上确实让国家对文官的控制强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杀文官。文官只要犯了过错，一旦被揭发了出来，无论地位多高，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贪污也好，渎职也好，这些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和宋代比起来是大大收敛了。但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对基层的控制却接近于全盘丧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尽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杀文官的话，只要不怕舆论，你也尽管杀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无力，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历代以来实质性权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钱财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涣散放纵的文官集团管理下，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财富，往往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费消耗，国家在国防军事上依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团能兢兢业业（甚至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员被证明是渎职，是懈怠玩忽职守，那无论官职多高，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如兵部尚书这样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来的那点可怜至极的税收，做出一点有效的业绩来，比如万历时期，已经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怜的国家税收，居然能够完成三大征这样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主动出兵朝鲜，打败势头正盛的日军侵略，这在宋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国家根本无法对社会经济实行有效控制，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点赋税收入，最终还是会让国家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因为财政破产，而走向崩溃。
所以宋代的失败，明代的失败虽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实质性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自身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过早的控制了国家政权，以至这两个朝代的皇帝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应对，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政治上超前的进步与宋明灭亡的关系
宋代明代的这些政治现象，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 （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 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发达的经济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朝明朝问题的症结，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论者所谓的封建势力太强大，什么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如果把当时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个三岁小孩，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我们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军力的社会，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来向外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在政治上民主化开放化自由化宽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称羡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这些东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之间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过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剧却恰恰是因为过去资待社会长期政治制度上积累进化，已经提前走过了这个阶段，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产生的时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再加上新生资产阶级心理的幼稚简单，导致无法把高度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似乎越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中央政府就调用社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能力就越是缩减，到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国家职能都无法维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适当的阻力使一个事物成长略微缓慢，但也能够使这个事物成长的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经得起风雨，更受的住打击。相反如果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没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时间内成长会显的快一些，但长期来看，则会变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的问题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这三者的互动循环几乎就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过去传统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势力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都可以当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强大王权的阻挠，传统封建领主残余制度的阻挠等等，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被征收的税是相当重的，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比。同样国王的力量也还相当强大，可以解散议会（中国宋朝明朝的皇帝却没有办法去解散整个文官系统），可以强行征收更高的商业税，中国明代的皇帝则连这样的脑筋都不能动，可以自己组织军队和议会势力对抗，而中国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权力去组织军队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因为连军队都是由文官来支配调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一开始发展阻力大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比较顺利；而一开始发展阻力小的，后来的发展反而显得坎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246]p45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阻碍、压制、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的力量吗？”
“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表示怀疑”[246]p48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错误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这些观点似乎认为上面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导致了“窒息变化”，或者所谓的“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这是他们的观点本身还有矛盾混乱的地方。实际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窒息变化”，而是中国和同期的西方相比，变化来得更活跃，也更剧烈，因而也导致社会更脆弱，更难于抵抗外来的侵略，意外灾难的打击。
再比如他们对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评价，说王阳明学派“‘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这显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产生的错觉和误会，如果王学是未能充分发展的思想，那么同时期的西方思想，连作为一个单细胞胚胎都不够资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如同侏儒与巨人的相比，事实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学相提并论的哲学思想。
再比如说令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显然也是建立一些误会和错觉的基础上。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能认识王阳明学派的思想（广义的说应该还包括从王学分支出来的思想，如王学左派的思想，李贽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学对立的东林党人的思想），本质上和“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是一回事，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大部分中国本土的学者对这点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呢接着说在中国明朝，这些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则显然是有些误会。造成这种误会最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在明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本身就已经控制了政权，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政权本身。明代的这些思想为这个政权服务，恰恰是支持资产阶级，而并非是反对资产阶级。至于说“资产阶级则扮演了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与正统和权力处于一致的地位，他们当然就要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至于第三点，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这和前面的也有联系
一方面是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地方割据势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中央已经有了绝对权威，现代国家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这个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乱涣散，无法象现代国家一样形成一致统一的力量，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结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就如汉末还有众多军阀，唐末还有五代十国，外力侵略征服了一个地方，不等于能够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区的抵抗就不成气候，冰销瓦解。
这也是宋朝和明朝轻易就被外来野蛮民族全盘攻占的原因
总结上面的三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个妇女怀孕,结果这个胎儿把母亲获取的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了过去,结果长的过度肥大，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注定是难产了，生不下来.宋朝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也类似.
结语
但是如果在周边地区没有强大野蛮民族政权力量的情况下，即便宋朝明朝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导致难产了，甚至如明朝国家彻底发生动荡，政权被内部叛乱分子颠覆。那么动荡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锻炼，进一步更健康的成长，中国发展的轨道决不会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国家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周边都有处于强势的野蛮民族的政权力量。
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野蛮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为什么说野蛮民族的侵略彻底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满清和明朝之间本质性的几大区别，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论述，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内容。这里的论述就暂且先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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