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引领着社会道德？
这个问题在多数文化人看来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答案是明摆着的：是文化人引领着社会道德。
他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西汉“独尊儒术”造就了忠孝至上的道德观，而几个“大儒”重新发现了（或者想起了）孔子，并且大力传扬是决定性因素。再如“文艺复兴”造就了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至上的道德观，同样也是几个“大文化人”重新发现了（或者想起了）亚里士多德，并且大力传扬是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在多数文化人看来，几个“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的突然发现（或者想起），决定着人类社会的道德观走向。
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上述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人也是“被决定者”，他们不过是原动力和社会道德之间的一个中介。
那么社会道德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是经济，是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总和，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结合体。
能够用这个经济这个原动力来解释中国的忠孝道德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被“发现”的根源吗？如果不能解释这些东西，那么它就不是社会道德的真正原动力。
先来看看西汉的“独尊儒术”的真正原动力是什么。
西汉是我国第二以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制王朝。那个开创了君主制的秦朝“命”太短了，以致于它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探索君主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思想体系、道德体系来支撑。所以，西汉才是中国第一个探索如何从文化上、思想上、道德观念上来发展、巩固君主制的朝代。“独尊儒术”就是这个探索的结果。（这里暂且放下“外尊儒术，内用黄老”不说。）
这岂不是说政治上的君主制才是“独尊儒术”的原动力？
毫无疑问，君主制确实是“独尊儒术”的动力，但还不是原动力。因为君主制本身也是个“被决定者”。那个促使君主制诞生的东西才是“独尊儒术”的真正原动力。于是问题转换成君主制的根源问题。
在中国，君主制出现之前是奴隶制经济基础上的分封制。奴隶制与分封制是以血亲集团统治为核心的。一个种姓的家族为贵族，其家族成员分别获得分封的一个地区，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而支撑这个地区的统治的经济则是奴隶的集体劳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只有一定规模的集体劳动才能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来维持统治阶层和奴隶的生存需要。
尽管那时可供开垦的土地很丰富，可是奴隶逃脱自谋生路的却不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的环境下，靠当时的生产技术，脱离了群体就很难生存。
当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到一、两个人就可以独立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时，情况改变了，奴隶开始逃亡，自耕农开始出现，出租土地的地主也随之出现。地主逐渐取代奴隶主成了最富有的阶层。一些聪明的奴隶主看到了自耕农和地主阶层的力量，于是改变了政策，用鼓励农民耕织取代了大量使用奴隶。秦朝的军人自备铠甲与兵器，就证明秦朝的官兵不是出身于奴隶，而是出身于自耕农和地主阶层。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分，当然奴隶制也就最终消失了。没有了奴隶，贵族何以生存？贵族的政治地位被地主阶级取代了。地主阶级所有成员之共同点是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之间没有血亲关系，要维系他们的共同利益，必须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观念。于是中央集权，逐级管理的行政体系出现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也就是说，正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催生了以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制。
看，君主制的原动力是经济。当然，经济也就是“独尊儒术”的原动力，也就是忠孝观念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原动力。
再来看看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自由主义。
西方关于文艺复兴的典型说法是：人们忍受不了基督教的宗教专制政治，于是在几个哲学家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时，开始了一场宗教与政治理论的革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的产物之一就是自由主义。
对这种说法可以提出以下疑问：基督教宗教专制政治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何以恰恰在十四世纪人们忍受不了了呢？十四世纪的人们与他们的前人有何不同呢？是不是这个不同点引发了文艺复兴呢？
文艺复兴之前的大约一千年里，欧洲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商业活动还处在很次要的位置。与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相应的是城邦国家与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形式。基督教的教义为城邦贵族和郡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统治者们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于是“凯撒”与上帝相安无事。
到了文艺复兴之前的一、二百年里，欧洲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成为经济的最强大动力。这时不仅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且海外贸易使得全世界都成为欧洲的原料市场和产品推销地。
那时，欧洲最富有的阶层已经不是昔日的王公贵族，而是商人。为欧洲带来巨大财富的商人不能容忍贵族们继续以“上帝的代言人”的身份压迫自己，于是对传统的宗教政治理论的质疑就浮上了水面。应社会的“新贵族”——商人的要求，一些“出类拔萃”的文化人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从他那里借来了思想到武器，一场针对宗教政治理论的战争爆发了。
看，文艺复兴的真正根源，真正原动力是经济的发展。
不仅文艺复兴的根源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文艺复兴的走向也是回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个哲学家、政治学家，还是个道德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基础之一是他的道德观念。简单地说，他的政治是要追求社会整体的善。
可是文艺复兴最终抛弃了善的追求，而认为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更本质的。于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动物，正是这个自私推动着人类的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出现了。
不论哪个民族，人类早期的道德观念中，善的追求总是思想观念的主流。为什么自由主义会不顾体面，以赤裸裸的自私为自己的旗帜呢？
自由主义的根源还是在经济中，在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商品交换中。
在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中，人们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是生产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欺诈在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中没有多少机会。
而在商品交换中，欺诈是获得高收益的最直接，最普遍使用的手段。所谓“无商不奸”，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最简洁描述。
当商业成为经济的主要内容时，当社会的最富有阶层是商人时，当商人主导着社会的意识时，欺诈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耻辱，而被看作是一种必须。
如果说贪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欺诈就是一切罪恶的开始。商人的生存需要欺诈，他们就必须证明欺诈的合理性，进而必须证明恶的合理性。就是应商人的需求，文化“精英”们论证了恶比善更本质，更具创造力。甚至可以证明，连善也必须经由恶来实现与维持。
看，自由主义者们多么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对道德的决定作用！
好了，用经济是道德的原动力的理论已经解释了“独尊儒术”和文艺复兴。经济引领社会道德的结论算是有了一个简单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当然不足以说服那些“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但是对于普通人，则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文化人引领社会道德”观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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