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人生观
杨连旭
2007-11-2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是一代奸雄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的人生感叹。此时的曹操已平定北方、雄师南下、饮马长江、统一在望。
正当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之时的大英雄曹操，却又发出了如此忧伤的人生感叹，足见人生之不易！
人生苦短啊！对此，古今中外、上至君主王公、下至黎民百姓，从英雄豪杰，到贩夫走卒，无不感慨万千，演绎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和无可奈何：
有潇洒人生者、有苦行苦思者，
有追名逐利者、有淡薄名利者，
有自私自利者、有普渡众生者，
有混吃等死者，有自强不息者，
有求仙长生不老者、有拜佛四大皆空者，
……
面对这样一个人生课题，老子作为我中华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自然也格外关注，并在2500多年前就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刻地论述。
第一节 《老子》之谋生秘诀论
人生为什么苦短呢？《老子》之第50章开门见山就阐述：“出生入死。”
也就是说，生命在形成的同时，也就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微观的个体生命是个有限的过程。
正因如此，微观个体生命过程的有限性决定了宏观的生命总体必定表现为个体生命的生死循环状态，即“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正是在这种个体生命的生死循环中，宏观的生命总体实现着动态的平衡，生命种群实现了延续和演化，乃至进化。
可见，《老子》总结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主张生命的计划生育。确实，生命不仅有着自然的天敌，也有着自身的计划。一旦天敌消失、计划失控破坏生态平衡，那么自然就会通过各种力量的变化，乃至毁灭物种来实现强制性恢复生态平衡。
不仅如此，《老子》之第50章强调：“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乖乖，人的一生竟然十分之三是行动在死地。
那么，何为死地呢？《孙子·九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疾战就是争扎，那么人的一生为什么有十分之三是在死地挣扎呢？“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原来是因为人的谋生太重！
确实，人的一生既要同自然斗争，又要同自身斗争，谋生不易啊！
《列子·杨朱》记载：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一百岁，是寿命的极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能活到一百岁的，一千人中难有一人）。即使有一人，他在孩童与衰老糊涂的时间，几乎占去了一半时间（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夜间睡眠的时间，白天休息的时间，又几乎占去了一半）。疾病痛苦、失意优愁，又几乎占去了一半（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估计剩下的十多年中，舒适自得，没有丝毫顾虑的时间，也没有其中的一半（加上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
正因如此，《老子》之第80章提出了“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的思想。
问题是：善于掌握命运的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生活轻松自在、惬意潇洒。
《老子》之第50章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则：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那么为什么他们乃至走在山岭中不遇兕虎，进入军队不用披甲拿兵器；这样：兕的角没处顶撞，猛虎的爪没处放，兵器的刃没处砍入呢？
“夫何故？”《老子》之第50章指出：“以其无死地。”却原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危险的处境。
生死两相依，没生就没死，有生必有死，出生后即进入了死亡的程序。
在此《老子》感叹人生不易，人生艰难。除了刚出生和正死去的人之外，还有很人在遭受着艰难和死亡的威胁，可唯有“善摄生者”却无忧无虑、没有危险，为什么呢？
有解释说，是因为善摄生者修炼得道了。这个问题太深奥，还是留作探讨吧。
还有解释说，是因为他们爱护动物，动物才不伤害他，因为军人们敬畏他，才不伤害他。
这后面的说法是对的，可前面的说法却有待研究。动物伤害驯兽师的情况，虽说少，也是有的。所以，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动物的出没规律而避开了猛兽，才不会被其伤害的；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才不会被军人伤害。
真能有这样的人吗？当然有。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当初，棠公之妻美丽，棠公死后，崔杼娶了她。庄公又与她通奸，多次去崔杼家，还把崔杼的冠赏给别人。庄公的侍从说：“不能这样。”
崔杼十分恼怒，借庄公伐晋之机，想与晋国合谋袭击庄公但未得机会。庄公曾经鞭打宦官贾举，贾举又被任为内侍，替崔杼寻找庄公的漏隙来报复仇怨。
庄公六年即公元前548年，五月，莒国国君朝见齐君，齐庄公在甲戌日宴请莒君。崔杼谎称有病不去上朝。
乙亥日，庄公探望崔杼病情，接着追嬉崔杼妻子。崔妻入室，与崔杼同把屋门关上不出来，庄公在前堂抱柱唱歌。
这时，宦官贾举把庄公的侍从拦在外面而自己进入院子，把院门从里边关上。崔杼的徒众手执兵器一拥而上。
庄公登上高高的庭台请求和解，众人不答应，庄公又请求盟誓定约，众人也不答应，庄公最后请求让他到自己的祖庙里去自杀，众人仍不允许。大家说：“国君之臣崔杼病重，不能听你吩咐。这里离宫廷很近，我们只管捉拿淫乱之徒，没接到其他命令。”
庄公跳墙想逃，被人射中大腿，反坠墙里，于是被杀。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家人）曰：“死乎（愿陪死吗）？”
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难道只是我的君主吗？我一个人陪死）。”
曰：“行乎（跑吗）？”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我有罪吗？我逃跑）。”
“归乎（回去吗）？”
曰：“君死，安归（君主死了，回哪里呢）？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晏子等打开大门进入院内，把庄公之尸枕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抚尸而哭，起来后三次顿足以示哀痛然后走出院子）。
人谓崔杼：“必杀之（一定杀死晏婴）。”
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他深得众望，放过他我们会争取民心）。”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丁丑日，崔杼立起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就是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母亲，是鲁国大夫叔孙宣伯之女）。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景公即位后，让崔杼当右相，庆封当左相。二位国相怕国内动乱不稳，就与国人盟誓）曰：“不与崔庆者死（谁不跟从崔杼庆封谁就别活）！”
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我做不到，我只跟从忠君利国的人）！”不肯盟。
庆封欲杀晏子（庆封想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他是忠臣，放过他）。”
齐太史书（齐太史记载）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崔杼把太史杀死。太史之弟又一次记载上，崔杼又杀了他。太史的小弟又记载上，崔杼放过了他）。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由此可见，晏子和“其弟又书”之所以能“入军不被甲兵，兵无所容其刃”，分别是因为“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忠臣也”和“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所以说，人们在生活中必须掌握各种规律，依据规律为人处世，才不会活得太累，而是轻松自如的。因为，生活的累不累这完全是由心态所决定的，只要心甘情愿就是再苦再累也是无怨无悔、不觉辛苦只觉甜。
实际上，人的一生最为追逐功名利禄所累。美色财宝、出人头地、升官掌权、成名成家、青史留名，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愿。
获取功名利禄，既有其基本规律，又有其不同时期的特殊规律。有的人根本什么规律都不懂，有的人只懂基本规律不懂特殊规律，他们只是眼见得别人升官发财、出人头地，自己心急如焚，既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又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这怎么能不累呢。
可是只要通晓了其中的规律，如果自己又能依据这规律而行，功名利禄唾手而得，兴高采烈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觉得累呢。
如果自己主观上以为，以自己的修养和性格不能依据这规律而行，那么纵然是得不到功名利禄也是心安理得，又怎么会感觉累呢。
这就是《老子》的人生诀窍！
但是在《老子》之后，同样是看透了人生，看懂了社会规律，可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
杨朱形成的是自得其乐、只顾今生、不管其它的人生观。《列子·杨朱》记载：杨朱说：“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那么人生在世又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快乐呢）？
“为了味美丰富的食物吧，为了悦耳音乐与悦目美色吧（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可是味美丰富的食物并不能经常得到满足，悦耳的音乐与悦目的女色也不能经常听得到与玩得到（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
“再加上要被刑罚所禁止，被赏赐所规劝，被名誉所推进，被法网所阻遏，惶恐不安地去竞争一时的虚伪声誉，以图死后所留下的荣耀，孤独谨慎地去选择耳朵可以听的东西与眼睛可以看的东西，爱惜身体与意念的是与非，白白地丧失了当时最高的快乐，不能自由自在地活一段时间，这与罪恶深重的囚犯所关押的一层又一层的牢笼又有什么区别呢（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々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上古的人懂得出生是暂时的到来，懂得死亡是暂时的离去，因而随心所欲地行动，不违背自然的喜好，不减少今生的娱乐，所以不被名誉所规劝，顺从自然本性去游玩，不违背万物的喜好，不博取死后的名誉，所以不被刑罚所牵连。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不仅如此，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万物所不同的是生存，所相同的是死亡）。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生存就有贤有愚、有贵有贱，这是不同的；死亡就有腐烂发臭、消失灭亡，这是相同的）。即使是这样，贤愚与贵贱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腐臭、消灭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所以生不是人所能生，死不是人所能死，贤不是人所能贤，愚不是人所能愚，贵不是人所能贵，贱也不是人所能贱，然而万物的生与死是一样的，贤与愚是一样的，贵与贱也是一样的（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活十年也是死，活百年也是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仁人圣人也是死，凶人愚人也是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活着是尧舜，死了便是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是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腐骨是一样的，谁知道它们的差异呢？姑且追求今生，哪有工夫顾及死后）？”
司马迁发扬广大了《老子》 “使民重死”的思想，指出：“贤者诚重其死（才德兼备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死）。” （《汉书·司马迁传》）并在《报任安书》中做出了千古绝唱地论述：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就是会死亡的，但死的意义有的是比泰山还重，有的却比鸿毛还轻，不同的所作所为的死就有不同的意义。）”
据此，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其升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谁不爱阳光灿烂春意暖，谁不爱锦绣万里好河山，正为了全国解放、红日照大地，愿将这满腔热血洒山川。我为祖国生，我为革命长，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不追求荣华富贵，不留恋安逸温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百折不挠志更坚，赴汤蹈火置等闲，甘洒热血自情愿，一生奋斗为革命，不觉辛苦只觉甜。”
诸如江姐这样“以百姓心为心”，为着人类的最高理想而奋斗的人们，他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又怎么会为功名利禄所累呢。
那么，人生怎样才能掌握各种规律、并依据规律为人处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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