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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宣言》
文／赵自强
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洋鬼子”强，现在大学的基础科学都是“拿来的洋货”。唯独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在朝鲜打败了半个世界的“洋鬼子”。然而，现在我要举的另一个中国人比“洋鬼子”强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历史学是世界上唯独最强的学问！这可不是“泊来品”，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可以与中国相比！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愧对祖先留给我们的堆积成山，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了！
可以说，你想搞上古历史研究，如果没有祖专的最古文献做支撑，那你就象一个没有户口的孤儿一样，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古犹太人就提出了这种问题：“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将到那里去？”
但十分遗憾的是，我国尽管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却因中国上古国都和历史，早已发生了跨国跨洲的大变迁，因而使我们读不懂中国的上古文献——这些我们老祖宗遗留的祖谱。因而我们缺乏正确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灵性，所以我们至今也不明白，在我们向往和崇拜的大学里，在我们奉为精典而必读的教课书中，在我们精心建立的知识和理论大厦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错误的，或是半对半错的，甚至有的理论是完全不真实的。
例如，司马迁建立的“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建立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疑古学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建立的“进化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建立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马克思创立的“神话理论”，古人类学家建立的“上古无巨人理论”，古生物学家建立的“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彻底绝灭的理论”，统统都是这种必须重新研究、重新改写，或彻底推倒的理论！
由于在我们的学术理论里，有这么多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还未得到揭露、批判和解决。这就使得我写的本来很平常的书，由于伟人所犯错误被我发现了，这就衬托出我的书超越了伟人的知识范围，伟大也就从超越中产生了，这就使得伟人很难堪。但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论，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我们要想超越伟人，就必须发现伟人的错误，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历史真正发展进步了！所以我希望中国所有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和网民，都来积极支持和参加我对伟人学术错误的探索、研究和批判。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变革和学术革命！
然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让一切陈腐的错误的上古历史学理论，在真理面前暴露无遗！让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传统弊病现出原形，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上古历史这部大书！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发生历史性革命。在这一革命中，我们失去的将是精神枷锁，得到的将是崭新的学术成果和精神世界，以及高层次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腾飞！
为了达到这一伟大的使中国学术腾飞的目的，我愿将我用22年时间艰辛研究写出的，现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联合攻关的，但他们已经研究了八年，至今乃没有研究解决的一系列重大而尖端的科学成果，奉献给我的祖国，希望我的祖国能抛弃衣帽取人，官阶取人的陈腐陋习，高兴的笑纳我的科学成果！
为此博主将从明晚起，力争每晚发一篇博文，逐步公布我这22年来写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中的学术成果，把这些有诸多确凿的文献文物证据证明的，石破天惊的，改写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重大而尖端的学术成果公布出来，争取象中国体育健儿那样用学术成果，勇夺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冠军！把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从陈腐、僵死、封闭的校园式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换上新鲜血液，注入新的生机，使真理的光辉重新照耀中国这门最伟大的真实的上古历史学！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奴隶们起来，起来，……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其实，要想做一位好的学者，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国际歌》所唱，“要为真理而斗争”，要为真理大声疾呼！不能做“伟人”和“学术权威”的学术“奴隶”！关于这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必须牢牢记住！因为中国有5000年的攸久历史，就有4900年是人民做奴隶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做奴隶做惯了，什么真理也不敢说，说了，也怕人不信！
然而，我在这里不能不事先说明的问题是，如果我国网民看不到我的博文出现，那么就可能是这个“幽灵”倒下了、睡着了、牺牲了、再也见不到了！当然喏，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触犯了权威的既得利益，他们怕博主的学术成果闹地震，使他们的饭碗不硬，因此叫人把这个“学术革命的带头人”的嘴和笔封杀了！你们如果不信可以看看我的博文《答庄园主人书》，就知道有人想这么干，或者说，有人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想使博主不能在这个舞台上向中国和世界公布他的伟大学术成果！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1999年，我在吉林召开的全国《山海经》学术研究会上，我的观点就闹了一次小地震，当时有中外学者4—50人听了我的讲课，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就象被地震吓蒙了一样！当时就有一位学术权威想封我的嘴，他只给我3分钟的发言权，结果我讲了10多分钟。而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权威的表现非常糟糕，激起了大多数学者的愤怒。相反，截然不同的是，韩国学者听完我讲课之后，立刻发现一颗“星星”，要我的资料，和我合影留念，并介绍我加入“韩国民族语言学会”。我知道，韩国学者是用公心搜罗人才，使博主能为韩国的学术研究出力，并为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发光。而我国的学术权威是出于私心，他怕博主的学术成果坏了他的名声，使他的错误理论威信扫地。
而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这件事的认识，首先想到是爱国问题，不能把自己伟大的学术发现权，送给“韩国民族语言学会”。尽管他们三番五次寄书给我，想要我的学术成果，但我始终都没给。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爱国”！我相信，如果我将我的学术成果拿给“韩国民族语言学会”发表，他们一定会热烈欢迎！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可以提早多年出成果或成名，但我国网友今天就看不到我在这里发表这篇《宣言》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哥白尼的《天体演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魏根纳的《大陆与诲洋的形成》是在中国发表的，那会给中国学术带来怎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文化影响和内含啊！放到现在来说，那就是有钱买不到的科学发现的首发权啊！这就是现在商业中的文化、旅游的名人效益和品牌啊！
博主希望我国学者和网友，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支持、参加，这一振兴中国上古历史学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希望学者和网友对我的学术成果进行讨论、辩论、研究和批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共同享受探索的艰辛，发现的快乐，和参与的乐趣！并感受中国历史的辉煌，先哲的渊博，中国的骄傲！
最后我敢断定：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从此会崛起、昌盛、无愧于世界，并一定能走在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最前面！横扫百年千年的学术谬误，攀登上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新高峰！
（注：但我的导师、好友和网友都慎重提醒和教诫我，网站不是学术机构，不具学术认可和监督能力，所以要我当心自己的学术成果被人分割剽窃。这种事情当然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很可能我的博文这里刚出，不几天就被人分成几块，塞在他的文章中登在某大学校刊上，但那不再是赵自强的名字，而可能成了某教授的威名，那时我22年的心血就成了别人升官晋爵的嫁衣裳。不是吗？现在就有匿名专家催我“快拿出实质性的尖端东西”。但我真为中国的学术腐败、学术剽窃，担心我的学术成果变成别人的东西！我想了很久很久，既使如此，我也必须勇敢的走这条路，为了我的祖国，我愿牺牲一切，当然包括我22年的学术成果！但是我没有说，我不追究剽窃者的责任！
最后我要说说，有网友认为我“好狂”。我要回答朋友的是，22年来，我反反复复的日夜研究和推倒重写我的书，使我深深的体会到：搞学术研究是不能“浮燥”和“狂热”的，既使有所发现和突破，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事实。说真话是搞学问的基本原则，过硬的文献文物证据是搞学问的起码脊梁。说假话和“狂热”瞎吹，那都是学术大忌！总结上述诸语，我用《咏志》诗结束全文。）
《咏志》
——献给网友们的一支心花
历史之谜举世探，
科学高峰众家攀。
真知灼见谁曾道，
伟人定论越千年。
天才贫苦多勤奋，
翻案艰辛十载寒。
扫除谬误报国志，
揭示真理震坤乾！
（83）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1）（2）
文／赵自强
我写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一共六本，它们是：（1）《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2）《揭开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之谜》，（3）《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之谜》，（4）《揭开昆仑山、西王母之谜》，（5）《揭开复活节岛巨石人之谜》，（6）《揭开龙即恐龙，恐龙未绝灭之谜》
我准备一部一部，一段一段，逐步从网上向学术界和网民公布我的学术成果。我在前面已经公布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成果《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的《自序》中的一：祖国——我心中的歌；二：破解历史之谜比破译密码更难；三：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原因；四：本书与六位伟人的历史观不同；五：学术困境与学术革命。
而从今日起，我将逐日公布，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七：疑古学派错误之批判；八：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九：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十：“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十一：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当我公布完了这些“简介”之后，我再逐日公布《目录》和《正文》的内客。愿各位学者和网友喜欢、支持、讨论和批判。下面，我就逐日公布
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1）（2）
（一）
我们都知道：司馬迁、达尔文、马克思、摩尔根、恩格斯等人，无疑都是我们十分崇敬的百年千年前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学术“伟人”和革命导师。他们的伟大形象，早已为世人共敬和接受，以致深入人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而“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领域具有超人的“真知灼见”，并毕生努力的为人类的思想解放、学术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伟人”值得我们崇敬、热爱和歌颂！
但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神仙呢？是不是完美无缺，不犯错误呢？其实，我们从哲学的观点上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和人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伟人”也不例外！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伟人”，也不可能一生都对，不犯错误！这一科学规律，不仅适用于认识普通人，同时，也适用于认识“伟人”。因为他们都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的局限，他们的眼界所能看到的范围十分有限，思想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是说，“伟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不可能都正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实事求是的看待“伟人”，切莫象宗教信徒一样不辨是非，盲目崇拜一切，连同“伟人”的错误也一齐崇拜！
我的导师曾经出过一个题目问我：世界上的“伟人”究竟那个最伟大？对于这个问题，“洋鬼子”曾把达尔文、马克思、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算了进去，可是，没有列宁的位置，而毛泽东更受委屈，连提名的人都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别让“洋鬼子”独霸了这个“选举权”。
对此，我曾认真的想过很久很久，才发现“洋鬼子”很自私，个个都象猴子拨火往裤当下扒，还真象有那么一点“爱国主义精神”呢？然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是：世界上真正可以放在十大“伟人”之中的人物，如果让我来排顺序的话，我认为：首推毛泽东！因为他在军事、政治、哲学、诗歌方面的知识都是天下第一的。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才华、功绩、贡献都远远超过“洋鬼子”所提的所有十人。可以说，毛泽东对人类的贡献，以及他的超人智慧比“洋鬼子”提出的所有人都高出几个台阶！但是，“洋鬼子”被毛泽东打怕了，非常痛恨老毛。因为这个老毛，从此断了“洋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发家致富的门路”，出于恨心，“洋鬼子”坚决不评毛泽东为“伟人”，所以世界十大“伟人”当中没有老毛的座位。
然而，毛泽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伟人呢？是不是完美无缺，不犯错误象神仙一样的伟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已被邓小平证明了，尤其我们是亲身经历和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我们现在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是非常清楚的，从总体上来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文化、思想没有起到进步作用，并且相反的影响了中国的进步。并且在这一政治运动中使人民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毛泽东一惯正确，不犯错误，尤如神仙一般，使人民对真实的历史缺乏客观理智和一分为二的认识！这就使人民掉进了愚昧无知的“神话理论”的深渊，害得历史学家也失去了正确研究和判断能力。
（二）
客观的说，毛泽东是一个在中国革命期间，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政策，具有超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伟人，他并且勇敢的多次反对上级、中央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可以说，他是个反潮流的天才伟人！他在红军初创期间就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攻打长沙的盲动政策，把“秋收起义”残部带上井岗山；他反对照搬莫斯科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验，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等力量强大之后，再攻打敌人重兵住守的大城市；他反对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残酷政策，主张给地主富农生存和生活的出路；他反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照搬苏联红军的阵地战和正规战，主张在弱小的情况下灵活机动的利用山地打游击；他反对苏共把中间势力当做主要敌人的政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为在亡国灭种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也可能抗日。他反对一切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主张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正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英勇的红军才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经过八年抗战和国民党一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经过三年内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还指挥我军在朝鲜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联合国军打了三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来，又指挥我军打了侵略我国的印度人；“文革”中，还指挥我军抗击了苏联的侵略。总之，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以及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上，是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建立的丰功伟绩一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百年之耻！他领导指挥我党我军所做的这些最伟大的大事情，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也不应当忘记！
但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式的最智慧的世界第一流的“伟人”，也会犯错误，而且他一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有：在苏区“反ＡＢ团”，长征末期的“西路军惨败”，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革命胜利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而最糟糕的是，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我们过去对毛泽东的伟大，过于盲目崇拜，迷信过度，结果“文革”成了造“神”运动。首先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造省委和中央的反”。后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形式最好，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就在这时，林彪也别有用心的借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蛊惑人心的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也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后来，华国锋同志也受到“文革”思潮的影响，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做过的事，都不能改；既使毛主席说错了的话，做错了的事情，也要“按既定方针办”。
——未完待续
84）《读沁园春‧再访十三陵有感》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首毛泽东尚未发表的词
文／赵自强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领袖，他并且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词人。他一生写的诗词虽然不多，但却非常有气魄，非常激动人心！
我在“文革时代”曾获得一首毛泽东未发表的词，但我也无法证明其真伪，从这首词的整体结构、内容和气度来看，我认为它应当是毛泽东的手笔和心声。词的内容非常鼓舞人，使我终生难忘和受益，今天我拿出来献给网友们，想使大家和我一道共同学习，互相勉励。全词如下：
百侣游踪， 青春烈火正熊，
歌翻柳浪， 春岂在温房草木丛？
舞引东风。 愿耿耿丹心，
念终生所爱， 辉如赤日，
红岩翠柏， 铮铮硬骨，
少年壮志， 强似苍松。
海阔天空。 一往无前，
水库情深， 万难不屈，
陵园恨重， 偏向悬崖攀绝峰！
血汗浇来春意浓。 望环宇，
风雷动， 将红旗高举，
将山川洗净， 直上云中。
笑指长虹。
——我们要知道，这首词是毛泽东63岁和他的战友们游十三陵而作。但他这么大年龄，却还说自己是“青春烈火正熊”的时期。你想想，这气魄多大？还有他那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勇气。如他词说：“愿耿耿丹心，辉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你看看，伟人的这心、这骨、这勇气，多红、多硬、多大！谁曾写过？谁能相比？
我今天把毛泽东的这首词献给网友们，是希望将自己学到的最好的知识和真知灼见，拿出来鼓励人们增加探索未知世界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并使我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前进，勇敢面对生活。
因为人生中的“大志”、“大勇”，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种克服困难，积极向上，有钱买不到的思想和物质财富！如果有了它，那是能鼓励人一生自强不息和发奋图强的！然而，现在的中国人恰恰就缺少这种精神力量！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整个民族都必须增补这种“营养钙质”！
我读了许多朋友的诗词，艺术水平很高，形式上非常好，诗词也很漂亮，钾韵也很工整。但就是缺少一种画龙点睛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革命者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气度和风骨！如果一首诗词缺少这种东西，那就象一个人缺少灵魂、缺少生气一样！但是，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不会写诗填词，在这里随意乱侃，如有不对，特请朋友们原谅我的无知！
（注：博主十分感谢众多网友光临、阅读、关注、支持、推荐和加精我的博文。但由于博主最近休息很少、很累，所以不能具体对每位朋友的评语，逐一进行回复了，万望朋友们原谅！博主向各位朋友敬礼了！）
（85）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3）（4）
文／赵自强
（三）
由于我们具有这种极左的迷信思想，认为“伟人”完美无缺，不犯错误，既使“伟人”做错了，或说错了，也要服从。这就使我们把“伟人”当成宗教里的“神”来崇拜！并使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问题的思想，失去了认识真理，区別谬误的理智和科学态度。而问题不仅如此，还使我们把“伟人”的文化遗产，也当成《圣经》一样不辨是非的全盘接收下来！
我们经过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之后，现在清楚的认识到，“文革”搞得实在太糟了！从这一经验教训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伟人”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伟人”也不例外！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和继承“伟人”留下来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当用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来概括：即科学的态度，就是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伟人”的文化遗产，采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
因为这种态度，正是“伟人”曾经提倡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是如此的对待文化遗产，那么历史上也就不可能诞生出这些“伟人”来！因为我们从“伟人”的成长过程来看，他们的经历和功绩就是极力推倒旧的传统错误，创造新的科学文化。所以他们绝不希望我们把他们当成宗教里的“神”来瞎崇拜，更不希望我们把他们的错误也当成“真理”来瞎宣传！只有这样，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一代，国家才能长盛不衰，文化才能不断发展。
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往往对“伟人”有一种敬畏和盲从之心理，不敢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伟人”作一分为二的全面评价！因此，“伟人”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我们也就了解得不全面。由于前人未做这一研究工作，这就显得尤为必要。事实上，这不仅是每位历史学家必须探索的课题之一，更主要是通过这一研究可以使我们掌握一分为二的认识“伟人”的方法，既要承认“伟人”对历史作过伟大贡献的一面，同时，也要研究和认识“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下，犯有严重错误，给科学研究造成巨大危害的另一面！
而糟糕的是，摆脱封建社会不到百年的中国人，奴隶思想还很严重，对“伟人”的敬畏心理依然如古！如学术界对中外“伟人”的理论，照单统收，全当“真理”看待。实际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能一生都正确，不犯錯误呢？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也诚实的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他们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都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由于这些原因，必然导致“伟人”的思想和著作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错误和缺点。
在这里，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你不多写点“伟人”正面的东西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叶永烈先生已经帮我作了回答。他说：“这本书之所以很少谈及伟人的功绩，是因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已经很多，我的努力只会鹦鹉学舌，没有多大意义。我想做的是人们做得较少或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讲一讲伟人的错误。伟人不是神，人孰能无错？而揭露错误的意义，并不亚于总结功绩。就像医学上既有研究生命的孕育，也有研究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历史学家来说，‘错误’和‘功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学科。而对‘错误’的研究，由于从事的人少，在现时似乎更需要，更有意义。而功绩加上错误，伟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马克思说：科学越无私、越彻底，对工人阶级就越有利。这句话适用于一切科学与全人类”（18）。
（四）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世界上“十大伟人”之首的毛泽东，这位离我们最近的“伟人”一生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离我们远的中外“伟人”，由于他们都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他们的思想理论，应当比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更差、更落后，错误自然也就更多，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了能正确的认识“伟人”的错误思想，在科学研究领域给我们造成的巨大的思想障碍，这里我不得不对“伟人”的一些“科学成果”和假说，如司馬迁的《史记》；马克思使用过的“神话”理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古生物学家的“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彻底绝灭”的论断；以及古人类学家的上古“无巨人”的学说；还有“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等等著作和假说，重新做番研究、判断和批评。
我们看到，“伟人”的这些“经典”著作和假说，一直是学朮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左右我们思想和研究成果的“试金石”。既使“伟人”的学说半对半错，小对大错，或完全不实。我们也不敢研究批评；相反，还把它当成“最高指示”、“基本原则”和“一致公认”的“科学定论”！盲目把“伟人”的“错误”当成“真理”瞎宣传，把“伟人”当成“神仙”瞎崇拜！因而造成是非颠倒，对错不分的学术困境；造成历史学研究的停止不前！
今天我们对“伟人”的“学说”应取什么态度呢？我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把“伟人”的“学说”，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科学的环境中去看待它，并与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比较研究，避免犯囫囵吞枣，对错不分的错误。这就是说，我们搞学术研究切不可盲目的全盘接收“历史遗产”；应吸取“文革”中的经验教训，破除“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观念！如果我们今天还对“伟人”的错误也盲从和愚忠，那就会导致我们学术研究的窒息和死亡，那“伟人”就要批评和瞧不起我们：历史前进了百年千年，历史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那些历史学家难道都是饭桶！
历史和科学发展到今天，其实每位有头脑的学者都明白一个简明的道理，这就是每位“伟人”和学者都有一定的研究范围和专业特长。如果超出他的研究范围和专业特长，那无疑就是他的短处和缺点。这一科学规律，不论对“伟人”，还是对平民都是适用的。
《列子·天瑞》云：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19)。
古人说得多么好啊！后来古人把“天有所短，地有所长”，改成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将这段古文结合世人来论，就是说，天地虽大，也不能包括世界万事万物的功能；圣人虽有能力，也不可能行行精通，科科都能。事实上，圣人也有不懂的事情。一般来讲，一个人在这方面强，在那方面就弱；在这方面越强，在那方面就越弱。
我举个例子为证。中国乒坛有位名将，叫：邓亚萍，这个18次荣获“亚运”和“奥运”乒乓球运动冠军的“超人”，从5岁开始练打乒乓球，她的努力18次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了无上光荣！但她自己知道，一旦离开乒坛，走上社会，就没有和别人竞争的长处；甚至可以说，是个低能儿！她明白这一点，退役后就上北京大学学习英语，老师为她“开小灶”，从26个英文字母教起，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获得北大和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学位。再说我自己的体会，在学校期间偏重文史哲，这样一来，就放松了对数理化的钻研。后来一心想在历史学方面有所建树，就倾全力于文史哲，而对数理化几乎没有了兴趣。这样一来，我就把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还给了老师，几乎成了文盲和白痴。我想啊，这个不成文的规律，不仅适合评判我和他人，可能也适合评判专家和“伟人”。这就是说，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伟人”在内，能获得数理化、文史哲，再加地理和考古，这“八项全能冠军”的！象我国北宋时代的沈括一样，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世间实在太少太少了！
（注：博主十分感谢众多网友光临、阅读、关注、支持、推荐和加精我的博文。但由于博主最近休息很少、很累，所以不能具体对每位朋友的评语，逐一进行回复了，万望朋友们原谅！博主向各位朋友敬礼了！）
——未完待续2008年9月1日晚１时
（86）《秋登西山肖峰坛》
文／赵自强
小时候，母亲常常津津有味的和我讲她童年在西山外婆家的故事：那里曾有数人抱不拢的古树，有竹笋、猕猴桃和毛栗子。森林里有老虎、豹子、狗熊、野猪、毫猪、狐狸、豺狗、狼、山貓、獐、兔、麂、鹿；还有可怕的蟒蛇和毒蛇，以及老鹰、乌鸦、喜鹊、野鸡等飞禽。母亲每讲一次故事，我仿佛就游览了一次令人神往的森林公园。
尤其母亲说到有趣处，还会有声有色的讲野兽的特性，以及它们狡猾的猎食本领，其知识不亚于动物动物学家。如山里有一种“黃麻狗”，毛色黄，间有黑点，大概属于豺狗的一个品种。我们知道成年牛的个头和体力比豺狗大几倍。通常豺狗猎杀牛是很难办到的事情。但黃麻狗生来有种祖传而奇特的猎牛本领。这就是“死皮賴脸”的讨好牛，从不和牛发生正面冲突。当黃麻狗选好猎杀对象后，就凑上去用爪子帮牛捉痒。牛开始对这种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警惕性很高。因此黃麻狗这边来，牛就往那边躲。黃麻狗那边来，牛就往这边躲，总是用角对着它，不让它近身。但这样转来转去，牛转晕了，警惕性也就放松了。牛想啊：既然这小家伙帮我捉痒，那就让它捉吧！黃麻狗看到时机成熟了，捉啊捉，忽然转到牛身后，用锐利的尖牙死死咬住牛的肛门。牛负痛难忍，拼命向前奔跑。这一使劲，肛门和肠子都拉了出来。就这样，黃麻狗用智慧战胜了笨牛！
这可不是寓言故事，而是山里人都知道的常识。虽然母亲无文化，却无形中给我幼小的心灵灌输了探素和热爱大自然的思想。由于从小受到这种熏陶，肖峰和谌家，这一留下母亲童年足迹的山水，也就成了我魂系梦绕的地方，因此总想抽空到外婆家去看看，了去童年梦中的牵挂。恰好那年我研究地方志，累了，就想去走走。于是，我邀请表弟去牛岭谌家一游。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一口气走过了水库，走过了村庄，把一座座小山拋到了脑后。但母亲说的百年古树和野兽，我却没有看到。于是就对母亲的故事产生了怀疑，表弟看出了我的心事，确有其事的解释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那主要是“大跃进”把山里的古树砍光了，野兽没有藏身的“家”，也就跑光了。
我们边走边谈边看，十里山路一晃而过。
但越离外婆家近，山路就越陡。可能是好久没有运动的缘故，我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连欣赏古老文物——“水对”的劲头都没有了。我们好不容易走过了石桥，来到方亭里休息。山风穿亭而过，带着竹子的清凉和野花的芳香，使我顿觉神清气爽，倦意全消。在方亭的青石板上，记载了这里繁荣的历史，其中一首明人徐世溥的《牛岭店憩》诗云：
危峰阻日脚，三县共云程。雨集随城市，风闻寂近城。
樵童轻鸟道，估客辨鱼名。为问江东米，因知未息兵。
看来这首诗是在明朝兵荒马乱的年代写成的。古代因交通不便，牛岭成了新建、安义、奉新三县必经的捷径。因此这条一米宽的麻石小径，从设县以来就一直背负着三县来往行人的身影。别看这路今天冷落了，想当年，它确实车水马龙般的热闹过，辉煌过。这路边的亭子，就见过许多风云人物，在此休息和喘息。
我们出了亭子，沿着小径继续攀登了十来分钟，就看见了谌家村。原来外婆家座落在肖峰的半山腰。整个村子百来户人家，依山旁水的建在梯田式的山沟两边。母亲讲：《族谱》记载谌家人，是东晋道士许逊母家的后裔。1600年前，许母病故，葬于肖峰下的谌家山。一些孝敬许母的亲友，在这里为其结庐守灵，见此风光优美，物产丰富，就留恋忘返，安家落户，逐渐发展成了这个村庄。因许母姓谌，故此得名。
后来我研读了《西山志》和《万寿宫志》，了解到西山许多不平凡的历史。从山势来看，西山绵亘三百里，层峦叠障，山形嵯峨；景色秀丽，气候温和。千百年来，这里先后有寺、庙、观、庵、坛多达136处，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佛道两家之圣山，故有“钟灵毓秀”和“小庐山”之美誉。所以《云笈七签》称此：“第十二洞天，第三十八福地。”因此引来名人墨客，留连于这里的山寺泉石之间。其中有唐朝的张九岭、权德舆、宋齐丘、王安石、張商英、周必大、张位等七位丞相，以及欧阳修、曾巩、黄庭坚、吕本中、陈师道、汤显祖、曹学佺等一批文人；还有岳飞、刘絍等著名武将。从历史上看，慕名来遊者，所题石刻多达百幅，留下诗篇佳作多达三百篇。
例如，唐朝欧阳持在《游西山长歌》中写道：
西山西山何独秀，万壑千峰耸岩岫。巍巍气象镇乾坤，冉冉岚光弥宇宙。芙蓉秀削画
图开，纵有丹青描不就。紫霄峰，悬又陡，凭高看遍江南小。凤台观里景长春，日照崖前
天易晓。
宋朝刘克庄《西山》诗云：
绝顶遥知有隐君，食芝种地鹿为群，多应午灶茶烟起，山下看来是白云。
明朝万恭云：
豫章西山，耸起肖峰，高入云天，锐刺空濛。
我们看到西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內含。故在这深沟巨壑，大石古树间，不仅有众多的寺庙古迹，还有古人留下的众多石刻和诗篇。这些美文无不把西山描绘成一幅幅雄浑而朦胧的图画。故历代才子佳人，文人学士都想一睹西山峥嵘的雄姿。
由于西山是我当时搞地方志研究的內容，又是我母亲的故乡，双重情缘，使我在梦中几回回到惦念已久的谌家村，寻找母亲童年的踪迹。今天终于在这里见到许多素未相识的亲戚，以及和母亲一块长大的老人，他们拉着我的手，眼里挂着泪水，许多旧情往事不知从何说起！因旅途疲劳，明天还要继续爬山，我只好把许多话留在心里，早早入睡了。
第二天清晨，村童领我们从谌家村出发，开始攀行于更加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沿途的景色随着高度的增加，越来越惊险神奇：在小径的右边是苍松翠竹和各种野花；而在小径的左边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百丈悬崖；在悬崖下的深壑里激瀑撞着巨石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而最叫人感到神奇的是，当北风吹来潮湿的云雾，遮掩挺拔的山峰时，山峰不时在云雾中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尤如蓬莱仙山一般。可以说，这里的山石泉瀑，云雾松竹都可成诗入画，都能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江南秋晚，山间仍有鲜花争艳。愈往上攀，气候愈凉，植物愈少。我们经过四十分钟攀登，才到达肖峰之顶。站在山顶上，极目四望，云遮雾绕，劲风呼啸，众山矮小。
肖峰，西山第二高峰，海拔799米，比主峰罗汉峰仅矮42米。古称紫霄峰、肖史峰。相传春秋战国时代，秦穆公女婿肖史与其女弄玉在此吹箫而得名。唐朝肖峰上建有纪念肖史引凤的“凤台观”。宋朝山顶建有正方形石庙一栋，是宋理宗赵昀于淳祐时（即公元1241--1252年），为祭祀晋朝道家大师许逊而建，距今有750年历史。宋王信道，故每年“许逊升天”的八月一日，周边各州府的大小官员都要聚集此山，设坛祭祀许逊。后来此仪式蔚成风俗，使临近省市的善男信女，无不抬着牲畜，扎着纸人，络绎不绝的来此祭祀许逊，以求风调雨顺，全家安康。
但遗憾的是，肖峰石庙，这一宋朝古迹，毁于1942年日军的炮火中。石庙被毁，山上的繁荣从此衰落！在石庙旁，还有唐诗记载的“日照崖”；即今所见的“卧牛石”。该石长一丈五尺，宽八尺，高一丈，上面刻有模糊不清的古字，记载着肖峰昌盛而神秘的历史。石上有一小坑，传说是神仙为穷人所凿，存储食油的，舀又复出，终年不绝。
我看到，石上确有一坑。但坑里只有水，没有油。其实坑里的水是因巨石南高北低，斜面迎风，有数条细槽通坑，夜晚强劲北风将含有微小水滴的云雾吹到石上，使其凝为细流，顺槽入坑。这本是道人因山顶缺水而想出的积水妙法，根本与神仙施舍食油无关！可此事误传久矣！历史上许多传说亦如此而来，似是而非，不易分辨。
我站在肖峰想：假若将山顶的“凤台观”、“石庙”和山腰的“谌母墓”、“谌母庙”、“谌母坛”等一系列古迹重修一番，再与山下的“梦山旅遊区”和“朱权墓”联接起来，这不是一条诱人神往的完整旅游线吗？谌家人再开个旅馆，炒个小菜，弄点山货，日子不就过得红红火火吗？可惜得很，山民缺乏建设资金，自然，这些被风雨磨灭的古迹就难于恢复了！
中午，风小了，太阳挂在天上，照亮了山间。我们再登石远眺，山上的晨雾早已消散，而远处的天上却飘来一朵朵由雾聚积的白云，就像神仙种在天上的绵花，当它飞到山上把我们包围时，白云又变成了一团潮湿的雾气。站在这个云遮雾绕的山顶，你別不信，真有一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
难怪明代丞相张位《肖峰》诗云：
上一坡兮复一坡，诸峰谁敢并巍峨。折枝手堪攀月窟，題诗笔可蘸天河。
眼前绿野宽如许，头上青天不隔多。此间便是神仙境，说那蓬莱作什么。
清人欧阳天也有相同的遊感，他的《肖峰》诗是：
登肖峰，离天近；攀弯月，可摘星；脚下气，是白云；立肖峰，心神轻。
这些古诗都说明了一个意思，这就是，肖峰高，离天近，登山顶，尤如到了神仙境。我再向山下望去，隐藏于晨雾中的崇山峻岭，城廓大江；明镜水库，田园村庄；就象揭去面纱的姑娘，如诗如画，分外妖娆。面对这磅礴世界，大好河山，我如从天而降的神仙一般，平生的一切痛苦、烦脑、忧愁、私心、恩怨，这时都云消雾散，思想仿佛升华至轻松而超脱的境界！
赵自强2008年9月2日于南昌
（87）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5）（6）
文／赵自强
（五）
根据这个规律来论，一个文学家，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农艺家；同理，一个军事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一个经济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突出的生物学家；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地质学家；一个古生物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一个数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考古學家；一个天文学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高超的遗传学家。一个运动员，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有贡献的哲学家。
这个科学规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每门博大精深的学科，都需要勤奋的学者，一生为之努力研究，才能做出一点点成绩来。但是，每一位学者的生命和精力，却是非常有限的，才智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不可能面面具到，行行精通，处处超越别人。这就是浅显的“隔科如隔河”的科学道理。
因为不论“伟人”，还是“平民”。他都要吃饭、穿衣、睡觉，并都有一定的寿命、精力和研究范围。如果说“伟人”有三头六臂，能力无限，那肯定是把“伟人”当“神”瞎吹了！同理，如果说“伟人”有超越时空，跨越历史，凌架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对他限制的能力；显然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伟人”在自己的科研范围內，不仅感到精力不够，智慧欠缺，而且还会犯错误。
就说我们最崇敬的“伟人”马克思吧，他的《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册，就去逝了；第二册，第三册，是恩格斯帮他整理出版的。由此可见，“伟人”确实是人啊！你想想啊，如果《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在“伟人”去世后散佚了，不为人知，马克思能象今天这样“风光”和“伟大”吗？从这里看，其实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比他同时代人更聪明，更刻苦，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的人！但他绝不可能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都走在最前面！所以人们常说：“人若专一，诸学皆非。一长百短，出类拔萃。天才多痴，不可都最，科学规律，伟人在内。”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事例。我们知道，1798年拿破伦（1769—1821年）远征埃及时，他不仅带去了几万将士，还带去了二三百个身怀各种绝技的法国学者。后来这些学者不仅从埃及带回了木乃伊、石碑、纸草书和很多金银珠宝之类的文物，并且还把临摹的24本关于埃及金字塔、神庙、方尖碑、巨石人像的图画和数据，以及图画与象形文字资料带回了欧洲。同时，我们还知道拿破伦比马克思（1818—1883年）大49岁，比恩格斯（1821—1895年）大52岁。这就是说，古埃及伟大的先进的“巨石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出生49年和52年前，就为欧洲人所知。
换言之，由于法国科学家的努力，被历史掩没了千百年的埃及“巨石文化”的信息，忽然间把整个欧洲都弄得沸腾了。埃及那些无比高大的激动人心的金字塔文化、神庙文化、方尖碑文化、巨石人文化一时间成了欧洲家喻户晓，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把法国打败之后，兩国为了一块小小的埃及文物——“罗塞塔石碑”的归属权问题，还发生了争执。而就是这块不启眼的残碑，后来却因它兴起了一门学科——埃及学。一位名叫商博良（1709—1832）的人，成功破解了这块残碑上的铭文，而被誉为“埃及学之父”。他的著名论文《致达西埃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标音象形文字字母表》，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六）
但遗憾的是，我们却从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等“伟人”的著作中惊奇的发现，他们一生仅仅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物”——石刀、石斧、石镰、石钻、石锤、石锥、骨针、蚌壳，陶片、瓦片等等。而对上古同时存在的，古埃及和古南美最伟大、最优秀、最激动人心的“巨石文物”——金字塔文化、巨石神庙文化、方尖碑文化、巨石人文化等等，不仅缺乏了解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这些“巨石文化”，在他们脑海和著作中是一片空白。
由于140年前的“伟人”知识严重局限，同时，他们又接受了达尔文半对半错的“机械进化论”，并根据单方面落后的“细石文物”证据，这种对上古人类社会片面的一知半解的知识，提出了上古是“想象”、“幻想”的“神话”时代！或“蒙昧、野蛮”的落后时代，这样一种错误的或半对半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
从客观上来说，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140年前没有电脑电视可以看到金字塔等等“巨石文物”的存在，所以“伟人”不相信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的话。由于“伟人”对“巨石文化”坚决怀疑，并拒绝去埃及和美洲作亲身实践。因此“伟人”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采用了学霸的武断作风！他们对相反观点，不仅没有虚心的去考察研究它的真实性，相反摆出一副学术权威的架子，闭着眼睛瞎批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而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由于知名度不如“伟人”，同时又无法搬一座金字塔跟“伟人”论理，这就使他们有理说不清。就这样“伟人”用“细石文物”，否定了“巨石文物”的存在，用谬论战胜了真理；创造了学术史上一个用“神话理论”，否定人类上古有先进的“巨石文化”存在的极坏的先例！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学术界的思想奴隶，竟然把“伟人”的错误，也写进教课书，使它变成了学者“公认”的“科学”和“真理”，并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误导我们把“神话”当成“真理”瞎鼓吹，误导我们片面的只关注上古存在的“细石文物”，使我们忽视上古同时存在大量的“巨石文物”。这就使我们面对上古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方尖碑和高大的神庙等“巨石文物”，不知所措，呆若木鸡！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有一些不通中国上古历史的人，象瑞士研究“巨石文化”的专家埃利希‧冯‧丹尼肯在《众神之车》等著作中说金字塔等“巨石文化”是“外星人”创造的！
我们面对“巨石文化”要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伟人”有眼不识泰山的巨大学术失误呢？同时，我们又要问：难道今天的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学术权威看到金字塔还发现不了“伟人”的这一明显的学术错误吗？还是因为“伟人”没有研究，我们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上古文物，也不敢承认和接受呢？我们的智慧和勇气都到那里去了呢？难道我们都变成了“伟人”的“学术奴隶”吗？
——未完待续2008年9月2
（88）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7）（8）
文／赵自强
（七）
我们要想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需把“伟人”放到140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不久的历史和科学中去看待“伟人”，而且必须从他们的专业特长，政治经济学上去研究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由于“伟人”的专业局限，不懂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所以他们特别欣赏达尔文半对半错的机械“进化论”，和摩尔根小对大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相反，对那些到过埃及，见过金字塔的同辈学者的理论，却表现了极大的敌意。事实上，“伟人”的思想牢牢打上了“达摩”两人的思想烙印。所以“伟人”完全相信达尔文这位仅仅研究了“进化”问题，而没有研究过“退化”问题；摩尔根这位仅仅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化”，而没有研究过上古同时存在先进的“巨石文物”的学者的观点！
在这种巨大的学术局限下，在历史学方面眼界短浅的“伟人”，凭着自己的好恶和猜想，完全否定其他到过埃及，见过金字塔等“巨石文物”的学者的观点。由于“伟人”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去埃及亲身考察，但又不相信他人的发现和见解，这就造成了“伟人”的知识局限和顽固的心理状态，所以“伟人”固执的武断的自以为是的蔑视别人的学术成果。结果“伟人”在种种局限下错过了一个修正错误，发现真理的机会，因而“伟人”用“神话思想”建立了一个狭隘的小对大错的上古历史观。
但问题是，我们引进“伟人”学说的这百年里，为什么发现不了这些理论半对半错的性质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说起。因为清朝社会空前腐败，科学技术十分落后，人民愚昧无知。在这种极糟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苟且偷生，因循守旧，不肯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也不肯花金钱改造自己落后的武器装备，一直沿用几千年前古人使用的长矛大刀，甚至把宋人使用过的大炮也几乎忘却了，而把金钱多花在修园子和享乐上。直到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清帝才突然感到危机和落后。这才被迫派弟子向攻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从此中国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变成了更加腐败，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而国土任人宰割，赔歉接连不断，人民难于生存。在清朝至民国，这段国破家亡的“百年耻辱”中，中国没有出一位具有国际地位的学术大师，也没有建立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基础科学，更谈不上进一步建立相关的学术制度！
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时代，中国人只好跟在“洋鬼子”后面“拜师学艺”。尽管这是耻辱，也不得不为。所以贺麟先生说：“这是被动的接受西方影响，学徒式的模仿”（20）。鲁迅先生说得更坦率，“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再说（21）。这就是“拿来主义”的由来。
于是百年前的青年学生，在“拿来主义”的支配下，不论“洋货”是对是错、有益有害，统统“拿来”了。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把“洋货”全当“真理”接收！就这样，“神话学”、“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都成了不用验证的“科学”和“真理”，写进教课书。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学者研究发现，这些“拿来”的理论，是“伟人”在140年前建立的半对半错的理论。
（八）
当历史和科学发展到今天，地球好象缩小了，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电脑、影碟和书籍看到世界各地的“巨石文物”，还可以座飞机直接去参观古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文化遗产。而这些激动人心的伟大的“神物”，恰恰是140年前的“伟人”不相信、不了解、没有研究的课题。可以说，“巨石文化”的存在，不仅为我们揭露“神话学”、“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的错误提供了确凿的物证。同时，也为我们用一分为二的哲理批判“伟人”的错误找到了根据。从这种十分先进的上古文化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伟人”的理论与“巨石文化”格格不入。
但百年来，由于我们迷信“伟人”，并带着诚惶诚恐的敬畏之心看待“伟人”。所以我们从不敢怀疑和否定中外“伟人”的学术思想，既使“伟人”的学术有误，也不敢想，不敢揭，不敢批。就这样，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一直处在“伟人”半对半错，小对大错，或完全不实的学说中积重难返。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完全吻合的多重证据上可以发现。
这些确凿的证据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史学理论，一是在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里兜圈子；二是在更加错误的疑古学家猜想的“层累地造的中国历史说”中把中国上古历史完全否定了；三是受到“拿来”的上古是“想象”、“幻想”的“神话论”的影响，把“炎黄”祖先统统当成虚无飘渺的神话人物看待。四是受“蒙昧、野蛮”的“上古落后论”的影响，认为上古人类都是使用石刀、石斧、石锤、骨针、贝壳、陶片……的愚昧无知的祖先。
上古历史学中的这四种错误理论，都是误导我们走上歧途的理论。而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些错误理论迷惑呢？说到这个问题，我得从中国人的文化缺点说起。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具有“爱憎分明”的朴素感情。因而说到好人就认为他没有缺点，不犯错误！说到司马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达尔文，这样的“伟人”，就认为他们知识渊博，完美无缺，是“真理”的象征。相反，说到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敌人，就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坏蛋，没有优点，缺乏文化修养，是“罪恶”的化身，应当把他们从历史上勾掉。其实，这种朴素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任何一段真实的历史，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都不是这样简单的，都有他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过程。世界上没有不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物和事物。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只做好事，不犯错误的“伟人”；同时，也没有只做坏事，不干好事的天生的坏蛋。《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研究别人；既要向朋友学习，更要“向敌人学习”，以毒攻毒。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的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才算对哲学和辩证法有了了解，对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了正确的认识心态！
——未完待续2008年9月3日0点22分发稿
89）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9）（10）
文／赵自强
（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对以往的党史和“伟人”，如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公正的评价。他英明的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
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2）。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说得何等正确啊！我亲身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目睹迷信盛行、极左思潮祸国殃民，甚至把一些最浅显的常识都颠倒了！在这个狂热、愚忠，失去理智的“造神”年代，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伟人”捧为“神”！连百姓吃饭、睡觉、照像、理发都要高举红本本，向毛主席像早敬、中敬和晚敬，俨然把毛译东当“神”看待，这就把“伟人”放到高高的“神”坛上，和他的战友们截然分开了，连同毛泽东的错误也包装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如毛泽东叫人民向政府提意见，转身他就说这是“阳谋”，放牛鬼蛇神出笼，好捉坏蛋，结果听毛主席话的提意见者，都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劳改。彭德怀批判“大跃进”的错误，很快被打倒了，逼得人民不敢说真话。结果大家都相信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江青说的：“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还有毛泽东逝世后的“二个凡是”。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为很多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并教导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这以后历史学研究才走上了正道，才敢对毛泽东、斯大林、林彪、蒋介石和希特勒，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重新研究，并客观的品头论足！但我们尽管做了这样一些研究工作，可是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禁区学者们不敢研究和评述；特別涉及到司馬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达尔文，这样一些被“公认”为“伟人”的问题，学术界不敢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批评。
这一事实，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是刚刚开始。因为，它仅仅停留在解决急不可待的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上；而在高层次的灵魂深处和学术研究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从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方面，做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工作！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要做到这些，不打倒洋奴哲学，不打倒奴隶主义，不批判“伟人”的学术错误，中国“孙子辈”的学术现状就难于改观，中国的学术研究就难于大踏步的前进！
（十）
尽管普通人，不都是“伟人”；但可以肯定，“伟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世和磨难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伟人”之一！他们终生为无产阶级思考和奔走，为共产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他们的《共产党宣言》成了当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资本论》成了当时“工人阶级的圣经”。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曾经鼓舞着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因此，他们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导师，得到了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者的尊敬！
但这里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就是我们崇敬的马克思、恩格斯是140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不久的“伟人”；主要成就和专长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并非门门学问都精通的神仙！而政治经济学并非特殊的万能学问，它仅仅是“百科”知识中的一科。并且“伟人”的学说，也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了说明这一道理，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人们就会明白。
例如，在天文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哥白尼伟大；在生物学方面，他们就不如达尔文伟大；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居维叶伟大；在历史学方面，他们就不如摩尔根伟大；在物理学方面，他们就不如牛顿、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伟大；在化学方面，他们就不如门捷列夫伟大；在遗传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孟德尔伟大！要知道，这些学问，也是国济民生中不可缺少的命脉啊！
可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文革”时期，只许突出政治“伟人”；相反，把科学“伟人”当成“臭老九”，完全否定！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把国民经济搞得将要崩溃，把中国人害苦了！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资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不发展生产，使国富民强，在这个帝国主义称王称霸的时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锥之地吗？还有发言权吗？还能使子孙后代不受欺负吗？恐怕还会倒退到受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和宰割的悲惨时代中去！
所以容观的说，历史上的每一位“伟人”，都曾对社会进步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论他是“政治伟人”，还是“科学伟人”。我们都应该尊敬他，爱戴他，对他的功勋，应该宣扬和歌颂！
而“文革”期间，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做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愚蠢事情，这些事情说到底无不和我们崇敬的毛泽东有关。例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弹，他故意把各级政府搞垮，消除异己，趁机夺刘邓陶的权。接着是“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勒紧裤带，空喊共产主义口号；还有“破四旧，立四新”，在全国掀起捣毁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的高潮。最要命的是，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打成小资产阶级和“臭老九”，关进“牛棚”，当成“专政”对象！而这些行为，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的行为，在现代世界上可谓匪夷所思绝无仅有的怪事！因为这种蠢事只有在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家才把科学家当作敌人和异教徒看待，并将布鲁诺的科学行为判决为异端邪说，用火刑烧死于罗马广场！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完全结束，美苏两国就在德国大抢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是一国繁荣昌盛的基础和宝贝啊！
——未完待读2008年9月4日
（90）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11）（12）
文／赵自强
（十一）
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摧残科学家和文化遗产的愚蠢事件，为什么在中国屡见不鲜呢？我们追根寻源就会发现，这是封建帝制在中国造成的最大弊病之一。因为封建社会在中国绵延了4900年，历史上出现了千百个皇帝，而历来全国只许崇拜大地主、大恶霸、大坏蛋——皇帝一个人，从来不把专家学者当成“伟人”看待，甚至专家学者还受到皇帝和当权者的迫害。所以具有“四大发明”的科学技术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几千年的伟大中国，后来在科学技术方面才会逐渐的衰落，直到清末和民国，弱到落后挨打，任人宰割，事事受洋人欺负的悲惨境地！
回顾中国漫长的4900年的封建历史，我们看到那些至高无上的“万岁”，如果用现代科学的尺度衡量一下，有几位像“尧舜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能够称得上“伟大”呢？事实上，多是儿皇帝，昏庸无能的蠢皇帝，名不符实，问心有愧的坏皇帝！当我们发现古人景仰的“英明”的“万岁”，盛名之下原来如此和他们身份不相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发现推广开来，用科学的尺度再衡量一下历史上的“伟人”呢？他们盛名之下是否就“真金足赤”，不犯错误呢？
其实，“伟人”不等于没有缺点的完人！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伟人”，就应当把“伟人”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中去科学的认识他。因为不论古今中外的“伟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多少都会受到当时的条件局限。这样客观的思考问题之后，才能领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理；才能知道“伟人”的知识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且还会犯错误！有了这种正确的理念，我们看问题才不会固执偏激，才不会把“伟人”当成“神仙”瞎崇拜；把其“错误”也当成“真理”瞎鼓吹！
只有如此，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功有过，有对有错，活生生的“伟人”，才能展现出来。这样的“伟人”，不仅无造作之嫌，也显得亲切可爱，真实感人。所以未经宣染的“伟人”，才有生活情趣和人味，我们才能与他拉近距离，向他学习。相反，如果伟人是尊神，你怎么向他学习呢？那人民只有磕头和迷信的份了。这样思考了问题，我们才能更尊敬“伟人”，爱戴“伟人”，并且还会产生一些人人都有的怜悯感和同情心！因为“伟人”除一技之长外，虽然还有二三个方面的爱好。但在其它方面不仅“不伟大”，往往还技不如人；或者还很笨拙，有时还很糟糕，甚至连生计都维持不了！其实，这才是历史上平凡而真实的“伟人”！
在这里，我们就以大家最崇敬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例。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在欧洲飘荡，流亡到伦敦时已经病穷交加，一贫如洗；马克思只好帮报社撰稿勉强度日，三个孩子和爱妻也因贫困在疾病中相继去世。马克思当时贫困到孩子死后无钱安葬的地步。在这种“特困”处境里，马克思在妻子去世的第二年也在贫困和思念中倒下了，他年仅66岁。他的《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也因贫困无力出版，是恩格斯后来帮马克思整理出版的。这已经成为流芳百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象征！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是说贫困和逆境中的马克思不“伟大”；而是说，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胸有韬略和能写雄辩的文章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的生活能力！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越伟大的人物，专业性越强的人物，其实，他的局限性也就越大，适应性和生活能力也就越差！这就是矛盾论和辨证法，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客观真理！
（十二）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还以为“伟人”一生活得很风光、很潇洒、很浪慢呢！却不知道“伟人”的生活是那么艰难、那么乏味、那么悲惨！你大概不知道吧，新中国的开国“伟人”——毛译东，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被人赶得跑了二万五千里！“伟人”的英名，其实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炼成的！
当马克思那代伟人的悲惨历史翻过去之后，我们今天看到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和“马恩”的成就相比，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因为“马恩”从未直接参加和领导“巴黎公社”反对旧政权的武装斗争，更未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实践。他们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国家。所以“马恩”的革命活动，属于“摇控”萌芽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他们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红军、创建根据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別！从这个事实和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成就比“马恩”不知伟大多少。
今天我们通过先辈的革命实践，以及“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和成败得失，看到“马恩”理论，不少是面壁猜想的东西。如果把“马恩”的哲学水平和毛泽东的哲学水平相比，“马恩”显然差多了！他们虽然都是哲人，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时代就讨论了朝代兴衰的“周期律”，他们当时就明白，人这种动物，有时很崇高，很宽宏；有时又很无耻、很贪婪；在贫穷时有奋斗意志和发奋图强的精神，一旦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会腐化堕落，倒退变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就是这样垮台的。但是，“马恩”缺乏中国历史知识熏陶，没有这种远见，无法认识和预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深刻哲理，因为他们没有以史为鉴的祖传智慧，所以他们受达尔文的直线进化论的影响，空喊共产主义口号，不知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也会腐败复辟！这就是“马恩”缺乏实践和不懂中国历史知识的局限性！从这里亦可以看出，“马恩”没有毛泽东伟大！
我们还看到，在“马恩列斯”中犯錯误最多、最大的“伟人”，要算斯大林！列宁曾说过：将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清朝的领土全部归还给中国。但斯大林继承沙俄意志，拒不归还沙俄所掠中国领土给中国；并且还把“外蒙”从中国分割了出去。这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也是“伟人”干的一桩最大坏事！当中国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这个斯大林同志，不许中国革命，劝毛泽东和蒋介石和平共处，划江而治。斯大林对内还借“肃反”为名，屠杀了二十多万党和红軍的高级领导人，制造近似“神”一样的个人迷信，横加干涉各国共产党內部的事务，搞瞎指挥；人民没有民主权力。尽管斯大林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但我党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斯大林领导苏共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胜了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帮助了世界各国共产党。1962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斯大林既是飞得高高的‘鹰’，同时，又是飞得低低的‘鸡’”。
而斯大林的后任，则一代不如一代。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分裂，破坏兄弟党的关系，用大国沙文主义代替国际主义，并支持印度反华。而苏共第四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前任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他要大炮，不要面包；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挑起边界战争；并在“有限主权论”的口号下罕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过了两把做“帝国主义”的瘾，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他的后任戈尔巴乔夫，很想“改革”弊制，但为时过晚，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终于成了人民的敌人，被人民拋弃了。而这一悲剧，正是苏共领导屡犯严重错误导致了亡党亡国！这一悲剧同时暴露了“伟人”的理论，象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一样，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直线机械进化论”！聪明的“伟人”根本没有想到，“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会变质倒台被人民拋弃！而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一面叫我们引以为诫的镜子。
——未完待续2008年9月5日
（91）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13）（14）
文／赵自强
（十三）
回首这些难堪的客观历史事实，使我们想到当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何等重要！通过这一讨论，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了毛译东，这位“伟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使我们看到“伟人”一生不仅有伟大和正确的一面；同时，也有渺小和错误的一面！因为“伟人”不是神，不可避免的会犯错误。其实，正确加错误，伟大加渺小，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完整真实的“伟人”！
虽然“伟人”的错误在当时难于纠正，但有些“伟人”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我们记得毛泽东在临终前说过一些很豁达，很有哲理的话：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主张对自己一分为二和“三七开”！毛主席并且于1961年8月在庐山上，就和張仙朋闲聊时说他有三大志向：
最后是写一部书，把我一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瞒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
个人，我不是圣人（23）。
我们还看到大体相同的自我批评的话，恩格斯也曾说过。那是恩格斯写信给他的好友，说他曾经不相信鸭嘴兽存在，后来事实证明了，他因而向“鸭嘴兽道欠”，并期望后人修正他们的错误。其实，这才是“伟人”真正伟大而诚实的地方。
而懒惰胆怯的教条主义者，缺乏创造和开拓精神，缺乏前进和超越的勇气和智慧，不懂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会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伟人”的理论，空喊革命口号，把自己关进思想牢笼，认为“伟人”是“神”，是“救世主”，不犯错误，不可以讨论和批评。所以“伟人”的话不论对错，一概当“真理”服从。这就失去了科学态度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种糟糕的僵化思想，恰恰就是一种孕育和制造个人迷信和“神话”的封建帝王思想！它和先辈的革命宗旨，以及《国际歌》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思想冲破牢宠……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歌诗格格不入！因为，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真实的客观历史，也违背了“伟人”对自己的诚恳评述。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那我们就谈不上解放思想，超越历史和民族复兴了！
（十四）
这些问题讨论到此，好象已把问题讲得很透彻了！其实不然，为了能使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讨论，我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我二十二年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既人类历史和历史文献的根在中国！
可以说，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現，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因为它能说明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即世界上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不懂汉语，不通中国古典文献和民族风俗，他就不配说他是一位称职的历史學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这是因为研究诸学科的学者只有读懂了中国上古经典，了解了中国上古古人在埃及、美洲和世界各地创造的“巨石文化”，他才能说清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真相和源流本末诸问题。换句话说，搞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研究的状元应当出在中国，而不是其它的外国。
这一浅显的道理是说，一个外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和古文字学家，要想弄懂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起源和真相，使自己有所作为，名副其实，就不可不进中国求学深造！因为世界上古历史的根在中国！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显然他就是一个上古历史学方面的门外汉！
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那就像一个人不了解家谱和身世，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而不了解中国巨人祖先创造的“巨石文化”，就不知“伟人”和教课书上的种种错误。所以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的外国学者，不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摩尔根、汤因比；也不论他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以及不明真相的学者把他宣传得多么“伟大”，多么神乎其神。其实，他不通中国上古历史文献，不知中国巨人祖先创造的“巨石文物”，那他的思想理论只能是无根无据的臆断，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世界上真正想追求真理的学者，就必须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只有如此，他才能真正迈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门！
人类搞历史学研究，绝不该倒行逆施，尤其中国人不能跑到外国去学历史学，到美国去拿这方面的“博士”文凭。因为美国只有短短300年的历史，全国也找不到一本可资研究上古历史的参考史书作为依据，并且他们还有4700年的历史不知在那里，所以美国人根本无资格发历史学方面的“博士”文凭！而世界上真正配发这种文凭的国家，唯独只有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1917年在美国拿到文史方面的“博士”文凭，蔡元培校长就请他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来教书。他“拿来”开导学生的所谓新思想、新科学，就是害苦中国历史学家的“怀疑一切”和“适用主义”。
他带来的这种错误的新思想被学生接受了，因而他们自称为“疑古学派”。该学派在胡适教授的影响下，凭借自己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怀疑”，就臆断中国上古历史是“伪史”，上古文献是“伪书”，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历时三十年的“疑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多把“疑古”当作一种科学方法。这就使中国历史学研究在这种极端唯心的研究方法中滑行了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成千成万不明真相的学生上当受骗，害得中国历史学家在歧途上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宝贵时间和资金，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学的正常研究！可以说，美国的“毒”文凭帮助胡适用唯心的思想方法，推倒了中国真实的历史和古典文献！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的巨大灾难！
（92）《毛泽东——世界最伟大的伟人》
文／赵自强
我在前面一连发了七篇《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的博文，我们有了这一良好的讨论基础，就可以初步发现“马恩列斯”的伟大能力、才华和贡献，其实都不如毛泽东的伟大能力、才华和贡献。
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之后，我们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初步的比较公正的评价，并拔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还进行了一系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三十年。
但是我认为，我们过去对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还认识不足。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和国际上的其他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以便重新确定他在国际上应有的崇高地位。
我们看到洋鬼子把近百年来的世界上的伟人作了反复的有序的排列，但“十大伟人”都是西方人物，没有人提毛泽东的名字。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说明洋鬼子对毛泽东还不是很了解，或者说，了解了也不愿承认！这就对历史，对毛泽东很不公正。
当然，这种不公正，首先得怪中国人，因为自己对毛泽东评价不准确。这就误导了外国人。我们怎样才能对毛泽东等中外历史上的伟人作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呢？
我认为，我们应当根据史实，重新建立一种思想理论，那就是，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并且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功勋，是可以排在洋鬼子所推举的世界“十大伟人”之首的最伟大的伟人！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胜过我们最崇拜的“马恩列斯”和其他学者。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建立这样一种真实而客观的爱国思想理论，那我们就很难正确认识和纠正其他外国伟人所犯错误，从而发现外国伟人为什么不如毛泽东的道理。那就会使我们不珍惜毛泽东带给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更使我们不易辨别其他外国伟人的错误究竟在那里！这对我们来说，那是很糟糕、很不利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我将在下面具体的继续讨论和揭露外国伟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所犯的错误。并敬请全国网友继续支持我的这一研究工作，赵自强向各位光临我博客，支持我观点的网友致敬！！！
（93）七：《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1）（2）
文／赵自强
（一）
我们知道美国的历史只有300年，英、法、德、意、日、俄的历史也都很短。如果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短小历史和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较，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缺乏古老的历史文献记载；同时，也缺乏久远的历史文物积累。因此，不管这些国家的现代科学多么了不起，《历史学》成就吹嘘得多么“伟大”。但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学生。因为，他们既不懂本国的上古历史，更不懂世界的上古历史。从这一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洋人对五千年的世界史，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而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它能使我们知道：洋人在历史学方面没有什么值得称为“伟大”的地方！
我们从这一客观史实上还可以看到：外国历史学家研究本国上古历史的先天不足，在于他们祖先缺乏历史源头上的古典文献和上古文物的积累。而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尤如组成《历史学》不可缺少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骨肉”。而一部没有“骨肉”的《历史学》，只能用猜想、臆断和唯心的文词加以撮合，而不能用文献和文物把它真正建立起来！既使外国学者今天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弥补这一先天不足，那也是徒劳的、遗憾的、无济于事的！
相反，世界上的古典文献都集中在中国，而其它国家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一事实，外国历史学家要了解本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说，一个外国学者要想在历史学上真正有所建树，他就得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因为一个历史學家不懂中国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就象一个无祖谱、无父母、无户口的孤儿，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关于这一点，古犹太人深有体会，他们在2400年前的《圣经》中问道：“我们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人们还解决不了。
由于外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相比，在文献文物上存在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人们要问了：为什么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相反，外国古典文献稀如凤毛麟角，无籍可寻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是因为中国上古曾是世界的宗祖国，中国上古古帝曾是世界的共祖，上古世界各国曾是中国上古古帝直接管辖的诸侯国，而诸侯国的国王都是由中国古帝派遣的兄弟或子孙担任的缘故。所以，中国上古古帝不准世界各地的诸侯记載他们的历史。而这个事实，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可考。事实上，哲学家和生物学家早就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称它为：“一元论”和“同祖论”。
而疑古學家、神话学家不了解这些最重要、最基本的中国上古历史史实，故不珍惜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古帝遗留的宝贵的典籍和祖谱。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凭着“疑”“信”瞎猜，愚蠢的蔑视它、抵毁它、咒骂它、否定它，甚至要连根拔除和彻底消灭它！可以说，疑古學家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既缺乏慎重的研究态度，又没有正确认识它的能力，更无尊重历史的起码理智！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胡思乱想，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数典忘祖，误国误民，愚蠢之极！
（二）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疑古學家、神话学家的谬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迷信“伟人”，崇洋媚外，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放弃检验“定论”和“真理”的严谨学风，没有开拓精神，随大流，人云亦云之使然。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失去独创能力，与诺贝尔奖无缘的症结之所在！也是若大个中华民族创业精神“退化”之表现，更是中华民族之悲哀和羞愧！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中国上古古帝为什么不准诸侯国记载他们的历史呢？天下诸侯为什么如此俯首听命，默守陈规，不记载他们的事迹呢？
关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从中国历史元典《山海经·海外东经》和《淮南子·地形篇》上可以看到一个侧面。如《海外东经》说：禹“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地形篇》又说：“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尽管《淮南子》的这段话，是汉代刘安抄自《山海经》上的內容。但要知道，《山海经》确实是中国上古古帝夏禹命当时的科学家考察全球所写的一部最早的《世界历史地理》和中国人的祖谱啊！
中国上古古帝为了统治世界的需要，把著书立说，这一舆论工具当作“权柄”把握。因此东周之前，中国上古古帝死死抓住这个“权柄”不放，道理就在于上古古帝可以根据《山海经》这一“族谱”，掌握世界各地的君臣关系，证明种族源流，划分血缘亲疏，从而达到更好的统治世界的目的。
这一事实，直到公元前770年，西周幽王被犬戎联军推翻之后，中国的宗祖国地位才发生了动摇，又过了一二百年，诸侯国才可以办学、著书立说和记载他们的历史。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司马迁就客观而慎重的记载在《史记·年表》之中。文献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
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日月，盖其祥哉”（43）。
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纲领性文献啊！尽管它很简短，但却十分重要。我们要想在历史学上一通百通，就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和解决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上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那么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上的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只有读懂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史料，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真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根有据的揭示真理，批判谬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94)七：《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3）（4）
文／赵自强
（三）
西周灭亡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一时间，“诸子百家”就象春天的竹笋都冒了出来。这一历史事实，恰恰印证了司马迁记载的：五帝至西周末年，诸侯不可记载他们事迹的史实。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除中国有文献典籍记载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文献史书传世。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才可著书立说，记載他们的历史。例如，这个时代中国有《春秋》、《左传》、《国语》、《谷梁传》、《诗经》、《管子》、《老子》、《墨子》、《庄子》、《论语》、《孟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荀子》、《列子》、《吕氏春秋》等等。同时，在外国有犹太人的《圣经》；印度人的《佛经》——《梨俱吠陀》、《娑摩吠陀》、《梵书》、《森林书》、《奧义书》、《涅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等；希腊人还有《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等等。而这些文献最大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但司馬迁在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他认为各地诸候是“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其实准确的划分应到“西周”末年为限。除此之外，司馬迁还误认为，这段历史是在现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根据《史记》提出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错误理论，认为“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仅仅是中国历史，而没有想到这是一场伟大的超出中国国界的世界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我们在司马迁这位“伟人”的光环下，把一场上古世界性的思想大解放，学术大革命，主观的误认为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事情。
遗憾的是，由于司馬迁是我们公认的“伟人”，他在历史研究中所犯的这一传统错误至今也没有被史家所查觉，这就使历代史家无不上当受骗。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外国历史学家无法从无籍可考的历史中，凭空发现上古世界曾出现过一场世界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掌握上古世界历史经典的中国人，本身都没有发现这一历史事实；当然缺乏上古历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就不可能比中国人更聪明。
而历代历史學家，以及现代被各种错误思想搅得晕头转向的疑古学家、神话学家，虽然都读过中国上古经典，但因中国上古国都发生过四次跨国跨洲的大变迁，这就使古今历史学家无法用典籍記載的史料，与真实客观的文物对照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典籍记载的“故乡”，早在异国他乡的“外国”，这就使人读不懂经典。尤其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典籍记载的主要的直接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自然就在中国难于找全，尤其是中国上古古帝的皇陵，在中国找不到。这样一来，中国黄帝至夏朝历史，也就在中国无物可证。因此，疑古學家就盲目自悲的用“怀疑一切”的“洋教条”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甚至连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也不顾。相反，却对洋人的“神话学”、“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这样一些小对大错的东西盲目崇拜。疑古学家就是这样颠倒是非，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四）
还必须指出的是：不仅疑古学家、神话学家没有想到：“外国”历史学家原本都是中国上古诸侯国的子孙；事实上，整个史学界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这就是说，不论“外国”历史学家多么“伟大”，也不论他们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因他们读不懂，有的根本没有读过中国上古经典。所以“外国”历史学家不知其祖先是在中国历史走过了2600年之后，才写了一些追溯历史的“回忆录”式的古籍。所以“外国”最古典籍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时写成的，没有一部能超出“春秋战国”这个时间范围。
所以说，“外国”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他们真实的上古历史！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祖谱和最古典籍在中国！发现这一客观史实极其重要。可以说，我们从此就没有被“外国伟人”泰山压顶的精神负担了！事实上，外国历史学家，或外国研究历史方面的最了不起的“伟人”；其实，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都没有什么值得吹噓的地方！因为，他们一谈到人类的上古历史就是一片朦胧和空白，最多只能找到2400年前的资料作为参考！
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走过了2600年之后的东周时代，中国政府管束不了诸侯国人之后，诸侯国人写的追溯历史的“回忆录”。这就是说，这些东西既不是记载人类历史的真正元典，也不是人类系统的历史文献。如果外国历史学家仅凭后人为了填补历史空白，东拼西凑写的这些“追忆”历史的“史书”来研究人类上古历史，那他就找不到南北，弄不清历史真相！
我们看到既使世界上一致公认的第一流的“伟人”——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读过中国上古历史文献，也不了解上古伟大、先进、占主要地位的“巨石文化”；而仅凭上古那些微不足道的落后的“细石文化”和近代印第安人的沒落文化，就在《古代社会》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人类的上古历史猜想成“蒙昧的”、“野蛮的”、落后的历史。而“伟人”的这种对上古历史一知半解的片面理论，只能解释上古矮小人种使用的落后的“细石文物”；相反，对上古同时存在的巨人族创建的先进的“巨石文化”，“伟人”一无所知，一巧不通，而这样的水平怎能成为人师呢?
研究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应当明白，从客观上来说，上古“巨石文化”的存在，既表明了人类文化曾经倒退过的事实，同时，这一物证也是我们批判那些只顾“细石文化”，不管“巨石文化”研究人类上古历史的正统历史学家和“伟人”错误思想的锐利武器！
尽管“伟人”很有自知之明，总是扬长避短，不提“巨石文化”和金字塔这样的历史文物和难题。但既便如此，只要金字塔等“巨石文物”存在，“伟人”的上古历史“神话说”、“落后论”，就会暴露出虛伪的小对大错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根据“巨石文物”可以断定，“伟人”在上古历史研究中确实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用再怀疑的客观事实！
（95）《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1）（2）
文／赵自强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
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神话思想，是世界上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最无知、最轻浮、最糟糕，但又非常有意义的思想。你看看《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的形象，无不为人津津乐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话思想有多么巨大的市场和魅力。但这并非世上真有如此神通广大的孙猴子，而是大多数人活得很累，希望自己有一种超人的独特的无所不能的本领可以化解困境！
“神话”一词，原本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意为关于神祗与英雄传说的故事。后来经过西方人的千锤百炼，就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一不备，无可置疑的《神话学》。
这个《神话学》，从西方传到中国来已经有百年历史。清朝末年，中国皇帝在“洋鬼子”用大炮轰开国门之后，突然发现“天朝”不如人，被迫“不耻下问”的派自己的子弟向攻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青年学子出国留洋一看，发现经过工业革命的西方文化比我们的封建文化，更加灿烂夺目，美不胜收，这就把学子们的思想吸引住了。后来经过洋先生的调教，学子们似乎脱胎换骨了，于是土味尽消，洋气十足，仿佛一个个都有了“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本领。
就说原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吧。他就说：中国文化都不如人，要“全盘西化”（1）；原北京大学的钱玄同教授更极端，他提出一个彻底铲除中国原有文化和汉字的方案，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和汉字（2）。再说“假洋鬼子”培养出来的顾颉刚，后来也成了原北京大学教授。他在“胡钱”等教授的调教下，成了一脉相承的一丘之貉。而就是这些被人敬仰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太悲观，对外国文化太看好，甚至好歹不分，把“洋货”不经验证的统统“拿来”，全当“科学”和“真理”看待。这就无形中毒害了我们的青年学生，顾颉刚就是这样接受了“胡钱”等教授的唯心思想，臆断中国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
由于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思想还未开发，青年学生看到洋货、洋理论无不眼花缭乱，痴迷发呆，于是就将它当做思想营养，写进教课书，在中国最高学府传授，误导学生。就这样，百年过去了，造成了中国历史学家言不离神话，语必谈希腊，数典忘祖，抵毁中国上古历史的可悲的历史学现象。而人们恰恰不明白，《神话学》正是140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割掉的宗教神学的尾巴，是地地道道的虚伪不实的“洋垃圾”。
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人引进的学问中，最糟糕、最唯心、最害人的东西，就是《神话学》。因为很多文物证据证明，我们所说的“神话”，其实就是真实的上古历史。而关于这一点，现在很多学者都有相同的认识。如田兆元博士说：“神话本身就是历史”（3）。宫玉海先生说：“神话是神秘化的历史”（4）。雷升先生说：“史前文明引起人们广泛的推测和探讨，但历史太久远了，无法取得第一手资料，而现代考古成果及人们的认识不断进步，既对刚刚建立不久的学说提出挑战，又证实了人们曾视为无稽之谈的神话却是一种真实”（5）。何新先生说：“民族的远古神话，绝非只是一种梦幻的存在，相反，这是一个既是历史又依然是现在的实体”（6）。波兰历史学家科西多夫斯基在《圣经故事集》中说：“有经验的历史研究者知道，神话传说常常是诗化了的历史，在神话和传说中常常包含着历史的真实”（7）。
（二）
而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五千年前的许许多多直接和“炎黄”、蚩尤有关的历史文物，这些确凿的文物证据完全证明了“炎黄”和蚩尤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无飘渺的神话。由于诸多关于“炎黄”和蚩尤的文物被发现，这就彻底暴露了《神话学》欺骗人类的虚伪本质。
换言之，过去我们对“神话”的所有讨论，不仅是无益的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因为它把真实的人类历史，当做了古人“想象幻想”的东西否定了，这就搞乱了我们的学术思想，浪费了我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并且还把我们的学术思想引向了虚无飘渺的胡思乱想中去胡说八道。
由于“神话”一词最早出于欧洲人休闲时喜欢阅读的《希腊神话》之中。从表面上来看，“神话”的意思好象是说：上古人类对他们不理解的事情的一种想象或幻想。然而，我们现在看到和发现的《神话学》的实质，那却是我们对人类真实的上古历史的一种无端的否定！
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有重大突破的今天，我们立刻发现“神话”理论，是一种大错特错的理论。而在这一学说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伟人”，就是我们崇敬的革命导师——德国的卡尔·马克思。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学问。研究它，难就难在要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既要有文献证明，又要有文物佐证。而十分遗憾的是，德国的上古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找不到一本上古历史文献记载，又找不到一件上古历史文物佐证。所以研究它几乎纯粹是猜想。你想想看，猜想这种东西，离唯心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尤其是现代人猜想几千年前的事情，而且资料又非常非常少，这不太玄乎吗？这不就象天方夜谈吗？
就在德国，这个没有上古文化资料借鉴的国度中，出了一个“伟人”——马克思。他在“无根无蒂”，“无米之饮”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早在欧洲盛传的《希腊神话》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的思想，并把自己不了解的人类上古历史都猜想成“想象”、“幻想”的虛无飄渺的“神话”。并把这种“神话思想”运用到他的写作中去论述人类上古历史。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了解的人类上古历史，就变成了一种虚无飘渺的“神话”，或“幻想”！对于“伟人”的这种错误理论，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无知的凭空猜想的唯心史观！我们如果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研究和实践，无疑危害极大！
我们看到，马克思于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及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
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8）。
又说：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
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9）。
又说：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
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过去的现实反映在荒诞
的神话形式中（10）。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待续未完（后面研究的成果更精采，越来越精采，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和支持）
（96）《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3）（4）
文／赵自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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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在140年前的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说的这三段错话的内容不多。但是，“伟人”金口玉言，却给世界上古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误导。长期以来，我们接受它的理由只不过它曾经受到“伟人”的青睐。这就使我们没有认真的验证它的“真假身份”，囫囵吞枣的盲目的把“拿来”的“神话”理论和《神话学》，当成了一门“科学”。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本质是虚构的、捏造的、毫无意义的！我们既不能从中找出它存在的理由和证据，也不能应用它去发现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以及解决上古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相反，它还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上古人类是愚昧无知，幼稚可笑的胡思乱想中去，并给上古历史研究带来消极的思想，以及认识上的障碍和迷茫。结果造成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持这门伪科学把中国和人类的老祖宗：炎帝、黄帝、雷祖、颛顼、喾、尧、舜、禹等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统统当成“想象”、“幻想”的“神话”人物否定了！把我们伟大祖先创造的“巨石文化”，也当成落后的文化视而不见！因此我们要问：这种与文献文物证据完全相反的“神话”理论和《神话学》，难道还不虚伪吗？难道还不该批判吗？难道还要我们盲目的继承和接受吗？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一些神话学家盲目的追随和模仿“伟人”的思想，也说了一些错话，如刘城淮先生在《中国上古神话》一书中就说：
上古神话，是在人们的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
那时，人们的生产力以及思想意识，发达到了能够通过幻想，借助神灵的形象，创造出不自觉
的艺术的地步（11）。
刘城淮先生的这段话的错误要点是：上古神话，是古人借助神灵形象，创造出来的不自觉的幻想艺术。他不知道，“上古神话”原本是“炎黄”这一巨人族的真实历史！在这一真实历史中，我们的巨人祖先在世界各地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金字塔文化、巨石神庙文化、方尖碑文化、巨石人文化，等等“巨石文化”！
然而问题是，睁眼瞎一般的神话学家，怎能不顾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大量“巨石文物”，硬把它们说成是空洞的虚无飘渺的“想象”、“幻想”的“思想意识”呢？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个非常诚实而著名的神话学家，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不能不叫我称赞和敬佩，他就是四川的袁珂先生。尽管他是个神话学家，但他对《神话学》的虚伪本质还是有所领悟的，他在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言中说：
好心的同志常常这么向我说，你研究神话，就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
去观察探讨中国古代的神话问题，写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我感谢同志
们的好意，也尝试着这么做了，却始终感觉到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
水平。在我看来，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住一个内容既丰富而又
可靠的研究对象。我认为，我们的神话研究，尚须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攀登理
论的高峰（12）。
（四）
请网友们看一看，袁珂先生在这里说得多么坦率，多么清楚：“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住一个可靠的研究对象。我们的神话研究，尚须有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认真的想一下这段话意，一个学问，研究了150多年，连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一一马克思也参加了进去，可是，到现在却连一个“可靠的研究对象”也找不到，连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没有，这种学问，还能算做“科学”吗？
显然，《神话学》不是科学！因为它的本质是胡思乱想，瞎编乱造，硬把有的东西说成无，真的东西说成假，真实的“炎黄”祖先，硬说成是“想象”“幻想”中的神话人物。你说说，这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学问”，怎能算做”科学”呢？
为了彻底解决中国历史源头上的“炎黄”问题，我用了22年时间，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反反复复对照研究了千百遍，甚至使我的亲友爱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经过这种千锤有炼，从而使我发现埃及出土的《战场调色板》，即纪念“炎黃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即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即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通过这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比较研究，从而使我用文献文物双重证据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上的黄帝、炎帝、雷祖、蚩尤、仓颉，确确实实都是中国上古历史上有根有据，真实可靠的历史人物。除此之外，我还研究发现了“炎黄”创造的“昆仑天柱”、“轩辕之台”、“西王母石屋”，这些也不是古人头脑中“想象”、“幻想”的产物，而是考古学家发现的真实的历史文物！
不仅如此，我在研究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时还发现：今天仍然屹立在埃及吉萨的胡夫、齐夫林、孟卡拉的这三座大金字塔，其实就是中国夏朝大禹、启和太康的真正陵墓。《山海经》形象的称它：“积石山”。同时，我国另一部历史元典《夏易》还将埃及金字塔诸图缩绘在一张图纸上，并形象的称它为：“连山”。而《周易》中的“河图洛书”，其实就是埃及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
由此可见，《山海经》、《周易》、《尚书》等古典文献明确记载的，这些在埃及发现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可以确凿的证明：黄帝至夏朝是中国真实的历史；禹、启、太康是夏朝三位真实的古帝。这样一来，也就证明了疑古學家、神话学家所称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是“层累地造成的”神话人物的猜想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我们就用中埃两国确凿的文献文物证明了：“神话”理论和《神话学》是与文献文物迎头相撞的伪科学！从这里我们遗憾的看到，马克思恰恰是“神话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我们引上用唯心的“神话理论”研究人类上古历史的带路人！现在我们对这一确凿的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能力！
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我们还遗憾的看到，“伟人”的错误理论和正确理论一样，都对人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教化力。因此，“神话”理论经“伟人”一宣扬，“谬论”就变成了“免检”的客观“真理”，出口到了中国！可以说，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人类上古历史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危害！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采，越来越精采，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和支持）
（97）《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5）（6）
文／赵自强
（五）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
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
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
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
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非常遗憾的是，毛泽东这段教人做学问要费“气力”的话，早被打着“伟人”旗号的懒汉们忘记了。相反，马克思教人把上古历史說成“想象”、“幻想”的“神话”的错话，却被当今研究上古历史的懒汉们奉为“法宝”。他们拿着马克思的“最高指示”，把上古历史中一时找不到物证证明的历史人物、文物，统统理直气壮的说成“想象”、“幻想”的“神话”！这样一来，中国上古历史中的黃帝、炎帝、蚩尤、雷祖、苍颉、颛顼、喾、尧、舜、禹……都成了虚假不实的臆造人物，无端的被疑古学家、神话学家用“伟人”的“神话”理论否定了！
其实，对于这种虚伪不实，瞎编乱造的“神话理论”，并不需要很锐利的眼光就能发现它的错误本质。关于这一点，外国学者早就勇敢的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如张光直先生在《中国创世神话之分析与古史研究》一文中就引用了外国学者批判神话学的一段话：文章说：
关于神话的性质、其起源、与研究的方法，西洋学者提供了无数的学说……有的学者主张，到
今天为止没有一本书“充分的处理了神话上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去所有对神话的研究之“基本上
的错误”为“片面性的解释……”。甚至有人觉得，过去五十年內对神话的研究是完全的浪费，
“今日的情况与五十年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一片混沌”，因为所有的学说仅仅把“神话学退化
为无聊时的消遣或是一种粗疏的推论”（13）。
我们从这段资料中看到，不少学者已经发现，并且客观的无情的批判了《神话学》“到今天为止没有一本书‘充分的处理了神话上的问题’”，“‘基本上的错误’为‘片面性的解释’”，“过去五十年內对神话的研究是完全的浪费，今日的情况与五十年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一片混沌”。这些有力的批判，可谓够深刻，够一针见血了！
关于《神话学》上的这些问题，陈建宪先生也有相似的认识，他在《神话解释》一书中的话，其内容大体上也有一些和它相似。他说：
神话，一个海绵词。作为一个学科术语，人们一直对它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
的标准定义。在西方，有关神话的定义多达一百几十种，以致一些西方神话学家感叹道：“在所
有用来区分散文叙事作品类别的词语中，‘神话’是最混乱的了。困难在于它被讨论得过于长久，
并且在太多的不同意义上被使用”（14）。
（六）
你看看，然后再认真的想想，世界上有那门学问，没有一个恰如其份的定义！然而，《神话学》偏偏例外，一个学问“众说纷纭”，“最为混乱”，出现“的定义多达一百几十种”，比变色龙还变色龙。你还可以再想想，这种信口雌黄，毫无根据、没有原则，缺乏规律的所谓《神话学》，还能算作科学吗？再说难听一点，《神话学》比胡说八道有过之无不及，是混蛋头顶，无以复加的伪科学！
我们同时还看到，日本神话学家在《神话学入门》一书中，也有和《神话解释》一书相似的说法。如大林太良说：
“神话是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学者研究这个问
题，这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神话定义。不仅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神话定义，而且，不同的民族、不
同的文化关于神话的概念也往往很不相同（15）。
这段话的实际内容，只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即神话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有多少学者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神话定义”。如果一百个学者研究它，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定义；一千个学者研究它，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定义。如果一万个人研究它呢？那就有一万个不同的定义！这就是说，搞《神话学》研究，完全象写小说，不要事实根据，任意由人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句子说得通，有人看，能卖钱就行！你说说，这种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神话学》，还有“科学”的味道吗？
现在我们再回到文献文物中来看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可以说，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才通过将中外文献文物作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发现了《战场调色板》、《纳尔迈调色板》、《纳尔迈权标头》，以及“昆仑天柱”、“轩辕之台”、“西王母石屋”，这些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纪念“炎黃”、蚩尤、雷祖和西王母的历史文物。由于这些文物被考证发现，这就使我们认识到，《神话学》确确实实是一种胡思乱想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然而，对《神话学》的错误，揭露得最透彻，批判得最有力的学者要算王大有先生。他在《三皇五帝时代》一书中批判说：
把历史谬以为“神话”……继而变成为“文学”。列祖列宗成为子虚乌有的文学虚构形象，近
人为了同西方争得一个神话学研究的地位，索性将中国古史、创造古史的列祖列宗、发明创造、文
化典籍等等，一古脑归于神话，炮制出一个中国神话大系。
祖先都没有了，都成了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了，那还有什么历史可言？还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
还有什么“文明之邦”可自豪？都没有了，一片荒漠，一片民族虛无主义的文化荒漠。这难道不可
悲吗？（16）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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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7）
文／赵自强
（七）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
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王大有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批判了《神话学》的虚伪本质和错误要害！他的这些十分正确的话，其实比马克思和一些学术权威的错话伟大多了！具有客观真理性！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科学之语！
我们总结上面研究的成果知道，所谓的“神话”和《神话学》，其实是今人根据自己的想象，臆断上古古人愚昧无知的理论。
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上古一部分使用“细石文物”的矮小人种的思想观念和历史事实。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说：“有小人国，名曰靖人”（17）。《大荒南经》记载说：“有小人，名曰菌人”（18）。又如《列子·汤问》云：“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樵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述异记》云：“西海外有鹄国，人长7寸，日行千里，百兽不犯，惟畏海鹄。鹄见必吞之，在鹄腹中不死，鹄一举亦千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
2004年11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提为《小矮人挑战人类进化史》的文章.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尚京报道：“矮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人类进化可能有许多分支。据10月28
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披露，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的科学家，近来在印尼所属的偏远热带岛
屿弗洛勒斯岛，发现了大约１.8万年前的史前“小矮人”人类化石，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种。据称，
这是过去50年间古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现，这一突破性发现可能将改写人类进化史。出土化石
是一位30岁的女性的完整头骨、部分骨盆，以及两个腿骨，科学家测定其身高约1米，体重16公斤，
身材与电影《魔戒》中的穴居哈比人相似”。
现代考古新发现，确凿而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三尺高的焦侥国人”不虚，的确是一支真实的人种。同时，我们又看到，上古时代不仅有使用“细石文化”的“小矮人”存在，并且还有一支，或几种与“小矮人”截然相反的使用“巨石文物”的巨大人种存在。中国古人在众多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例如，《列子·汤问》记载说：“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阨，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一年云：“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权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初学记》卷二引《凉州异物志》云：“有大人生于北边，偃卧于野，其高如山，顿脚成谷，横身塞川，近之有灾，铜雹击旃，唯可遥看，不可到下，到下则雷霆流铜铁之丸以击人”。《太平御览》引《河图玉板》云：“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人，长十丈，皆衣帛。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佻人国，长三丈五尺。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中秦人国，长一丈”。《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说：“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19）。《大荒东经》云：“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20）。这样的关于“巨人”和“小人”的历史资料，在我国25部正史，以及野史、方志、志怪、笔记等典籍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里就不逐一辑录了。
总结这三天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古人记载之“神”，其实就是古代矮小人种，对我们祖先——巨大人种的尊称；所谓的“神话”，其实就是古人记载巨人祖先的真实历史。
然而，马克思是一个对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埃及、美洲的上古金字塔等“巨石文化”一窍不通的学者，他只了解“细石文物”，并接受了摩尔根、达尔文半对半错的理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马克思虚构了一个上古历史是“想象”、“幻想”的“神话理论”，这个伪科学欺骗了全世界，害得神话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错误理论中白白浪费了140年宝贵的研究时间和资金！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神话学》只能解释上古矮小人种的思想行为，而对上古创造“巨石文化”的巨人祖先的伟大力量和智慧，则是一种抵毁和抹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话”和《神话学》是一种用“将今论古”和逻辑推理方法，虚构、捏造出来的抵毁我们巨人祖先的极其错误的伪科学。因为这一伪科学否定了我们伟大的巨人祖先，否定了他们创造的先进的“巨石文化”，否定了真实的巨人历史！
当我们发现了“神话”理论的错误本质之后，作为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就应当对历史、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为了事实和真相，为了科学和真理，为了自由和尊严，就应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论马克思多么“伟大”，只要他犯了这一严重错误，我们就应当揭露和批判他，还原事实真相和历史本质，这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批判和清算了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批判彭德怀和文化大革命。这就把毛泽东同志，这位“伟人”，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还原了他的人的真实面目。
然而，只要是人，那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毛泽东曾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主张对自己一分为二和“三七开”。可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经济领域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是，我们对马克思的“神话”理论，至今还缺乏正确认识。我们还把这位“伟人”当成神仙看待，把他放在高高的神坛上供着，对他缺乏全面的认识，对他的错误理论，今天还缺乏应有的批判，这就阻碍了我国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进步！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本集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采，越来越精采，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和支持）
注释：
（1）胡明编《胡适选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第3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
（2）吴锐著《钱玄同评传》第16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田兆元著《神话与中国社会》序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宫玉海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第2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雷升著《上一次文明》第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出版。
（6）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7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年版。
（7）（波兰）科西多夫斯基著《圣经故事集》第1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50、173页。
（11）刘城淮著《中国上古神话》序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2）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辞典》序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13）《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册，第2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14）陈建宪著《神话解释》第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5）（日）大林太良著《神话学入门》第3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6）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第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7）（18）（19）（20）袁珂《山海经校译》第245、261、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9）《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总结》
文／赵自强
关于这个人们不敢涉足讨论的重要课题，我第一次用了三天多的时间，七个篇幅，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和阐释。这就有力的批判了马克思提倡的错误的“神话理论”。我们从现在的研究成果上看到，今天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得出以下这样一个结论：
即我们研究遥远的人类上古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并且还需要很大胆略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研究它，不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研究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等相关资料，掌握大量的证据，同时，还须要我们有和伟人建立的传统的错误理论作斗争的巨大勇气。当然光有勇气还是不够的，还须要我们掌握比伟人更多的知识和证据，这样才能达到揭露和批判伟人错误理论的目的。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象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去伟人错误理论的外壳，脱下伟人错误理论的虚伪外衣，并驱除笼罩在历史上的浓厚的迷雾，最后才能使我们达到发现历史真相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批判马克思倡导的“神话理论”的伟大科学意义！为了使这一研究能够深入进行下去，我明天还要继续批判美国早期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写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错误理论。只有当我们认识、揭露和批判了伟人的种种错误理论，给我们制造的研究上古历史的种种障碍之后，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走上正确的研究道路，我们才能进行正常的研究工作！不能的话，很多上古历史上的千古之谜，就无法研究和破译！
（100）《摩尔根蒙昧野蛮理论批判》（1）（2）
文／赵自强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支持和批评！
现在我们再来说第二位在历史研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伟人”，他就是美国早期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他于1818年11月2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他在1877年前，用了较长时间了解了印第安人后裔的居留地，研究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探询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得知了他们的组织机构，以及亲属称谓等等方面的问题，写出了一本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著作。
这部著作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同志在该书中凭借他了解到的上古存在的“细石文化”，和他看到的印第安后裔所掌握的较落后的有限知识，猜想上古印第安人一定比他看到的印第安后裔的情况更原始、更落后、更不值一提！据此他进一步推测印第安人的上古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上古社会都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
这就是摩尔根用逻辑推理和“将今论古”方法，研究人类上古历史得出来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这个错误结论把人类上古历史描写得一片漆黑，并把人类上古史划分成了“三个时代”。这就是他创立的：所谓人类上古历史是由“蒙昧时代”，发展到“野蛮时代”，再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三部曲。这也就是摩尔根创导的一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小对大错的“社会进化论”。
然而为什么说，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的“三部曲”是“小对大错”的呢？要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用客观存在的上古历史文献和上古历史文物来与摩尔根的理论作番比较研究，才能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认识摩尔根理论的功过是非！
我们从世界上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看，客观的讲，摩尔根认为上古存在制造和使用低劣的“细石文化”的民族，他们曾经使用过石斧、石刀、石镰、石锥、石锤、石箭、骨针、贝壳、陶片进行劳动。这是今人都知道的不可否定的客观事实。然而问题是，这并非是上古时代全部的主要的我们祖先的历史事实！
由于摩尔根时代，中美洲的考古活动还是刚刚开始不久，准确的说来，还属于探险家涉足的时代，大多数考古学家基本上还不知道世界上同时还存在和“细石文化”相反的十分先进的“巨石文化”。如中美洲崇山峻岭和非洲沙漠中都建有大量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巨石神庙、方尖碑、巨石人像、巨石古城等等不可思议的“巨石文物”。
由于摩尔根同志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并且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上古还存在金字塔和“巨石文化”，因而他丝毫也没有研究过与“细石文化”相反的“巨石文物”。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这就在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生涯中埋下了致命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的错误。事实上，《古代社会》中的“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只要用“巨石文物”，这种确凿的物证检验一下，就会暴露出它的片面性和错误本质来！
因为“巨石文化”从客观上证明了：摩尔根的理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小对大错的片面理论。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的学者因为“伟人”没有研究过“巨石文物”，而不敢与时具进的根据新发现的“巨石文物”提出与“伟人”相反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的学者对新材料表现了一种痴呆莽然和麻木不仁的思想和态度，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盲目崇拜“伟人”的愚蠢奴性！这种奴性使我们把“伟人”的错误，也当成“真理”瞎崇拜！把《古代社会》也当成社会科学中难能可贵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看待！
（二）
然而摩尔根小对大错的理论，既是历史和科学局限造成的，同时，也是受到达尔文（1809——1882年）半对半错理论影响产生的。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人类146年的“进化论”：即生物是从非生物发展而來的，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祖先，在进化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
达尔文的这一伟大学说，摧毁了当时各种唯心的物种起源说：如神创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从而给宗教神学一次沉重的打击，使生物学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因此恩格斯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
但是摩尔根和现代学者至今也不明白，达尔文的这一理论，并非完全正确的绝对真理，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真理！这一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正确的，而在相反的另一种条件下则是错误的。准确的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全球寒冷、平静的冰川时代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时期的物种、人种和人类社会，在当时自然环境处于稳定和平静的自然条件下是逐渐进化的。
然而在12000年前，全球火山大爆发的灾变时代，以及后期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大陆飞移，造山运动和强烈地震等一系列的地质变化。尤其是火山喷发的热能，使第四纪冰川时代结束了，造成了全球性的冰川大融化和洪水大泛滥的灾难。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不仅不能“进化”，相反，还会促使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突然走向灭绝和“退化”！从这种特定阶段上的意义来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错误的。而比较正确的认识了这种灾变现象的学者，就是曾经遭受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居维叶的“灾变论”。他在《地球表面上的变动》一书中较正确的阐述了这种灾变思想。
现在我们应当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居维叶的“灾变论”，这两种对立理论，其实都是片面的半对半错的理论。我们只有将其合二为一，才是地质科学的完整理论。而“达居”两人的理论，其实都可以被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周易》兼容概括。因为《周易》最著名的“周期性循环定律”和“阴阳太极图”都说明了：生物和人类既是“进化”来的，同时，也是“退化”来的！生物和人类是在循环往复的“进化”、“退化”中艰难而曲折的向前进步的。
而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以“进化”为主，“退化”为次。所以今天的动物保持着复杂的多样性，其面目才不至于乃然保持几亿年前简单、低级的鱼虾螺蚌的形像，相反，发展成了更复杂更高级的两栖类、爬行类、禽兽类和人类。
我们还研究看到，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中曾经郑重其事的声称：他的学说是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发表)应用于整个生物界的。这就是说，达尔文承认他的学说是把社会学中的《人口论》直接搬到生物学中来的。达尔文的这一话意说明了：社会学规律与生物学规律是可以共通的。既然生物学规律可以从社会学中搬来，当然也就完全可以把生物学规律再搬回到社会學中去。
于是，我们尊敬的摩尔根先生，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搬进了历史学的研究中，这就是“社会进化论”。摩尔根根据这种从生物学中“搬来”的半对半错的片面理论，把人类上古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这就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01）《中秋抒怀》
文／赵自强
——今日中秋佳节，作诗送友寄情：晨看膝阁大桥，长河百舸驰影；晚赏大山如墨，山下灯火似星。微风轻轻吹过，树梢婆娑弄影。蛐蛐高声鸣唱，声声惊破山村。在高山寺庙里，明烛大佛金身。我愿菩萨灵光，普照天下众人。
（一） （二）
滕王雄阁江边立， 春去秋来雁飞翔，
长桥跨壑通两极。 苞开花落鹤何往。
遥望西山翠峰高， 登山夜腑英雄城，
近看大河百舸急。 遥看银河落南昌。
白云送信去远方， 月光洁白真娇美，
秋风传书合鸟寄。 日照丹心当自强。
千年悠远斯流水， 今生努力报吾国，
万里瞬间点可悉。 至死不屈搏风浪。
（102）《摩尔根蒙昧野蛮理论批判》（3）（4）
文／赵自强
（三）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研究、支持和批评！
我们看到摩尔根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还引用了威廉·德怀特·惠特尼的半对半错的片面理论作为他的理论依据。惠特尼说：
近代科学要求我们对人类和人类的成就进行细心透辟的研究，以证明我们人类之生存于地球上
并不是从最高级开始，而是从最低级开始，逐渐向高级上升的；以证明人类的能力经历过一段发展
过程；以证明文明的全部要素，诸如生活技术、艺术、科学、语言、宗教和哲学等，都是从……缓
慢而艰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1）。
惠特尼的这一理论，显然是受到了达尔文半对半错的“进化论”的影响，并和“进化论”有着相同的意义。但是我们通过对上古遗存至今的十分先进的世界各地都有的“巨石文化”的研究，以及记载这一文化的文献——《易经》、《山海经》和《尚书》的研究，从而发现达尔文和惠特尼的“进化论”是一种机械的“直线进化论”。这种理论，并非完全正确的理论！因为，它不能解释全部的生物史和人类史。
我们看到：“直线进化论”，在火山活动逐渐平熄的，世界气候逐渐变冷的，亿万年慢长的冰川时代是一种正确的理论！这时人种的寿命在逐渐的增长，智慧和个头也在逐渐的增高，人类社会也在逐渐的发展。
然而，当地质时代进入各个末期时，以及距今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末期时，地下积累了亿万年的热能，就把地幔熔化和汽化了，地球内部无比巨大的火山热能尤如亿万个原子弹的威力，使地壳不断的产生上下起伏的大地震，当火山膨胀的伟力大到地壳结构不能承受的时候，地壳也就四分五裂了。这时巨大的火山热能就通过地壳裂缝猛烈的释放出来，这就是全球性的火山大爆发。而全球性火山大爆发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迅速的使全球冰川气候产生逆转，冰川时代也就这样结束了。从此覆盖于极地和中低纬度高山上的冰川，也就迅速的受热而融化和倒塌，紧接着，这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大洪水灾变。
而灾变的最大结果是：大片的陆地、山脉被洪水淹没了；大陆因此而缩小，海洋因此而扩大。这一结果表现为：大量的人类和动物，以及人类的财产、工具、科学文化，还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田地都被洪水、冰山、泥石流消灭了，人类先前创造的一切，万不遗一！
而灾变的最终结果是：幸存下来的人种、物种的生存空间不仅缩小了，并且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巨大的火山熱能演化的炎热气候，开始使生物和人类的寿命、个头和智慧都逐渐的缩短和降低了；人类社会因此也就倒退了。而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伟大的祖先就将它明确的记载在《列子·汤问》、《淮南子·览冥训》和《云笈七箴·劫运》之中！
（四）
这些珍贵史料，恰好印证了《周易》“太极图”揭示的“物大终也”、“日中则昃”、“物极必反”的“退化”哲理。
我们知道，居维叶根据地层中不同的化石资料，提出过著名的“灾变论”。但十分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灾变后物种“退化”的事实。而人种、物种的“退化”，恰恰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气候环境，而使自己的身體不能不适应變化了的气候中的一个不可不变的转化过程。而“退化”的物证，其实就存在于我们所见到的“巨石文物”，以及“石松（化石40米，今为缩变成小草）”、“木贼草（化石12米，今天只有一两尺高）”、竹子当年可达十几米高，直径可达一米粗，每节可成一艘独木舟。再说史前的“蟑螂（化石有一米长，今天只有三四厘米长）”、“蜻蜓（化石一米长，今天只有四五厘米长）”、“蝎子（化石2.5米长，今天只有四五厘米长）”。
我们从这些动植物化石身上看到，它们的后代在慢长的地质时间里，不仅没有比他的祖先高大，相反，我们恰从古今相同的动植物身上，看到了一个连达尔文也不明白的客观事实，这就是生物从巨大到矮小的一个“退化”过程！但可惜的是，因为历史和科学的局限，达尔文、惠特尼、摩尔根、恩格斯、马克思，这些“伟人”都没有见过这些动植物化石，并且他们都没有读过中国的古典文献——《周易》、《列子》、《淮南子》和《云笈七箴》，故他们都不了解“周期性循环定律”和“巨石文化”存在的事实真相！所以他们都不理解，也不接受当时就有人提出的“退化论”。相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退化论”还进行了要命的颠倒黑白的错误的批判。他说：
用人类退化来解释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存在，是再也站不住脚了。这种学说是由摩西的开天辟地
说推衍出来的……这种假定……找不到任何事实根据（2）。
我们今天看到摩尔根的这一胡言乱语，就知道，伟人的知识和智慧，确实受到了科学和历史的局限。这就使“伟人”陷入了小对大错的学求困境中不能自拔。在困境中“伟人”还自错不觉呢！并且相反的理直气壮的批评正确理论呢。事实上，“伟人”的理论既缺乏上古文献证明；最要命的是，又与上古大量的“巨石文物”相矛盾。
我们看到考古學家相继在美洲发现了“马丘比丘”、“库斯科”、“蒂亚瓦纳科”、“蒂卡尔”、“奇琴·伊察”、“科藩”、“特奧蒂瓦坎”、“特诺奇蒂特兰”、“奧尔梅克”等等，上古十分重要的文化遗址。我们从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精美绝伦的不可思议的十分发达的“巨石文物”。而这些“巨石文化”，比摩尔根当时看到的印第安人没落文化，不知要伟大和先进多少倍。根据这些确凿文物和文化，我们现在可以想到，如果摩尔根这位“巨石文化”的“文盲”，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这些伟大的“巨石文物”，他决不敢在《古代社会》中说：上古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相反，摩尔根还可能会产生一个戏剧性的思想变化，从而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事实上，我们从摩尔根的书中还看到他说：
人类初誕生之时既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那么，为了保障安全，他
们很可能栖息在树上，至少部分人是如此（3）。
又说：
我打算提出进一步证据，来证明初民生活状态的简陋（4）。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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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摩尔根蒙昧野蛮理论批判》（5）
文／赵自强
（五）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研究、支持和批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摩尔根说的“人类初”和“初民”的概念，如果是指3一400万年前的最早的猿人，这种说法还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是指1一2万年前，至5千年前的古人。那他说的“人类初”和“初民”的概念，是“栖息在树上”和“生活状态简陃”的理论就有重大问题了。
由于我们过去的理论，常常不注意表述准确的时间，盲目套用摩尔根的“上古落后论”。这样一来，就使我们深受其错误思想影响。这一事实反映在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它使我们产生了三种错误的概念：第一种错误思想是，以“新旧石器”来划分“初民”；第二种错误思想是，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来划定“初民”。第三种错误思想是，以“五千年前的炎黃时代”来划定“初民”。而根据《周易》“周期性循环原理”，和中外发现的“史前”残存的零星文物来看，这三种“初民”的概念，很可能都是错误的。
而最有确凿的实证意义的文物是，学术界公认的“史前”的“巨石文化”，它雄辩的证明了，人类上古的主体文化是十分先进的“巨石文化”；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巨石文物”上推想到，上古先进的人类使用的工具和生产手段，可能和我们今天使用的金属工具和生产手段大致相当！
现在我们根据“巨石文物”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可以说：世界上只要有“巨石文化”存在，摩尔根的上古“蒙昧野蛮理论”的错误就会暴露出来。而摩尔根的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祖先在5000年前的复活节岛、秘魯的马丘比丘，以及古墨西哥和古埃及所建的金字塔等建筑物是不用水泥砌造的，巨石与巨石之间是吻合得天衣无缝，连刀片也插不进去的！上古古人这种能将坚硬的花岗岩象切豆干一样切得平整光滑，并将它垒成高大的五千年不倒的建筑物的技术，是令今人难以想象的高超技术！这种技术恐怕今人未必能够赶上！你可以认真的设想一下，我们建造的钢筋水泥大厦，能经历5000年复反多次大地震而不倒吗？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做到了！
（中美洲巨石建筑物的叠面天衣无缝，连刀片也插不进去）
因而我不敢想象，面对这种用高超技术建造“巨石文化”的时代，摩尔根同志怎能说它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对于那些掌握高超技术的古人，怎能说他们是“蒙昧人”、“野蛮人”？如果我们今天还闭着眼睛跟在“伟人”后面瞎跑，不敢承认世界上古有高超的“巨石文化”存在之事实，那我们还有脸面面对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吗？还有诚实的人格说我们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吗？还有学术意义和资格称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吗？我敢坦然的回答这些问题，其实，现在大学中的有关历史方面的教授和学术权威，已离学术骗子相差无几了！！！
（马丘比丘和独石教堂）
特别是1974年，考古学家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发现了12栋用整座山切割下来，再雕凿成的“巨石房屋”，今人又称它为：“独石教堂”。而它真正的历史意义，正是五千年前的建筑物啊！并且是《山海经》等中国古代文献反复记载的黄帝女儿——西王母所建的石屋啊！
我们从它的大小、形状、颜色、造型上来看，虽然各有千秋，但那些石屋镂空透雕的门窗柱粱，简直绚丽无比，巧夺天工。即使今人欣赏它，也无不感到震惊和赞叹！而这组雄伟奇特，气势非凡的巨石房屋，规模最大的要算梅法哈尼·阿莱姆教堂。它是用整座山，切割成一块33米长，23米宽，11米高的红色岩石雕凿而成的“高楼大厦”。今天被列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化遗产之一。这些确凿的文物证据有力的证明了，摩尔根的“初民”是“栖息在树上”，“生活状态简陃”的理论，显然与我们所见的古人建造的金字塔、巨石神庙和“巨石房屋”的主体事实，不相称！！！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本集完，明天是《恩格斯蒙睐野蛮理论批判》（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注释：
（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2）（3）（4）同（1），第7、19、4页。
（104）《恩格斯的“上古落后论”批判》（1）（2）
文／赵自强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研究、支持和批评！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第三位在历史学研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伟人”，他就是1820年11月28日在德
国出生的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受到摩尔根的“上古落后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的影响，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只片面的研究和强调了“细石文化”存在的事实，但
他丝毫不提上古同时还有“巨石文化”存在的事实；既使别的学者发现了“巨石文化”存在，他还要坚决
的反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既使老师的错误，也同样对无知的学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
恩格斯就是完全接受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的思想理论，而写了《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在该书中也犯了与摩尔根相同的认为上古只是“蒙昧野蛮”时代的错误。
例如，恩格斯在书中说：
摩尔根所提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摩尔根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提出了三个时代的划分，这三个时代就是——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并且又把前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
阶段。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
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部分地住在树上（1）。
2.中级阶段。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遍
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2）。
我们看到，恩格斯的上古历史划分法，即三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蒙昧论”、“野蛮论”、“文明论”，是完全摸仿照抄摩尔根的理论划定的。这里同样有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即他们的理论是从三、四百万年前的原始猿人算起呢！还是从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消亡之后，引起世界大洪水，上古古人和生物大绝灭时算起呢？这两位“伟人”，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不甚清楚，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故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上的划分。
但两位“伟人”所说的“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所谓旧石器时代”开始算起的。“高级阶段”则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算起的。这就是说：“蒙昧时代”，其实，就是指12000年前——4、5000年前的“巨石文化”时代。
但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伟人”缺乏全面的考古学知识，不了解上古时代既有“细石文化”存在，同时，也有“巨石文化”存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其实是一种共存的现象和事实。可是“伟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仅凭单方面的“细石文物”证据，就把人类上古历史片面的称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这显然与我们现在所知的考古知识不完全相符，因而可以说，恩格斯的“上古落后论”是一种半对半错，或小对大错的理论。
（二）
现在我们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物上看到，考古学家发现的“细石文化”，其实属于上古时代矮小人种创造的一种落后的渺小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意义和性质，与考古学家发现的“巨石文化”的意义和性质截然相反。因为“巨石文化”，属于上古时代巨大人种创造的一种伟大的先进的文化。我们根据新发现的物证，就可以全面而客观的重新认识上古历史真相。
这个历史真相告诉我们，“伟人”所说的上古“蒙昧论”，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的小对大错的理论。因为人类上古时代既是使用石刀、石斧、石镰、石锥、石锤、石箭、骨针、陶片的时代，同时，又是创造光辉灿烂的高大如山的不可思议的金字塔、巨石神庙、高大的方尖碑、巨大的狮身人面像的“巨石文化”时代。在上古时代里，人类的文化主体是“巨石文化”，它是主宰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但由于恩格斯这位“伟人”，不了解、未研究过“巨石文物”，同时，又仗着满腹经纶，十分固执的不相信同时代其他学者所见所提的新物证和新观点。于是，他于1891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用更加武断的话说：
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
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學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
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供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說便被动摇，或
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
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
（3）。
我们读了这段重要史料，必须知道，恩格斯的这段话意说明了这样一个大历史背景，即1798年法国君主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时，曾经带去了二、三百位学者，他们在埃及目睹了惊人的金字塔和“巨石文化”，并描绘了24本埃及文物图谱带回法国来研究。这就在欧洲传播了“巨石文化”的新观念。后来英法德三国又有不少学者去埃及考察。而这些学者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學家、旅行家，以及专门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学家。可是摩尔根和恩格斯这两位极其固执的“伟人”，从来也没有去过埃及沙漠和美洲丛林考察，更没有见过金字塔等“巨石文物”。由于信息闭塞和知识局限，以及他们骄傲自大和固执己见的缺点，摩尔根在法国学者发现了埃及金字塔之后的79年中，也不知道“非美两洲”既有大量的“细石文物”存在，同时还有大量的“巨石文物”存在，于是他于1877年理直气壮的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
又过了14年，尽管学术界有了许多新发现和新观点，这些新现和新观点“动摇，甚至推翻”了摩尔根的旧“观点”，在这样一种激烈的学术争论中，可是恩格斯仍旧执迷不悟，毫不理智的拒绝相信埃及有大量与“细石文物”截然相反的“巨石文物”存在的学术观点。并橫蛮自负的坚信摩尔根的“观点仍是有效的”，上古还是“蒙昧”和“野蛮时代”，“细石文化”是“原始社会”的唯一文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恩格斯表现了对新材料、新观点很不公证，很不客观的态度，并带有极其糟糕的说一不二的权威式的抵触情绪和蛮劲！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智慧！更勇敢！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05）《恩格斯的“上古落后论”批判》（3）（4）
文／赵自强
（三）
亲爱明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研究、支持和批评！
就这样，“伟人”凭借自信和自己所知的渺小的“细石文物”建立起小对大错的“上古落后论”。从此，他们听不进别人的“新见解”，自己又不研究“新材料”，更不去“非美两洲”作亲身实践；甚至连别人十分有力的“动摇”和“推翻”了摩尔根的上古是“蒙昧”和“野蛮”的证据也不顾。一味陶醉在自己建立的理论中自美！凌架于科学之上，蔑视其他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而他俩（摩恩）恰恰不知道自己在“巨石文化”上是一个“坐井观天”、“愚昧无知”的文盲！由于巨大的知识局限，恩格斯带着片面的观点，固执的偏见，武断的态度认为：“没有必要用其他原理来代替摩尔根的基本观点”。并且顽固的强调：其“要点”，“仍是有效的”！
当历史走过了150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公案，现在谁都知道，历史教课书上说的“蒙昧”和“野蛮时代”正是“巨石文化”和“细石文化”，这对尖锐矛盾共存的时代。它反映了上古时代既有高大的智慧的人种存在，同时，还有个子矮小的智慧较低的人种存在。如果世界上没有“巨石文物”存在的话，那么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就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可惜的是，“巨石文化”是不依“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它偏偏屹立在“非美两洲”。这就给摩尔根和恩格斯这俩个“巨石文化”文盲的上古落后论，以无情的批判！
我们通过研究还看到，在摩尔根的笔下，很多他不了解的上古历史，他就编造一个“图腾”公式来唐塞！这种对人类上古历史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小对大错的猜想，却深刻的影响了恩格斯的思想，以及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而这一谬误传递现象，正是“伟人”具有伟大权威和声望取得的“成就”之一！同时，这也是我们愚蠢和盲崇“伟人”的奴性结果。我们看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上古人类都是“蒙昧”、“野蛮”的，没有区别。这种理论，就犯了用局部事实代替全部事实；用“细石文化”充当古人的全部文化，包括“巨石文化”；用矮小人种概括全部人种，包括巨大人种的重大错误。
关于“伟人”的这一错误，我们只要用“细石文化”和“巨石文化”进行比较一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再用两种不同的人类做一个细致的对比，“伟人”的错误就会暴露无遗。
例如，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赤道非洲生活着一群皮肤黝黑的俾格米矮小人种，该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好汉也只有一点四米高；他们现在还在使用长矛，一字不识；其最高行政长官也是住在茅蓬里，靠狩猎为生，终生局限在很小的活动范围里。
然而，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同一个时间里，还生活着其他的人种。如欧美白色人种：他们身体高大，普遍有1.9米左右，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业发达，有飞机、火车、巨舰，还会制造原子弹、卫星；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生活优越，食品充足，活动范围达到全世界，还上了月球。
我们如果把俾格米黑色小人种的落后文化，和欧美白色巨人种的先进文化进行比较，那简直有天壤之别！而摩尔根和恩格斯等“伟人”，恰恰就犯了用俾格米小人的原始文化，代替和概括全球其他人种文化；包括欧美巨人的先进文化的错误。
（四）
我们看到俾格米黑色小人种和欧美白巨人种，虽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同一个时代里，但他们的体质、智商、文化、能力和活动范围，以及生活条件都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上古制造“细石文化”和制造“巨石文化”的古人，其体质、智慧、文化、能力也都是完全不同的！可是，百年前的“伟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犯了现在看来是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
而“伟人”为什么会犯这种现在看来是常识性的错误呢？要正确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回到公元1818年——1883年，即“伟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去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从客观原因上来看，当时的西方工业革命在欧洲开始不久，《世界地理学》、《世界历史学》还在建立之中；当时的《考古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再从主观原因上来看，“伟人”的经济能力不能支撑他们去“非美”两地考察，自身的研究对象又与历史和考古不同；而最要命的是，“伟人”从心里瞧不起同时代的不同观点的学者，更不相信，更不愿承认别人提供的相反材料，而自己又对遍布世界的“巨石文化”知之甚少，缺乏研究！这就是“伟人”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因为如此，1876年——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预言道：
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
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
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
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
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4）。
从“伟人”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伟人”那个“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的年代里。当然，这主要是“伟人”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而非从人类起源意义上说的话。
（金字塔、昆仑天柱、巨石球、秘鲁地画、巨石人）
由于“伟人”不知道埃及在上古时代就建立了146.5米高的大金字塔，而且里面的石面是抛光的，与今日商厦里的地面一样光滑！哥斯达黎加最大滚圆的石球直径有16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加工制造，要使无数个圆球球面滚圆如珠那是办不到的！秘鲁的那些巨大地画，只有在天上才能看清。这当然不是上古矮小人种的作品，而是当时巨人的杰作，因为矮小人种站在地上无法看清那些线条是千米巨画的一部分！还有复活节岛那六百多尊6至22米高的巨石人；墨西哥的10万座金字塔和奥尔梅克的13颗巨石人头；秘鲁印加人的巨石建筑（如400吨重的巨大石板、太阳门、巨形石墙、巨石古堡）；以及英国的巨石阵；黎巴嫩那四块特大的经过加工的巨石：其中三块凿好边角的巨石，呈品字形垒着，每块约有750吨重；还有一块凿好边角的巨石：高宽各４米，近22米长，约有千吨重！但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发现的那座世界上最高、最大、最重的超巨型的整块石碑！它有33米高，一二千吨重，既使今天用几部大功率的起重机也未必能将它拉到国都竖立起来！
我们看到古人在世界各地用巨石制造了无数个千古之谜留给我们去思考！而这些“巨石文物”却是“伟人”不了解，未研究的学术空白。由于历史和科学知识的双重局限，束缚了“伟人”的眼界和思想，使“伟人”建立了半对半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但最糟糕的是，“伟人”的这些明显的半对半错的理论，至今还被我们写进教课书，视为“真理”，误导人们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本集完，明天是《司马迁的“史记”批判》（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注释：
（1）（2）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4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
（4）《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
106）《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1）（2）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都知道，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不可缺少的伟大著作。然而，学术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史记》同时又是一部迷倒中国历史学家象鸦片象梦幻一样错误多多的伟大著作。因为《史记》的上古部分，十分错误的移栽了中国上古历史地理，使后人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错误泥潭中！所以我们至今还不能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看待这部伟大著作，受其影响，从而更不能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
由于《史记》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将诸多真实的历史文献串在一起，再用自己的主观猜想撮合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对错参半，真假合一，既有真理的光辉，又有谬误的污泥。这就叫我批之不忍，不批嘛，中国上古历史学就无法正常的正确的研究下去。
在这种大义和小节之间，我宁愿受人责怪，也不愿看着成千成万的历史学家跟着司马迁在死路上瞎跑。因为学者一旦走上了司马迁引导的死路，那无疑是浪费青春！浪费资金！浪费生命！无疑会损害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损害科学事业的发展，损害真理的形象。由于这些理由，我宁愿得罪司马迁，得罪他的崇拜者，甚至得罪整个历史学界，也要反潮流，反司写迁，反他的崇拜者；也不愿得罪科学，得罪事实，得罪真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重新研究和认识《史记》，并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的继承中国古代这部十分难得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切莫盲从伟人！盲从司马迁，盲从《史记》，盲从传统的历史学错误！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看到中国历史学界的先生们，个个都象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仿佛都一根筋，只有一种直来直去的思想，仅仅了解和承认司马迁伟大的一个方面的事实，而不知他另一方面犯有诸多严重错误的事实！所以历史学家异口同声的称司马迁伟大，却没有学者发现《史记》也有严重的错误！
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从王子今所写的《史记的文化发掘》一书中看到这个事实，因为他为我们搜集了众家关于《史记》的观点。从这些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千古之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之，《史记》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一部伟大的完美无缺的精典古籍！
（二）
然而问题出来了，既然众家把《史记》吹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无一瑕疵，十全十美。可是我们为什么持这部伟大而完美的历史文献，却解决不了中国上古历史里的众多实际问题呢？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史记》明确记载的黄帝至夏朝的确凿历史物证呢？为什么在中国“盟津（茅津）”、“亳都”、“镐京”、“雒邑”找不到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330位古帝的一座真正陵墓呢？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这样坚决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疑古学家呢？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一说到黄帝至夏代的历史及其古人，就说是神话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研究呢？下面，我们就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简称为：“两个工程”。
其实，我们只要想到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就应当想到和发现，这恰恰都是持人们所说的“如花似玉”的《史记》的观点，解决不了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所以历史学界，才会出现承认和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两大对立学派。例如，疑古学派和神话学家，其实都是反历史的反司马迁的学派。
因为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派把《史记》的观点认作“真理”，而另一派则把否定《史记》的观点也认作“真理”，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之下，中国历史学界实在难于适从，再也搪塞不过去了，这就逼得我国政府2000年下决心启动“两个工程”，命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一群顶尖级的学者联合攻关来解决问题。但那里知道，八年过去了，学者们今天还未解决问题，依然还是说黄帝是神话人物。
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考古学家发现一点上古历史的新材料，历史学家就得被动的修改一次先前的“定论”，由于我们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多了，于是人们就发现我们先前的许多“定论”不真实，原先的修改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权移之计。所以在这种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才期盼“两个工程”能解决我国历史学中的这些根本问题！
如果朋友们现在对我上面的行文和观点，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国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我国糟糕的上古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有可能使你提高一些对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认识。
我们看到，葛兆光先生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的简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据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
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
古代中国文明。
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
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我国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
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
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一书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
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
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
季羡林先生在《历史研究断想》一文中也说：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
讨。但是到了今天……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
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
结论相距极远。
叶舒宪先生在《本土主义与全球化对文化认识的潜在制约》一文中指出：
（历史学）不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实验性，非量化的局
限，后来的研究者不易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意
. 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研究
中常见的困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的局限性所在。
张岩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说：
在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中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证实一些早已被“公认”为“伪书”的古文献并不伪，可以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果真如此，似乎很有必要对此作些认真的“反思”：是文化的问题？还是学术的问题？导致“冤案”成为“铁案”，并且得到“公认”。这本身便说明了在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从“旧疑古派”到“新疑古派”，构成了我国学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07）《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3）（4）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三）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从上面葛兆光、王玉哲、季羡林、叶舒宪，张岩，这些著名学者的话里遗憾的看到，《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很多“定论”和“原则”，其实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常常随着考古发现的新出土的文物而改变，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客观真理存在”！我们要知道，这些话意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所谓的《中国上古历史学》，其实是一门非常糟糕的，很不真实、很不科学，离客观真理“相距极远”的学问！
于是人们就要问了，这门历史学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糟糕呢？其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呢？我们从叶舒宪先生分析的情况来看：这是因为《中国上古历史学》缺乏“实验”和“量化”，不能“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而“这就为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所以我国历史学界就产生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困境”，而要打破这种混乱迷茫和不科学的局面，就必须建立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规范的客观的标准”！
显然叶舒宪先生的这段话是正确的！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检验史学对错的学术“准标”是什么呢？叶先生没有说，这就要我们去想。我认为，在上古历史学研究中，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是王国维先生早就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
这种方法不管历史学理论究竟是“伟人”，还是平民提出来的；也不论它有多少人支持，只要他的理论有吻合的文献和文物证明，那它就是真理；反之，那它就是谬论。因为我们要把上古历史问题叙述清楚，唯有象“连环图”那样上图下文，互相说明，环环紧扣，才能有效的客观的进行比较检验，才能一针见血，才能一目了然。这一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打破滥竽充数的学者，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成果真正有一个大致规范和统一的检验标准。
有了这个客观标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史记》，我们就会忽然发现这部曾被人称为妙不可言的 “伟著”，其实也只能得50分！为什么说它半对呢？因为它只有一半的证据，那就是文献；还有一半的证据，文物在那里呢？司马迁没有举证。这就是说，《史记》是一部照猫画虎，把收集到的史料按时间顺序抄在一本书上，再润色一下的古籍。而关键是，各种不同的古籍，究竟是在那里写的，记载了那里发生的历史事情呢？他不分青红皂白，凭自己的想象全认为是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工作。
（四）
二十二年来，我既按《史记》提出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在中国寻找有关“炎黄”的物证，当无果之后；我又根据基尔什尔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到埃及资料中寻找有关“炎黄”的物证。当我把正反两种方法一用，这就天赐良机，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在埃及资料中找到了诸多关于“炎黄”的物证。
这就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关键是司马迁《史记》的问题。因为司马迁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他犯了严重的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他用单一的文献资料，加聪明的才智，杜撰了一个“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理论。这就使他以后两千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错误思想里打转，至今还不能自拔。因而人们又要问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这一错误观点的存在呢？
因为我发现司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说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
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
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
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
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說。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
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这段史料知道，司馬迁产生“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原因是，他读了古籍之后，用了很多时间，并且多次考察了汉武帝统治的中国的乡土人情，从“长者”那里听到，他游览的地方就是“黃帝、尧、舜”曾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司馬迁“周遊列国”盗听途说得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根据。但糟糕的是，由于历代史家具有和司马迁同样的科学和历史知识的局限，以及顾及司馬迁的伟大名声，认为他的“假说”是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因此，没有人去做那种看似愚蠢的验证他“假說对错”的工作。在这种唯“伟人”之说是从的奴隶思想支配下，在德国学者基本什尔等人提出了“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之后，也沒有触使中国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司馬迁的“假说”是否正确。相反，我国还有一些学者盲目声讨“洋鬼子”的正确猜想。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探索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08）《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5）（6）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五）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从这段文献里还可以看到，司马迁凭借单方面的文献证据，和他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所作的有限考察，他就断定，早他三千年的“黄帝、尧、舜”的故乡在中国境內！而他所例举的见闻“凭证”却是“长者称”、“风教殊”、“观周文”、“不离古文者近是”。这样一些空洞的虛浮之辞。而凭这些，司马迁就认为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假说“不虛”！相反，司马迁却对那些他认为“不雅驯”的史料都“择”“并”抛弃了，这就使很多古帝真实的历史资料被司馬迁篡改和删除了！
由于司马迁不了解《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古籍都非中国古人在中国所著之典籍，而是中国古帝建都“外国”的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所著之文献。所以司马迁不知道，这些文献记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原本都在“外国”；后来中国古帝迁都，这些文献和这些“外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也就随着迁徙的中国人带到了中国。所以，这些文献典籍记载的种种中国上古历史事件，原本都是在“外国”发生的。
可是司马迁不明事理，盲目把中国古帝建都“外国”写的文献，都当成在中国写的文献。后来的史家不辨是非的，就把《史记》种种“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当成真理继承了下来。其实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在司馬迁那个时代，光靠文献资料，加聪明的脑袋，是不可能真正说明和解决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
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科学和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山川地理和文物信息。因此司馬迁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就无法得到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及的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信息的支持。这样司马迁就发现不了“炎黄”故乡在埃及的历史事实。
遗憾的是，尽管《山海经》用文字记载了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造金字塔陵墓葬身的事实，并且还配有相映的金字塔的图谱。晋朝的陶渊明和郭璞都见过这些“图”；并且还写了“图赞”。可是，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司马迁以来的史家，除了见过祖传的“图书”之外，都没有亲眼见过文物——埃及金字塔帝陵。故他们对着“图书”，却读不懂文献记载的“山”和“图”，其实就是中国夏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文和图。
（六）
除此之外，在《周易》里还有两幅描绘埃及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这就是“河图洛书”。我们从《夏易》残存的文字中还看到，古人称埃及金字塔文物群为：《连山》和《三坟》。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司马迁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和描绘的埃及金字塔“图文”和金字塔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使古代“伟人”孤立的在“图书”里猜想，不能跃升到具体的实证中去，这就无法读懂文献，认识真理。
而我们又因《山海经》中的金字塔图谱在晉朝末年失传了，以及受到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影响。阴差阳错，使古今中国历史学家都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的“图文”和埃及金字塔联系起来对照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因此，我们才难于接近事实真相和发现真理！而这正是司马迁以来的历代史家脱离文物，孤立研究文献，造成的遗憾结果！
然而，多少代人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诫和触使我从反面研究非洲的文物资料，从而发现了《山海经》、《易經》、《史记》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纪念黄帝的历史文物——“昆仑天柱”、“轩辕之台”，纪念西王母的历史文物——“十二玉楼”，在埃塞俄比亚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颛顼共工之战”的历史文物——《苏丹战争岩画》，在苏丹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夏禹、启、太康三帝的《三坟》——吉萨三座大金字塔！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有易杀王亥”的历史文物——《夺牛图》，在南非被考古学家发现了。以及中国甲骨文金文的原型，在埃及底比斯被我们研究发现了！这些确凿无疑的文物证据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确实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一一昆仑山，然后迁徙到埃及，再迁徙到以色列，再迁徙到巴比伦，再经印度迁徙到中国来的！
我通过研究中外这些对映的文献文物发现，如果没有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如果没有相映的在“外国”发现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那我们就无法确定中国上古历史最早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等“外国”的历史事实！所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缺乏文献文物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料，都会产生孤掌难鸣的困境，历史之谜，也就因此造成千古难解！而中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恰恰都是只掌握了“半边知识”，片面的研究和认识中外上古历史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中外许许多多的千古之谜！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探索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09）《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7）（8）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七）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这就说明文献文物两者，确实象“连环图”中的图文，在研究上古历史问题上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我从文献文物两者中再说谁重谁轻，我认为，文献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文献对历史能记载得更祥细一些！所以黄柏宁、宫玉海、赵自强读《山海经》，苏三读《圣经》，1996年北京大学《易经》课题组读《易经》能发现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事实，尽管他们大多数人仅仅是根据文献猜想到的，缺乏相映的物证证明，但是他们的猜想却是那样的正确！再说我们读长篇小说，完全可以离开图领会的思想，重温的经历，并象看见真山真水一样！这些事实都说明文比图更能反映问题！但勿须质疑的是，一本图文并茂，尽善尽美的书，显然更能叫人明白事理！
我们再回到中国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说，造成司马迁认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主要错误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古代的战争！因为战争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发生了四次跨国跨洲的国都大搬迁。例如，“黄帝迁冀”、“古公迁岐”、“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就使司马迁和我们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时代，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故国，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文物，故他和我们不知古典文献记载的“炎黄”至夏商的历史和文物主要在埃及的史实！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上看到，一部《史记》其实也可以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应当说它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史记》伟大的地方是：它系统的记载了黄帝至汉代，这三千年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从秦献公建都中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记载得十分正确，而且文笔非常优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中国古帝在“外国”的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误认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而司马迁的错误，客观的讲，不是他不努力，也非他智慧有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科学条件和文物资料的局限下，是他当时不可克服的错误！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遗址和文物信息。所以他无法得知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资料。这就是说，在2100年前的科学和历史条件下，司马迁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时空，跨国界，并且又缺乏物证证明的具有完全科学意义的历史著作。
（八）
我们再从主观上来讲，司马迁的错误，一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二是，他太自负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得志，想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于是他跟着父亲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考察了20余次，可谓非常勤奋。就这样，他的信心足了，没有把孔子的“夏商不足正”，屈原的《天问》放在眼里。他凭着自信、智慧、丰富的文献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和妙笔生花的散文笔调写完了“一家之言”——《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最好著作。当然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写作才能，并尽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是具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兩千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既打不破国界的限制，“出国去考察研究”，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资料佐证。就这样，他无法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自然其学术成果无法得到物证的支持。所以他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去推测过去的历史，这种推论究竟对错也无法得到验证。在2000年前，他唯一的研究办法就是努力的去读、去想、去写。但他读的文献是否正确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写的东西是否正确？这些关键问题，在他那个时代都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历史和科学条件的制约下，他想“通古今之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能凭借单方面的文献史料加聪明才智写完《史记》。
而这恰恰开了用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撰著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坏之头。从此《史记》害得他以后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谬误中打转。这就是说，司马迁实际上既给中国历史学家带来了一部分正的历史观念，同时他又误导和坑害了2000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真正哲学！不了解或没有认识到《史记》这一事实的学者，在历史和考古研究方面没有不犯错误的！
因为作为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史书，不仅须要叙史正确，同时，还须要叙述古国、古都、古帝陵墓在中国或世界上的正确地理位置。如果张冠李戴，移栽地理，就会把中国上古历史地理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而司马迁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大错误，第一个把秦献公以上的中国古帝建都筑陵于埃塞俄比亚、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是他“一家”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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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9）（10）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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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史记》还有很多附带的错误。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谈谈这些问题。
第一，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犯了一个严重的删除大量古帝历史的错误。他按照《国语·鲁语》所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原则，把三个不同王朝的伟大古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合在一起称为：“五帝”。这些古帝虽然真实，但他错就错在把其他对社会贡献较小的古帝的史料都删除了，连一个名字也不留，这就使中国人错误的认为那段历史里只有这“五帝”，没有其他古帝。然而，我通过研究埃及上古历史发现，黄帝，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代法老米恩；颛顼，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三代法老吉尔；喾，其实是埃及第二王朝第一代法老海泰普；尧，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三代法老佐塞；舜，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七代法老哈巴。现在问题出来了，原来埃及这三个王朝共有大大小小34位古帝，而《史记》只记载了其中的5位古帝，还有29位古帝被司马迁“择并”抛弃了，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的历史沿革。
第二，司马迁在《夏本纪》里编造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硬把尧、舜、鲧、禹四人，弄到一起合朝为君臣关系。而他恰恰不知道，这四个人其实都是名震天下的天子，而且是两个不同王朝的隔了十来代的天子，他们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同朝为官。但是，我们谁能想到“伟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司马迁接着胡思乱想的把摘掉皇冠的鲧放到尧手下打工，并叫鲧去治水，结果失败了，尧一怒之下，命令舜把鲧杀掉，葬于羽山。这种瞎编乱造的故事真亏司马迁写得出来！我从埃及历史上看到的事实真相是，鲧是埃及第四王朝开国皇帝，名叫：斯尼弗鲁，他在文治武功上多有建树，还派兵攻打过南方的苏丹，这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鲧攻程州之山”。第四王期是埃及最强大、最繁荣的一个王朝，禹则是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夫，他是接鲧的班的。
（十）
第三，司马迁在《夏本纪》里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珠，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
这段颠倒是非的胡扯，曾使中国人认为禹是一个公而忘私，勤劳朴素，艰苦治水的模范皇帝！由于这种误导使中国人对禹敬佩有加！然而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呢？其实这段文献里的“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禹命诸侯和百姓为他建造“积石山”，即埃及最大的金字塔。
这个工程的程序是这样的：禹命人在墓地挖一个巨大的深坑，再用巨石在坑里一层一层的搭建逐级向上收缩的金字塔。当金字塔建成后，再用古代水泥——“息壤”粉刷塔面，然后用金箔包裹、金银珠宝装饰，最后挖一条渠道引河水把金字塔围起来，使陵墓座落于大湖中间。
所以《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洛之：……武夫之丘”。《海内西经》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同时，这一事实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有记载，文献说：“岐欧普斯（禹）建好陵墓之后，还用水把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一条水渠中引过来的”。又说：“凯普伦（启）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历史》还批评禹启说：“埃及曾有106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想起这两个国王时就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两座金字塔”。这就是中国夏朝的历史真相啊！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科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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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11）（12）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十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第四，我再说说《封禅书》的问题。司马迁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对错不分的把很多史料塞到一起，这不仅不能充分的进一步的说明问题，相反，还使他到死也不明白“封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可能会按照《周官》的说法争辩，“封禅”就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其实，这只是东周以来中国国都再次从耶路撒冷（今以色列境内），迁到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因中国地理再次发生变迁产生的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使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祭鬼神，求风调雨顺，社稷丰登。由于李斯和司马迁，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大学问家当时对这种祭天仪式没有异议，后来也没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所以这种仪式也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封禅”的历史意义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古人要在皇帝阅览的《太平御览》中收集10页纸，42条关于“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二家”的史料呢？为什么《山海经》、《管子》、《河图真纪钩》、《尚书中侯》、《礼记》、《春秋汉含孳》、《孝经钩命决》、《五经通义》、《汉书》、《续汉书》、《东观汉记》、《典略》、《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晋书》、《隋书》、《唐书》、《宋书》要不厌其烦，连连不绝的记载这种事情呢？我为了能正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潜心研究了二十二年才发现，这一仪式的原始意义，原来并非“祭天地”，而是中国古帝在埃及金字塔帝陵下祭悼先帝，并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祖先！
而为什么说，“封禅”是“祭祖帝”，不是“祭山”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山海经》研究中发现，这里的“封”是封闭和埋葬的意思；“禅”是安息的意思。“太”即“泰”的同音假字。故“太山”即“泰山”的训诂；“梁”指“梁山”。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诗经·韩奕》记载中看得很清楚：“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这里的“甸”，就是“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太山”、“泰山”、“梁山”，三名都是指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帝陵的异名。再说这里的“父”，就是指父亲，也是指先帝。“七十二家”就是指黄帝至夏末，这1500年来，中国上古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最伟大、最值得后人纪念的七十二位古帝。因此整段史料的意思就是说：埋葬和安息在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中的伟大古帝有七十二位。
（十二）
此外，《封禅书》还反复记载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而这些史料又与古帝在埃及金字塔下祭祖有何关系呢？我研究发现，这里的“江”，原来并非指我国长江的江，而是指流泾埃及金字塔陵区的“西河”，即尼罗河西面的一支由黄帝开挖的人工运诃。
关于这一点，《山海经‧大荒北经》云：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名）魃。蚩
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
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
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段文献的大意是说：
有一座叫系昆山的埃及金字塔，它的名称同时又叫共工之台（因为埃及金字塔是由一层一层的四方形平台逐级往上收缩叠建而成的，因而得名），狩猎者打猎都不敢向北面射箭。有一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她就是黄帝的女儿，名字叫“魃”（也就是《圣经》记载的“示巴”，而“示巴”正是“魃”的缓读。也就是说，“魃”和“示巴”是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记载。）蚩尤制造先进的金属兵器攻打黄帝，黄帝就命应龙进攻冀州（埃及古名）之野。应尤在尼罗河上游筑堤畜水，以便用水攻战术冲淹下游的埃及。蚩尤得知应龙的战术之后，就请来风伯和雨师，刮大风雨，使大坝无法修建。黄帝得知后，就命他的女儿，魃率娘子军下山助阵，赶跑了风伯雨师，风雨停了，大坝修好了，黄帝命开坝放水冲淹冀州，蚩尤就这样被黄帝擒获杀了。尽管蚩尤死后，但他的部下和国民还是不服，经常叛乱造反，所以魃还是不能还回老家昆仑山（即今埃塞俄比亚），战事逼得魃没有办法，只能居住于久不下雨的冀州（埃及）镇压叛乱。叔均把这件事告诉了黄帝，后来在冀州的治安好转之后，就命魃重上昆仑山，镇守赤水之北的地方（今天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十二栋精美石屋，即魃的十二玉楼）。叔均就做了第一任主管田地的农业部长，这个时候第一代西王母——魃去世了。然而要想再发展，就要命令众多黄帝族的巨人（神）向北发展，并且要在西面开挖一条河道，再修支流和沟渠，才能畜水进行灌溉和农作。
《史记‧五帝本纪》云：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杀蚩尤。而诸候
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
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
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名，为
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
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
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
德之瑞，故号黄帝。
而《史记》中的这段史料，是历史走过了三千年之后，由司马迁根据《山海经》等各种史料“合并”来的产物。它的大意是说：
蚩尤叛乱，不听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就向诸侯征集军队，和蚩尤于涿鹿之野打了一仗，并擒杀了蚩尤。从此诸侯就承认黄帝的天子地位。世界上凡有不服从者，黄帝就去进剿，平定之后他就离去，开山通道，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他东面到了海边（这里的东海，不是我国东边的太平洋，而是指埃及东面的红海。）并登了丸山和岱宗。西面到了空桐，登了鸡头山。南面到了尼罗河上游，登了熊湘山。北面打到了埃及（因为“荤粥”即“埃及”的标准音译），登了釜山，并在涿鹿附近建立了城池。由于蚩尤的旧部还常常叛乱，这就使黄帝不能不经常在上下埃及来回住守，以部队为营卫。官名就以云命名，所以称为云师（因为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最多云雨的地方。所以《山海经‧大荒南经》称埃塞俄比亚为“云雨之山”。由于这一著名特点，所以黄帝用“云”命名他的下属官员。）并置左右太监，管理全世界的事物。世界太平了，巨人族就在河水环绕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下祭祀祖先。并获得了宝鼎，他们根据太阳的光暗预测事情。还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四人管理国家的事务。顺着天时地利按排农活，进行占卜，了解人生死存亡等疑难事情。按时播种作物，驯化鸟兽虫蛾，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修建水利工程，开挖矿石进行冶炼，还教民节省使用水和木材等等，黄帝非常勤劳，耳目心力没有停的时间。因为黄帝原本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埃塞俄比亚，所以称为黄帝。
我们通过以上的研究，现在知道了，这里的江指尼罗河埃及西边的西河，这里的“淮”是“环”的同音假字，非我国安徽的淮河，而是指《山海经》记载的环绕金字塔帝陵的护陵河。《山海经·海内经》有“后稷葬山，水环之”可证。再说“一茅”，即比喻一座埃及金字塔帝陵；“三脊”指一座金字塔，有三条可见到的棱角边。这里的“籍”是“迹”的同音假字，指文物古迹。“白茅”，即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金字塔帝陵。“神”指夏帝；“神籍”指夏帝建筑的金字塔古迹。
而《封禅书》中，把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金字塔和祭祖，这两件事情都记载得较清楚的是这段史料：
台皇……一曰：天主，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时，地贵阳，祭
之必于泽中圜丘……皆在北齐，并勃海。
这段短短文献的意思是说：中国古帝既称“台皇”，又称“天主”，他的祠庙必建于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下面，小金字塔的上面，在命运为：吉时时，在陵区的南面，而祭祀先帝的地方一定是在湖水中间的金字塔帝陵的下面。而这个金字塔帝陵群，就建在埃及的北面，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真相都因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故国遥远，山河全非，使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没有故乡那些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影子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基本的“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这样的祭祖大事，就连“伟人”司马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事实上，他们都把山东的泰山，当成了《山海经》和《管子》等历史文献记载的“泰山”。显然他们在这里被相同的名称蒙骗了，犯了“对号入座”的错误。而实际上一个“泰山”是指中国山东自然形成的大山，另一个“泰山”是指中国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皇陵。我敢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第二位历史学家真正明白“泰山”的另一种含义是指我们祖先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的名称！
从这里我们应当反省和检讨一下，因为国都变迁，历史断裂，中国上古历史学和《史记》中到底还有多少这种似是而非的重大历史性错误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探索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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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自强2007年11月23日于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上凤凰坡5号201室
ＱＱ号码：834408317，邮箱号码：834408317@
(112)《胡适等疑古学家错误批判》(1)(2)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说：“疑古学家是研究历史学的罪人”，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曾经犯过不可挠恕的严重错误，误导了整个史学界，害得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错误思想中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的宝贵时间和资金。
但是，我并不“全盘”否定疑古学家也曾对学术进步作过一些有益的贡献。只是因为称赞疑古学家的人太多了；相反，批评他们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太少了。这就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对学术史的认识不全面，不客观，不正确。因为一部真实的历史，不仅要讲究“事实”和“证据”，而且还要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看待疑古学家的功过是非。下面，我就来说说疑古学家研究历史的重大失误。
过去，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受到各方面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很多该研究的问题，前人缺乏研究。而很多研究了的问题，却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这就比没有研究更糟糕。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疑古学派的主帅，原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胡适先生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发表了很多极端错误的反历史谬论。而我们对这些谬论，至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下面，我们就来研究批判胡适先生的错误文章。他说：
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疑古
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就是疑错了，
亦没有什么要紧……，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
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
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他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
地么？四部书里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29）。
这篇由主观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撮合的文章，就是荣获了美国博士学位的疑古学派主帅胡适教授的传道的大作。他接受了他美国老师杜威“怀疑一切”的“适用主义”的错误思想，到北京大学来教书，教学生大胆犯错误：“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他否定系统的历史文献《史记》，说：“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说：“禹贡是伪的”，什么证据也不要，只凭他写小说一样信口开河。他说：“经、史、子”等古籍不“可靠”，“東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把中国上古历史和诸多上古文献统统抹煞了！打倒了！不要了！
但是，他为什么敢于“断定‘禹贡’是不可靠的”呢？胡适的理由在这里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怀疑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说，这既是胡适先生的悲哀之处，也是中国整个疑古学家的悲哀之处！这是整个美国历史学家的悲哀之处！更是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的悲哀之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的这种错误思想非常典型，它正是我在前面批判了的，众史家接受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的错误理论造成的悲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只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物”的“伟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研究过非洲和美洲大量存在的上古遗留下来的金字塔等十分先进的“巨石文化”，结果他们在研究人类上古历史时犯了小对大错的错误。这一错误思想不仅影响了杜威，影响了胡适，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学界。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学家的错误，是接受了“伟人”错误理论产生的错误，是“伟人”错误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具体表现！总之，胡适先生的这段错话，是他“灵活运用伟人错误思想”而对中国上古历史的错误臆断！
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用唯心思想充当证据研究上古历史，凭空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砍去了一半，只剩下东周以下的历史。胡适先生的这些胡思乱想，把中国历史腰斩了，把中国上古历史和记载上古历史的无数古典文献否定了！他最霸道的地方是，什么证据也不要，只凭写小说一样的主观“疑”“信”瞎猜。他大胆而明确的说：“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就是他用“疑”“信”猜想，充当治学证据的霸气！这种“霸气”把以“疑”为研究上古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推到了极点。这就是轰动中国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疑古学派主帅胡适先生研究历史的所谓“科学成果”和“功绩”！
（二）
下面我们再说说胡适的高徒，中毒最深的疑古学派的二掌柜，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他在王懿荣、王襄、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端方等人发现商代甲骨文，和研究甲骨文的书籍出来二十年之后，他竟然还敢漠视文物证据，否定殷商、西周的存在。并掩耳盗铃的瞎说，从“三皇五帝”到西周都是“层累地造”的神话，“决不是信史”，“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
例如，顾颉刚先生于1931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史辨》第一册，第61页）。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立即回答说：“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你看看，真可谓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互相吹捧。
又如，顾颉刚先生于1931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研究中国上古史要有“四打破”精神，他说：“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古史辨》第一册，第99一101页）。
顾颉刚的这些错话，简直就是我在前面批判的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在中国的“活学活用”。对于顾兄的这些错误我认为，他的这些错误思想，主要是受到“伟人”和胡适先生的影响产生的。真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并且他们的爱好和特点也是相同的，即他们都不研究文物资料，这样就使他们对甲骨文，青铜器不感兴趣，甚至掩耳盗铃的躲在屋里一厢情愿的“疑”“信”瞎猜！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也就离事实远了。
从这一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怎么会出现把“谬误”当“真理”传授的糟糕现象呢？这不是与我们办学传播科学和真理的愿望背道而驰吗？而比这一错误本身更糟糕的是，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一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相反，大多数历史学家跟着鼓吹这一谬论，并且还有不少坚定的追随者。这实非我们办学之初衷啊！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胡适先生从先进的美国帶来的东西根本不是科学和真理，而是谬误和灾难呢！通过他的“教育”，不仅使顾颉刚掉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且使成千成万中国最优秀的學子跟着走上了倒霉的岐途，白白葬送了青春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顾颉刚等人掀起的“疑古运动”实属“祸国殃民”之大害！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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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胡适等疑古学家错误批判》(3)(4)
文／赵自强
（三）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在研究中，我们还看到原北京大学的钱玄同教授最极端，也最缺乏理智。这个不懂历史的最鲁莽的教授是搞语言学的。他为了表示自己对疑古之坚强决心，干脆把名字改为“疑古玄同”。1918年3月14日，他写了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上。他说：
则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
废汉文。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黃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
之用甚少……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帳簿……所以2000年
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欲废孔
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30）。
他的错误并没有到此为止。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召开的“国语运动大会”上又变本加利的发表了一篇措词更加激烈的演说。他說：
我们要趁今天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喊出三句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
粹”！（31）
我们可以看到，钱玄同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反科学的胡言乱语，比秦始皇有过之无不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仅焚禁了六国古书和文字。而钱玄同比秦始皇还极端，鼓吹要彻底消灭中国一切文化——包括固有的历史文献和汉字，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用“世界语”或“法语”着为中国人交流思想的载体。
而这些谬论的实质就在于，他所谓的，“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这就与商周甲骨文、钟鼎文展现的事实不符。他又說：“史者，不是大民贼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帳簿”。这就把《易经》、《山海经》、《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海內十洲记》、《史記》等古典文献的国史意义都否定了！他还说：“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尽是）梦话”。这就无知到了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地步！由于他有这种十分错误思想，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主张“三打倒”、“一废除”和剿灭道教，把中国文化连根拔除，一概废掉，将中国一切书籍一概束之高阁！
我们现在来归纳钱玄同先生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和主张，那就是寒心入骨的：连根拔除中国一切历史文化，完全彻底“全盘西化”。这就是中国最高学府原北京大学一个著名语言学教授说的极端疯狂的混蛋话！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氏理论，正是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所要说的话！如果按照他的话办，这就比汉奸买国贼还要坏十倍不止！
当然喏，我们如果光看老钱同志的这些极端混蛋的错话，不看钱玄同其它正气凛然的爱国文章，我们就会把他误认为一个最坏的汉奸买国贼！其实，钱玄同先生是个值得后人尊敬的爱国者！例如，日本鬼子占领北京时，拉他出来做汉奸，他都不干，最后病故于北京。我看钱玄同的错误，一是，受了“伟人”的错误思想影响；二是，对当时中国腐败落后的社会太痛恨了，而说了不少过激的错话。对于钱玄同的错误问题，陈独秀先生早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指出过了。他说：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
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32）。
然而我们看到，对钱玄同的这种错误思想看得最透彻，批得最有力的学者，就是庞朴先生。他在《蓟门散思·汉字、法文、世界语》一书中指出：
最极端的人，如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曾提出废除汉字。他說为了学习西方文
化必须废除汉字，为了反对尊孔读经，为了反中国的三纲五常必须废除汉字。为什么呢？
他说，你读中国的书，读了不到半页必定有发昏做梦的话，你要想废除尊孔读经，你首先
得废除汉字。我们有人说开卷有益，他说开卷有害。任何书读了半页，就一定会受到麻醉。
中国的任何书都不能读，因此……最好首先从废除汉字开始。这真叫做全盘西化了。废除
汉字后用什么东西呢？他說最好用法文……如果不行的話用世界语……总而言之他是认为
汉字是要不得的，他的主张到了这样一种激烈的程度，比我们现在的青年人要激烈得多
（33）。
（四）
当然，在那个极端的疑古时代，除了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抱有极大的错误偏见之外，同时还有文学家也有相似的观点。其中最负盛名的历史人物，就是写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他在极左思潮中也犯了与疑古学家相似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同时，鲁迅先生和胡、顾、钱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原来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他曾有过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
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
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
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方向（3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鲁迅先生评价极高，而且十分敬重他！而鲁迅先生的这些优良品质，正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一个方面。但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态度，也有错误的另一个方面。下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他在《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里就十分错误的写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
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5）。
又说：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四千年吃人履
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36）。
这就是我们最敬佩的、学识最渊博的鲁迅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鲁迅先生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曾经诞生过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张衡、张仲景、祖冲之、李白、杜甫；曾经创造过四大发明；曾经在科学领域保持了数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杰出历史和文化，并把《易经》、《山海经》、《尚书》、《诗经》、《老子》、《国语》、《左传》、《楚辞》、《黄帝内经》、《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史记》、《淮南子》等等古籍都看成“吃人”的书。
鲁迅先生的这篇开山之作，用“狂人”之嘴，把中国5000年的全部文明史，描绘成了一幅狰狞可怖的“吃人”面孔。在“狂人”的嘴里，中国历史是一片黑暗，没有一点耀眼的光明。他“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不否定中国曾经有过杀人或吃人的人，也不否定中国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但这怎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全部文明史呢？我们知道，古今中外那个国家都有杀人，或“吃人”的人！如沙皇俄国侵占了我国清朝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算不算“吃人”的人？但托尔斯泰这位世界一流文豪，并没有骂沙皇“吃人”。
所以我们要问：难道5000年来，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吃人”？故用“吃人”两字来概括具有“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的全部历史？概括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真的就再也“难见真的人”？
鲁迅先生的这幅可怕的图画，简直把中国古人都描绘成了既虚伪，又可恶的烧杀抢掠的“日本鬼子”！可以说，它严重的歪曲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否定了中国人曾经对世界所做的伟大贡献！事实上，中国5000年来的文明史，同鲁迅先生描述的只会“吃人”的可怕景象，恐怕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所谓“研究”弄“明白”了的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段话，其实和其他疑古学家一样，犯了否定中国伟大历史的错误！尤其当我们把《狂人日记》和方志敏烈士所著的《可爱的中国》相比，其优劣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14)《胡适等疑古学家错误批判》(5)(6)（7）
文／赵自强
（五）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当我把博文写到这里时，有好心的朋友不相信，也不希望鲁迅先生也会犯错误。其实，我的心情和你们的一样，也不希望鲁迅大师会错，并希望是我自己错了。
但是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那不仅仅是鲁迅先生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一代人的错误，几乎每个学术大师都有份，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矫枉过正的极左毛病。当时的青年人，就象文革时代的红卫兵一样，一说到封建社会不好，就认为一切统统不好，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光辉闪耀，甚至连老祖宗也可以一概不要！这就是当时的年青人不懂辨证法和一分为二的毛病！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失去理智，不讲主要事实，没有爱国思想的反历史的疑古思潮，却得到了当时众多历史学家的喝彩、称赞和支持，并使它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整个史学界泛滥成灾！由于疑古思潮在那个时代穿上了“革命”的外衣，因而有漫延的市场和条件，这就使学术大师郭沫若先生也随声附和，推波助澜的说：“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37）。杨宽教授在《论层累造成说》中也说：“其识甚卓”（38）。吕思勉教授则说：“草昧之时，讫无信史”（39）。
这就是上个世紀20—40年代，我国“国学大师”在中国掀起的一场主观武断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错误运动，这一运动风靡了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可以说，这一疑古运动尽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但是，它的大方向却是极端错误和糟糕的！
由于民国初年，那些涉世浅薄的青年学者受洋大人“怀疑一切”思想的蛊惑，失去了全面公正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他们多带着愤怒的“激情”，蔑视中国历史文化，并极力抵毁祖先，否定中华民族总体上伟大而光荣的历史。特别是那个从美国学到一点本领回国任教的胡适，为了推销他那派的错误观点，叫学生相信他们臆造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谬论，在介绍《古史辨》的序言中瞎吹说：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
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40）。
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古史辨》真是“一部革命的书”？真的“可以解放人的思想”？真的“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真的“提倡……真实的精神”？而最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上古历史真的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在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时发现，史实恰恰与胡适的观点相反！因为我们从中埃两国诸多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完全吻合的事实上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中国上古历史，以及记载上古历史的文献都是真实的！反之，疑古学家对中国上古历史，及其上古文献的臆断都是错误的！可以说，胡适推销《古史辨》所喊的“革命口号”，既不科学，也不真实，相反起到了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欺骗作用！
关于这一事实，我们通过长期的历史研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疑古学家的这些反历史谬论，对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产生的直接恶果教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历史、文献和族谱！这就使中国历史學家在疑古的泥潭中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宝贵的时间和财力！也使外国历史学家更加不知人类的根在那里了！可以说，疑古學家掀起的这股疑古风潮，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意义相同，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毁灭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运动。
（六）
再从疑古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看，他们置当时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甲骨文、青铜器等物证的事实而不顾，硬说殷商和西周都是伪史，诸多古籍所载上古历史是秦汉古人所伪造。疑古学家这种不讲物证，不顾事实，凭空瞎猜的学说，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但这个不知羞耻的胡适教授，却好意思自吹能“指示做学问的途径”，能“解放人的思想”，能“开辟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纪元”，具有“深彻猛烈的真实精神”，是“一部革命性的好书”。这简直是一派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而实际上，他们用猜想、臆断充当证据；用逻辑推理推倒了中国真实的上古历史和诸多古典文献，并不顾王国维先生对他们的批评，却打着“革命”和“解放人的思想”的骗人旗号，欺世盗名，强行推销他们的谬论。
我们同时看到，在疑古之风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教授于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了疑古学家的错误，并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他说：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
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
各国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
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
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
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
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1）。
王国维的这段话，虽然也有一些错误，如他也认为：“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紀年》之不可信”即是。但在那个缺乏理智的疯狂的疑古年代里，尽管王国维将甲骨文与商史对照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是正确的！他说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的思想方法也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正确的东西，在当时却得不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我们还看到，我国另一位名叫冯友兰的著名学者，他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也曾非常错误的预言道：“信古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没有什么影响的”（42）。
我们从这些历史信息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矫枉过正的黑暗时代：即疑古学家的势力非常大，“信古”的学者非常少，少得成了“一种抱残守缺的残余势力”。并且这种残余势力“对中国的将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意思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信古”没有前途呢？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古史是“伪史”，中国古籍是秦汉古人编造的“伪书”！就这样，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里，大批被热血冲昏头脑的青年疑古学家懵懵懂懂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教授的引导下，走上了极端错误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疑古道路！
事实上，疑古学家、神话学家用“疑”“信”方法猜想中国上古历史，这必然会走上在文字上做遊戏，在文献中循环论证的道路。而这两种唯心的方法，都是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断方法，它可以不管文献的记载，也可以不受文物证据的检验和证明，只要在逻辑上说得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自然这种唯心的理论，是经不起时间和文物证据检验的。
（七）
于是人们就要问了，疑古學家为什么会犯这样明显的错误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时中国的大历史背景说起。因为中国刚从极贫、极弱、极腐败的清朝过渡到民国，社会制度刚刚转型，中国封建帝制和外国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各方面都相差悬诛。热血青年看到祖国在大地主、大恶霸、大混蛋——皇帝，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欺压剥削下，搞得国贫民穷，文化落后，事事受“洋鬼子”欺辱，都想为祖国昌盛尽力，为救亡图强学习真理。因此就饥不择食的，不辨是非的把“洋理论”统统“拿来”！
就这样，“神话学”、“怀疑一切”、“适用主义”、“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这样一些唯心的，或半对半错的理论都成了不用验证的客观“真理”“拿来”了，并写进我们的教课书，搬进我国最高学府，误导我们的学生。事实上，这些东西不仅不能解决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相反，还会把我们本来就胡涂的思想搅得更加胡涂。这样一来，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就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上，被疑古學家、神话学家搞得更加错误和混乱不堪！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疑古学家看到“洋鬼子”的枪炮比清人的長矛大刀先进，跑到外国去学习强国的“真理”，这无疑是明知之举！只是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当时的青年学子缺乏鉴别对错的知识和能力，不问青红皂白的把“洋理论”统统“拿来”，全当“真理”接受，这就犯了盲目崇洋媚外的错误！
事实上，胡适、钱玄同等人学成回国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说中国一切不好，要连根拔除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这就大错特错了！疑古学家受“洋鬼子”的错误理论影响，认为中国历史虽长，那都是“层累地造的神话”，必须坚决批判；中国历史文献虽多，那都是“伪书”，要彻底否定。你看看，这就是当时中国最智慧的学者的“先进思想”！他们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把中国“最长”的历史和古典文献反掉了；相反，却把“洋鬼子”“最短”的《历史学》，虛伪不实的《神话学》，小对大错的“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统统“拿来”全当成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和“科学”教导中国人！
疑古学家、神话学家就是这样完全的相信和接受了“洋理论”；相反，完全不相信和彻底否定中国上古历史和文献。并用“疑”“信”猜想当成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证据”和准则，这就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把谬论当成真理瞎鼓吹，把中国人害苦了！随着时间推移，尽管历史前进了，但历史学研究却倒退了。因为疑古学家、神话学家使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在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上雪上加霜。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15)《胡适等疑古学家错误批判》(8)(9)（10）
文／赵自强
（八）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同时也看到，1929年，胡适对自己的“疑古”错误有所醒悟。他曾对顾颉刚悄悄的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20）。这一事实，也表现在胡适的《说儒》之中。他对自己过去动辄怀疑古典文献的治学方法作了检讨，并基本“肯定古典文献大部分是可信的”（21）。因此，他在文章中也就把许多古典文献当成客观的史料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这时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掀起的叱咤风云的疑古运动，已给中国历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胡适仅凭他和顾颉刚的那些羞羞搭搭的悄悄话，以及《说儒》中的自悔，显然改变不了疑古思潮汹涌澎湃的错误方向！因他说错话时就象一个“深彻猛烈的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并说是开创“新纪元的革命”行动！但他承认错误时却遮遮掩掩，没有一点真诚承认错误的勇气！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先生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而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懦夫！
因为我们在研究中还看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这就是，疑古学家掀起的“怀疑一切”的妖风，把中国很多古典文献都打成“伪书”，加以否定！就连历史元典《易经》、《山海经》都受到怀疑。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还以为疑古学家很有主见和学问呢！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读不懂这些古典文献！有的文献他们甚至还没有读过。
我们看到有些上古文献早已佚失了，到现在只剩一个书名，几乎没有内容。根本谈不上识读，怎么去辨别真伪呢？但就是这种只有书名，没有内容的“空壳”，疑古学家却闭着眼睛硬说它是“伪书”。例如，《连山易》（22）、《归藏易》、《三坟》（23）、《九丘》、《八索》、《五典》，这些早已佚失了，我们根本无从识读的古籍，也被疑古派放到“伪书”的行列。你想想，这些疑古学家不是在自欺欺人糊说八道吗？
（九）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即随着疑古运动的深入发展，疑古学家还出现了一种“古籍警察”的特殊职业。这些人把读不懂和不合他们口味的古籍统统打成“伪书”，编辑成册，让学生学习。这种“辨伪”的工具书，在当时和后来相当的受欢迎。于是人们越编越厚，越编越起劲。你看他们编写的：《中国伪书大观》、《伪书通考》、《古书通例》一本比一本厚，一本比一本值钱。特别是邓瑞金、王冠英主编的那本1000页，标价88元的《中国伪书综考》，把1200多部中国宝贵的文献典籍都打成了“伪书”！
从疑古学家这些轻率的瞎编的书籍来看，他们那里是在做学问，简直就象“文化大革命”时的“人人过关”。而设置“关卡”的疑古学家的标准则是胡适制定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后来，这一谬论，1927年被蒋介石运用来屠杀共产党人，蒋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由于疑古学家“审查”古籍的标准是他们任意设置的，不要任何证据的“疑”“信”猜想。故疑古学家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关于这一点，早已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许多帛书证明了，葛兆光和张岩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和《“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中都有呈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糟糕的是，今天还有不明真相的学者，还为疑古学家评功摆好呢！可见，疑古的流毒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大，害人之多实在可怕。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情！也可以说，至今疑古学家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最近，我重读了上个世纪历史学家论辩的“学术集大成”——《古史辨》。我研究认为，这套由顾颉刚编辑的七册史学著作，多是用神话学、训诂学和臆断方法研究出来的著作。虽有不少闪光点和可取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人们讨论古史多在文献中循环论证，或单凭文献猜想，论辩双方都缺乏相映的物证支持。特别是疑古学家一谈到中国上古历史，就说它是“伪史”，或“神话”；一谈到上古典籍，就说它是“伪书”。很明显，《古史辨》的错误远比它的成就大！
由于这套《古史辨》的主题思想是“疑古”，而疑古思想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彻底否定掉！事实上，《古史辨》是疑古学家用猜想、臆断和将今论古等唯心的推理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它实质上是疑古学家反对中国上古历史的胜利大合唱。换言之，它是中国历史学家用谬论，战胜客观真理的耻辱碑！
（十）
其次，疑古学家局限在《史记》框定的“汉武帝统治的中国版图上”研究和思考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结果造成了该“疑”的问题不敢“疑”，不该“疑”的问题偏“疑”的错误。这就使他们把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疑”错了。因此疑古学家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上古历史文化中的黄帝、尧、舜等古帝的活动中心——国都是建在异国他乡的埃及的事实！也没有想到，《史记》最大的错误是“移栽”历史地理——即把中国上古古帝在“外国”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所以疑古学家既不明白《史记》的功过是非，也没有解决《史记》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相反，却把史学研究搅得更加混乱迷茫了！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用古人说的一句话来概括这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情况。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因为我国历史学家、疑古学家和神话学家都没有想到，就在疑古学家疯狂的大反大贬中国历史文化，把中国人愚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是非时。而就在这时，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鬼子们”。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都组织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经过“洋鬼子们”认真研究发现：中国古典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文化。
因此，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鬼子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如寻根热、《周易》热、《老子》热、孔子热、《孙子》热、《三国》热、中医热、针炙热、气功热、武术热、围棋热、汉语热等等等等。而这些最优秀的中国文化，恰恰都是疑古学家曾经要连根拔掉，彻底铲除的“糟粕”啊！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短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与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恰恰相反，他们都在为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大唱赞歌，并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了无限的营养。但遗憾的是，愚蠢的懵懵懂懂的中国疑古学家还要清除这些“毒草”呢！
但在黑暗中，我们忽然看到了一丝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阳光，也曾使中国人忽然骄傲了好一阵子，可就是没有激起学术界反思一下疑古学家大反大贬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恶果！可以说，这一事实既反映了“洋鬼子”对中国优秀文化客观公正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疑古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极端错误的另一面！中外两股文化意识在这里发生了意料相反的碰撞，一股是我们憎恨的“洋鬼子”热烈称赞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另一股是疑古学家咒骂和铲除中国历史文化的谬论，两者无形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们不难看出，疑古学家否定和蔑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显然是一种十分可耻和无知的愚蠢行为，是一种缺乏理智、缺乏爱国精神的变态，也是历史知识贫乏的具体表现！
疑古思潮毒害我们的恶果，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失去了做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为中国文化一切不如人，并使自己不知道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点长处究竟在那里！尤其是外国人不承认的东西，我们就不敢说好！外国人说好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勇气敢于批判，中国人就这样无形中都成了“洋鬼子”的学术奴才！中国人在这种没有自己的研究主见的精神状态下，怎样能够去开拓创新发现真理呢？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大国呢？怎样能够打破诺贝尔奖（专指大陆中国学者）零的纪录呢？这就是我今天批判疑古学家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提高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首先要不要怕学术权威和“伟人”，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也有飞得比鸡还低的时候，而我们就要努力发现和揭露学术权威和“伟人的错误，这样历史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啊！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注释：
（1）《全国文摘精华》第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2）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上册，第14、1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3）《古史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一册，第60页，开明书店影印本。
（4）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7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第9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7）（8）吴锐著《钱玄同评传》第165、249、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庞朴著《蓟门散思》第3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11）鲁迅著《呐喊》第10、18、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2）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7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3）《古史辩》第6册，第98页，开明书店影印本。
（14）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第1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5）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第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25、12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18）（19）李学勤、郭志坤著《中国古史寻证》第37、23、2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0）（21）章清著《胡适评传》第178、17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2）（23）邓瑞金、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第3、7页，黄山书社，1998年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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