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五千年的皇帝专制，培养了中国人的奴性》
文／赵自强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研究了“伟人”在历史学研究上犯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于是人们就要问了：“伟人”的学术错误那么明显，我们为什么还要盲从，不敢批判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怪异现象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历史学的根源上来解释它，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发源地和重灾区！
人们又要问了：为什么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呢？要正确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需从中国封建制度说起。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帝制最长的宗祖国，它有5000年的悠久文明史，就有4900年的历史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历史。这就是说，整个国家机器都是操纵在皇帝一个人手中的，并以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国家的一切事务和道理都是以皇帝的话为准则的！如果皇帝指鹿为马，天下人谁敢不从。特別是儒家思想中还有一个束缚人思想的“紧箍咒”，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为夫纲”，“国为君纲”。总之，家制、族规、国法森严，不可越雷池一步。这就把中国人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
而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象黄帝、颛顼、喾、尧、舜、禹；以及后来的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样大有作为的古帝又屈指可数。相反，多是儿皇帝、蠢皇帝，无所作为和缺德坏良心的坏皇帝；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皇帝还要国人把他奉若神明，称为“万岁”呢！
看到帝制的种种弊端，革命先烈奋起造反，孙中山代表的“同盟会”推翻了清王朝之后，民国人曾经高兴过一阵子。以为封建社会已经寿终正寝了，人民可以“自由”和“博爱”了。因此，我们以为后人会比前人聪明些；其实不然，因为帝王思想仍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称王称霸的幽灵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思想中挥之不去。
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朝余臣，走马灯似的过了几天做皇帝的瘾。后来蒋介石借共产党的力量上台之后，反手又屠杀共产党，也要称王称霸。其次，反映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封建帝王思想和作风仍以种种形式传递着：这就是个人迷信、个人祟拜、独裁专制、无民主、无人权等等；再次，就是那些官僚机构仍旧象封建衙门；办事官员对上面意志唯命是从，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而这些换糖不換药的表现形式，基本上仍旧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意志。
关于这些，曾写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先生正确的指出说：“苏共的垮台教训，只有四个字——‘没有民主’”。《百年潮》说：“毛主席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犯有）一系列错误。……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1）。你看看，斯大林也成了领导苏共的新型皇帝！
斯大林这位皇帝，是统治苏联长达三十年的十分自负的铁腕人物。他搞的个人崇拜还曾深刻的影响了中共內部的事务。最要命的就是王明教条主义思想，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撑虎皮作大旗。结果中国革命被王明这个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骗子搞得惨败：白区损失了100％，苏区损失了90％，使中国革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时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也被博古剥夺了軍权。如果不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恐怕我们今天还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拼死的苦斗呢！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二）
但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这位中国历史上传奇式的伟大哲人，也听不进不同意见，也搞起了个人崇拜。“自从1958年‘大跃进’遭到惨败，中国又连续蒙受了三年的‘天灾人祸’，死了四千万人，国民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2）。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浪费了搞现代化的宝贵二十年，中国因此大伤元气。晚年的毛泽东也曾批判过教条主义。他说：“‘教条主义’还愚蠢到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程度，对此，毛泽东举例说，原来，教条主义者说吃鸡蛋不利于身体健康，害得他两年没有吃鸡蛋”。
虽然“伟人”的错误在当时难于纠正，但“伟人”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我们记得毛泽东在临终前说过一些很豁达，很有哲理的话：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主张对自己一分为二和“三七开”！特别是1961年8月在庐山上，毛主席和張仙朋在闲聊时说他有三大志向：
最后是写一部书，把我一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
坏。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
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3）。
我们还看到恩格斯也曾向“鸭嘴兽道欠”过，并且期望后人修正他们的错误。其实，这才是“伟人”真正伟大而诚实的地方。
后来真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对待毛泽东的错误，打破个人崇拜和迷信，以及教条主义的“伟人”就是邓小平同志。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正确方针。这就使中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学术研究也活跃起来。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很糟糕的！因为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虽然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批评和纠正.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其他“伟人”，如司馬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的错误还缺乏研究和批判。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在这些“伟人”的错误中没有解放出来，思想还停留在“伟人”百年千年前的思想境界上！
因为如此，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从学术领域，思想领域，进行第二次解放思想的运动，使中国大陆学者突破诺贝尔奖零的纪录，使我国成为一个开拓性的学术大国，使我国经济建设插上科学腾飞的翅膀，更加前进一步！
最后我要说，我们不要一边高喝《国际歌》，另一边又忘记《国际歌》所说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奴隶们
起来起来，要冲破思想牢宠，要为真理而斗争！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们今天高唱《国际歌》搞学术研究，就不能再死抱着“伟人”的教条不放，把它绝对化。认为不可研究，不可批判，不可推倒，把“伟人”在历史和科学局限下建立的半对半错理论，当成不可更改的绝对真理，盲目崇拜，对错不分，误导学术界和世人！可以说，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是危害极大的“紧箍咒”，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伴脚石，是影响科学发展的大敌！如果我们今天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民族的复兴，那是成大问题的！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注释：
（1）2004年5月28《南昌晚扳》
（2）叶永烈著《林彪与毛泽东》第387页，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
（3）《全国文摘精华》第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117）《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和原则》
文／赵自强
总结前人（孔子、屈原、司马迁、疑古学家）治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他必须相信历史，尊重历史，回到文献中去用古史的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而不该匆匆忙忙的凭现代人的想象和逻辑推理，或将今论古的方法，捉住某些细支末节，去否定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但不可否定，“疑古”也有其正确的地方。如司马迁《史记》所用的史料比较可靠，但他对古史记载的地理位置却解释错了。
而研究历史，尤其上古历史，最重要的在于实事求是，不论我们承认，还是否定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都需要我们有过硬的证据！虽然研究问题需要想象，需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去解释经典。但是，这些只有建立在硬凿的文献文物双重证据之上，才有真实意义和正确的可能性。不然的话，那和胡思乱想，闭门造车有多大的差别呢！故历史学家应当学会用文献文物双重证据说话，这才能做到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这就是说，一个严谨而客观的学者，如果只掌握了单方面的文献证据还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掌握考古学方面的文物证据。并用两种证据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当它们吻合了，方能起到验证和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方能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两重证据法”的科学意义。
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把文献文物证据放到同等的地位上。因为它们是证明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辨证关系。我们只有掌握了双重证据，才能摆脱用猜想、臆断、逻辑推理、将今论古等方法研究和解释上古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去还原历史，揭开“河图洛书”和一切历史谜案的真相。
因为文献和文物的关系，就好象是“连环图”中的“文”和“图”的和谐统一关系！你想啊，如果一部三千年的慢长中国上古史，绘成一本厚厚的“连环图”，而上面只有“图”，而无“文”，这就象一部复杂的机器没有“说明书”一样，你能猜到“图”上画的是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的事情吗？特别是中国上古历史长又长，中国地方大又大，中国历史人物多又多，这就使得手握文物的考古学家十猜九错，难有一对！
相反，如果一本厚厚的史书，上面只有“文”，而没有“图”，就象《史记》一样，你能完全读懂这部文献吗？因而可以说，中国历史学家面对《史记》的记载，也是十猜九错，难有一对！
由于司马迁不知中国上古国都和历史文物在那里，所以他把中国上古历史在“外国”发生的事情，统统说成是在现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并提出了完全错误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这就犯了严重的“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由于司马迁的这一错误，害得中国上古历史面目全非，害得他以后的历代史家都在他的谬误中兜圈子！可以说，今天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北京搞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都是在证明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但在这里有一点我还要说明一下。有朋友问我：“在文献文物中，两者谁重谁轻呢？”在长期的研究中，经验告诉我，如果要我来评判文献和文物那种东西更重要一点，那我会说：文献可能比文物在研究历史中更重要一点！
为什么是这样呢？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你就会知道。例如，中国有五位学者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文化与埃及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他们就是黄柏仁、宫玉海、陈宣红等先生，他们在研究《山海经》时，发现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和埃及金字塔是夏禹建造的事实。1996年，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科技智囊》杂志社共同组建的易学课题组所研究的成果也着实叫人震惊。他们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周易》和作为“八卦”源头的“河图洛书”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的对应的统一关系”，并且说：“这一研究成果使‘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历史传说基本得到证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我们还看到，苏三在研究《圣经》时也发现“《圣经》记载了夏商周古人从埃及和西亚迁来的事实。”
这就是说，我们直接读古籍其实就能发现真理。因为文献可以记载和描述一切事物，什么时间、地点、人名、物名、礼仪、制度、战争场面、灾难原因、迁徙过程、升迁心境，并且还能记述人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还能记述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等等。
而这些事情是很难完全反映在文物上面让后人看到的。所以说，文献是人类记载历史最祥细的实物。这就象一部小说可以描述社会上的各种事情，不要插图人们也能读懂一样；但是，一个古代的文化遗址，或一件文物，或数层文物叠在一起。你能完全剖析它吗？你能知道它是谁建的吗？什么时候建的吗？为谁建的吗？做什么用途的吗？故了解古代历史，还是文献更重要一点。因为，文献是历史和文物的最好说明书！但是，我决不否定文物在证史方面具有更过硬，更准确，更直接，更一目了然的证史作用。所以文献加文物，可以使历史学更加完美绝伦！
此外，我们研究历史，还必须遵守研究这一学问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详细的占有资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关键资料，其实就是我们课题中的最基本的证据。所以，任继愈先生说：
（要研究历史，首先）要详细占有历史资料。搜集资料即使不能“竭泽而
渔”，而基本的主要的事实则不能漏掉。这些资料便是我们用于作出论断的依
据，我们要尊重它（1）。
注释：
（1）任继俞著《天人之际》第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8) 《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胡远鹏先生是中国研究《山海经》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1993年写的《“山海经”及其研究》一文中，曾英明的预见到《山海经》研究的最终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我们看到，他先知先觉的主要观点是：
《山海经》的研究，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到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
意义，那就是，《山海经》不仅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地理的沿革，文
字的发展，神话的产生等等，而且，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
明，它还可以证明世界历史的起点，世界地理的变迁，世界文字的演变，世界宗
教的源头等等。质言之，《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述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
面情况的书，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著作。《山海
经》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44）。
我们还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预言，是11年之后，即2004年，由苏三先生研究《圣经》发现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和西亚迁徙过来的。据于这一发现，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自序”中是这样阐释她的预言和研究成果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运的时代，它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有生
之年可以认识到更多上帝那美丽奇妙的创作秘密。
但同时我们也是遗憾的，几百年前的问号依然挂在每个人的心里：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生物学，而且属于“地理学”和
历史学。在相对了解人类的地理位置之后，我必须说，我们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
浅薄得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不相配。许多荒谬错误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社会，
很少一部分可能是故意人为的，但绝大多数的荒谬与错误是无奈的，因为历史需
要考古资料，历史需要文献，而人类具有语言的时间却远远短于人类生存的时间，
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留下记录的习惯——谁会知道他们的用途呢？所以无论
怎样的高科技实际上都无能为力于一份理想的历史资料收集。这就是我们一直面
临的难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挑战，它才留给我们当代人一个机遇：历史大发现
很可能将出现在本世纪。
科技条件与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以及人类总体的考古积累，都给我们创造
了历史大发现的便利条件，历史学的新局面假如不是今天会是何时呢！至于读者，
所需要的只是当初人类承认“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的脑筋急转弯（45）。
这俩位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杰出学者，他们研究《山海经》、《圣经》的重要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还为我们解放思想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他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成果，已经登上了现阶段历史研究的新高峰！他们站在高山上看到和预见到，我们对《山海经》、《圣经》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这可谓，很准确、很科学、很智慧的预言！也可以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但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预言在他们的文章和书籍发表两年和十三年之后，就被我的新成果证实了！
（二）
但为什么历史大发现只能出现在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呢？这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上古世界的宗祖国，以及文化中心——国都所在地，同时，又是上古世界文献典籍的中集地，所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重要和最丰富的上古历史原典，由于中国人具有这一优越条件，并且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幸运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开放时代”，现在政府又出题目让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而这些问题，正是过去历史学家不敢涉足的禁区。可以说，“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敏感的问题。
并且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汉译著作了解埃及历史和世界历史，还可以通过电脑、电视和光碟等科技手段直接了解世界各地的考古信息和历史文化遗产。这就给我们创造了用中外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中外历史的科学条件，从而使我们可以达到历史大发现的目的。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德国学者基尔什尔早在1654年就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准确的猜想到了“中华文化起源埃及”的史实，也尽管外国学者拥有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研究经费，但外国学者为什么不能用确凿的物证来证明基尔什尔假说的正确性呢？为什么他们不能真正完成历史大发现的研究工作呢？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呢？我们究其原因，发现外国学者致命的弱点是，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根本读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因而历史知识就成了他们的奇缺要素。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处境里，外国学者既使有翻天覆地的才华，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他们不懂中国历史，既使外国出土的与中国文献相映的历史文物就摆在他们面前，也无法真正释读它。因为如此，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来做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这样就限定了他们的智慧，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的研究也就得不到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取得历史大发现的最关键的科学成果。这样一来，外国历史學家也就与历史大发现无缘了！
这一事实说明了，上古历史研究不是外国学者的强项。因为他们缺乏中华文化的熏陶，根本找不到文献史料作参考。所以別说140年前的摩尔根和恩格斯这样的“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对中埃兩国文献文物都不了解。在这种缺乏上古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的情况下，这就注定外国“伟人”和学者，不可能在历史研究方面，也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尽管他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努力一把，并且他们还真的搞出了一部著作，但他们狭隘的理论，想象多于事实，虛构多于科学；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细石文物”证据，不顾“巨石文化”存在的客观真理；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种糟糕的理论，只能是小对大错的理论！故“伟人”在历史研究方面不仅“伟大”不起来，相反，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今天还认识不了这些基本事实，那就说明我们的奴隶思想还很严重，我们的史学成果离真理还相差很远！事实上，既使我们误夸“伟人”，“伟人”对解决上古历史问题也无能为力！相反，不实之辞和盲目崇拜，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19) 《“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1)(2)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现在可以说，关于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问题，主要是“国都帝陵”建于那里的问题；同时，也是司馬迁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问题。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清末民初，我国史学界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讨论。柳诒徵先生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他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遗书》，刘光汉在《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在《立国篇》，章太炎在《种姓篇》，陈汉章在《中国通史》，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等文章和书籍中都有这种论述。
几十年过去了，“起源”和“黄帝”问题，由于前人在论述中的证据不足，所以现在它还是悬在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心中沒有解决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有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如芮传明、余太山先生在《中西纹饰比较》；苏三先生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載》；郑刚先生在《中国人的命运》；黄柏宁先生在《“山海经”考》；陈宣红先生在《“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从“山海经”看大禹和埃及金字塔》；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杂志社组成的易学课题组，在《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等文章和书籍中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现“西来说”可信。
虽然这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但是，确凿的物证在那里呢？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当，理论建立于对文献的研究和猜想之上，所以他们解决不了关键的物证问题。这就使真理的光辉很快就暗淡下去，人们不得不重新缩了回来。这就使我们再次看到司马迁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巨大束缚力，它使挑战者重新碰得焦头烂额！就这样，“伟人”的错误理论坚如磐石，再次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由于挑战者一次次的失败，司马迁一次次的胜利，这就大大加重了《史记》错误理论的法码，无形中使司马迁的错误理论成了不用验证的客观“真理”和一致公认的“科学”！并为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推崇备至，奉为经典，迷信不矣！
然而，中国文化究竟起源于那里呢？历史真相究竟怎样呢？其实《史记》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混乱和迷茫了。因此国务院不得不在2000年启动了“两个工程”来解决这些千古之谜。其中一个工程名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个工程名叫：“寻找黄帝工程”。国家想通过对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彻底解决“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对争论了350年的尖锐矛盾。因为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国家有能力，有决心，在我们手中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两个难题！因为这两个难题不解决，很多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
今天，我们从古今中外众多研究中国文化起源的观点来看，除了2100年前司马迁提出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之外。其实在350年前，德国基尔什尔还提出过：“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后来还有外国汉学家提出过：“中华文明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等等。在这些对立学说中，显然不可能熊掌鱼翅兼得，统统都是真理，必有一方是谬误。然而，谁是真理？谁是谬误呢？最关键的是，物证在那里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缺乏认真的探讨研究。可以说，我国学者长期受《史记》的熏陶，对司马迁的理论“情有独衷”，所以我们的“深厚感情”和思想基础都是建立在司马迁的理论和境界之上的。这就无形中用朴素“情绩”代替了检验，用“想象”代替了物证！面对中外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矛盾的观点，我从中埃两国遗留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吻合的事实上发现，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确实是由西向东发展而来的。因为中埃两国种种相同的文化，埃及的总是早于中国的。这就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各种“中国文化西来说”都有一定的证据和道理。但唯有“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最客观、最真实、最科学！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上古历史发源、发展、变化的事实和真相！
我们知道，上古历史早已随风而去，史实早已沉定如泥，我们根本无法再改变它，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们去歪曲它、否定它。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和目的，那就是尽可能把破碎的历史资料拼斗还原成真实的历史，使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事实真相和科学规律。如果我们参杂自己的感情去臆断或猜测历史，那不仅对正确认识历史无济于事，往往还会使自己和他人都犯错误。
所以我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最佳、最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这也就是说，研究上古历史的根据，主要就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之中。
但我声明一点，我是个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从小接受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教育。但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时，怎样才能摆正“爱国”、“科学”、“真理”，这三者的关系呢？对于这三个问题，我认为，三者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因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如果“真理”和“科学”都不要了，满嘴都是瞎编乱造的胡说八道的假话，那种人肯定是不学无术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学术骗子！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关键是要尽力找到中国上古文献明确记載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以证明黄帝、炎帝、雷祖、颛顼、喾、尧、舜、禹，以及诸帝建立的古都和帝陵在哪里。如果不找到这种确凿的主要的巨大的物证，那我们研究“两个工程”，可能就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事实上，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境内，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件黃帝至夏朝的确凿文物存在，以证明黃帝至夏朝的这段历史是在中国起源和发展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120)《梅岭三章》
——答好友
文／赵自强
十一佳节，我游览了西山梅岭，触景生情，写成《梅岭三章》，与网友共赏！
我有缘读过好友倾心所著之文，非常优美，很是感人！这就说明她所爱之人，确实也很优秀，值得她钟爱！
一个优秀人才，受人尊敬和爱，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正常了！但关键是，优秀者如何把握自己，不能见异思迁，超越好友间的爱情范围！不能的话，人们就要说他不正经！这反而会弄得他们做好友，也做不成！
然而她所爱的人却很保守，非常有理智和自知之明，知道他自己只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除此之外，其它方面不仅不长，相反还技不如人。如果除去他的思想，知识和才华，不读他的雄文，那他比马路上潇洒的男子汉差多了！比那些开小车有洋楼的老板就更差！这就是辨证法，矛盾论！人不可能都长，鱼翅熊掌兼得！所以他不敢接受她热情奔放的爱，故他诚实的告诉她把她的友情珍藏，做个知心朋友！
可她倾心投入，误认他伤其爱，故有简单生活，简单爱，以及当爱成为伤害之述。这显然是个误会！因为优秀的她爱他，他都不敢欣然接受，岂能接受别人之爱？其实，那是她对他礼常往来的错觉。
你想啊！他违背过对她的承诺吗？欺骗过她的感情吗？如他没有，怎能说他伤她呢？要知道，电脑符号不能代表用心写诗填词，那是网友们一种问好的交际工具，而你为何要敏感烦恼呢？你的美文虽很动人，就不怕伤他？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想一下？如果你的逻辑成立，那你向一些措辞不雅的恭维者一一致谢，那他不是要妒嫉死！作为一个网友，他是坦荡的，把她当成重要好友之一，怎会伤她呢？可你却在误解中伤了他！读了这些，你的心情可好？如好，请再往下读：
（一） （二） （三）
弯曲小径伴竹松， 才华横溢一知己， 我有天才自困济，
起伏天梯云雾中。 合鸟智识天才奇。 岂有闲工多情寄？
登顶俯视英雄城， 婵娟如画思维敏， 爬格成就凌云志，
遥看山下歧途通。 妙笔生花众夸极。 攀登险峰危堕西。
白云朵朵高空悬， 沧桑教人疑心多， 珍藏合鸟优美文，
溪水潺潺沟底风。 误认爱伤述妒嫉。 天义不足萍难依。
传说神仙曾游此， 有志改写历史学， 灵犀点通虽有缘，
今寻神仙无影踪。 勇敢探索揭真理。 慕心知足存真喜！
这些肺腑之言，你能否赞同？尽管有人爱的感觉真好，但千万不要被爱的“情绪”所骗！因为真正伟大的爱情，往往是悲壮、痛苦和牺牲的爱情，马克思和燕妮如此，保尔和冬妮亚如此，牛虻、朱丽叶也是如此。真爱，往往意味着背着一个沉重的袍袱前进！
故爱一个没有教授职称，却搞开拓性学术研究的有家庭的下刚工人，那可能是只有付出，没有结果的事情！或可能象燕妮一样终生作出牺牲，吃很多苦，甚至同学术权威作斗争还有危险性！
而常人都希望过一种美好、幸福、浪漫的自由生活，谁愿贫穷和受罪呢？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反潮流的革命勇气和牺牲精神支撑，那她的爱附在他身上，就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一个智者是不该让他的爱人受罪的！这就是他对爱的认识！故我们以做好友为佳！
(121) 《“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3)(4)
文／赵自强
（三）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然而，黄帝至夏朝的物证到底在那里呢？学者们前仆后继的用传统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这就使我国学者陷入了困境之中。同时，这就使我不能不想到“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既然我们在我国找不到黄帝至夏朝的文物，既然中外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巴比伦，或印度迁徙过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证据验证一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呢？
当然，在这里我们切不可动不动就用“卖国主义”的“帽子”吓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起码的“雅量”和“公正”都没有，还搞什么研究工作呢？《史記》记载的黃帝至夏朝的历史问题还怎么研究解决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考古学家在我国找不到黃帝至夏朝的确凿物证，这就使我国疑古学家、神话学家理直气壮的将中国这段上古历史当成神话来否定！但问题怪就怪在这里，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却没有人敢说疑古学家、神话学家是“骗子”、是“买国贼”！为什么这么怪呢？因为“神话学”是马克思奠基的啊！谁敢反对“伟人”呢？
就在这种混乱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打破常规，独辟蹊径，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并非《史記》记载的都是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因为诸多确凿的物证告诉我们：中国上古文献记载的诸多历史文物，在中国找不到，却在埃及发现了，这就可以证明埃及上古文明史，其实就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史是从埃及发源，发展，并经过以色列、巴比伦、印度迁徙到中国来的文明史！
但是，外国学者在350年前提出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一客观真理之后，我国历史学家开始完全不知，后来知道了，大多数学者既不相信，也不研究，更不承认。相反，却盲目而愚蠢的反对。这不仅影响了真理的成长和传播，也助长了愚昧和谬误！
我真不敢相信，我国历史学家怎么会堕落到如此昏庸的地步！你看疑古学家说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伪史，中国上古古籍是秦汉古人伪造的古书。神话学家说的：中国上古历史是虚无飘渺的神话！这些受“洋人”唆教而兴起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无人反对，相反还受到吹捧。然而，外国学者说：中国上古历史是真实的，是起源于埃及的，埃及的金字塔、神庙、方尖碑、石巨人是中国古人建筑的，我国历史学家却盲目的反对！
（四）
这表现了我国历史学家怎样一种愚蠢的混蛋心态呢？我们可以想想一下，这是否是一种被“八国联军”打怕的懦弱心态？是否是一种被司马迁的“本土起源说”画地为牢束缚了的心态？还是毛泽东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斗争心态？还是这三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怪物呢？
我认为，不论是那种错误心态，那都是糟糕的心态。因为不承认事实和真理，这是最愚蠢、最可悲、最不科学、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具有这种心态的学者，既使面对祖先曾建都筑陵于埃及的事实，以及创立伟大的金字塔文化、宏伟的神庙文化、高大的巨石人和方尖碑文化、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文化的诸多事实，都不敢承认和接受！
老实说，我怎么也想不通，面对史实，承认真理，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利？有什么可耻？有那句话不爱国？有那里不科学呢？相反而言，我们学习科学、追求真理，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上，那就是面对和承认史实！如果一个伟大而悠久的民族，退化到连史实和真理，故乡和祖先都不敢承认的地步，这个民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立国的意义吗？还经得起敌人的攻击和战火的考验吗？还对得起我们伟大的祖先和我们的子孙吗？
实际上，我们勇敢的面对客观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这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集力，更能增加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更能使我们认识自己祖先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可以说，面对和承认中埃两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可以驱除我们心中的迷茫，纠正前人的失误，竖立我们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信心！
因为，“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一历史事实，在《云及七籤》、《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海内十洲记》、《国语》、《左传》、《史记》、《淮南子》等等中国历史元典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司馬迁同志主观的狭隘的臆断了中国上古历史的变迁，误认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是本土起源的。
后来的历代史家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就将中埃两国上古历史的有机联系人为的割断了，唯心的根据现在的《世界地图》上划分的国界去判断上古中国的历史地理，误认现在中国行政区就是中国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埃及行政区就是埃及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中埃上古完全是两个不同古帝统治的国家。由于中埃两国学者都有这种错误思想，因而都孤立的研究本国历史，没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作严肃认真的比较研究。
看到这样一个十分糟糕的史学现状，我在病贫的困境中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幸福，22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研究著述，孤独的用家庭微薄的财力，圆满而科学的完成了国家启动的“两个工程”。
这就使人们不能不问了，我研究的成果为什么可以说是“圆满而科学”的呢？这是因为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可以用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反复验证的历史；不能用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反复验证的历史，是臆断的不科学不真实的历史！而我对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的贡献，就在于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了祥细的比较研究，并验证和证实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而这一点，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位学者能够做到！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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