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不是小康儒，批小康儒的批林批孔，原本就是他在解放前就在做的工作。蔡仲德先生曾经指出，冯先生解放前已接受一些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在30年代讲“新三统五德论”时就已初步表现出来。在《新事论》的文化观中，同样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
冯先生有个论断：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大同儒，究其要义，一是均，一是联，只有搞公有制、合作化，并且进行学雷锋式的道德教育才能办得到，自由主义那么龌龊的东西跟大同儒学是丝毫不沾边的。
大同儒学、大乘佛学、共产主义，在微观和宏观方面都没什么本质的不同。而自由主义者的人生境界，则介于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之间，都是半兽人。也就是小右们、小资们津津乐道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跟他另一句更有名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只有改变私有制下人的物化生存状态，才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比如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的个人自由既以牺牲自己丰富的个性为代价，同时也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而工人阶级的自由，无非就是在挨饿与被剥削之间选择的自由，以及在被A剥削与被B剥削之间选择的自由。
作为哲学家，马克思并不拒绝以精神领袖的身份对社会变革施加影响力，冯友兰也不会。
冯友兰先生并未做过什么违心的事情，他参加两校（梁效）写作班子，全然出于其共产主义信念。
要想研究和评价参与过54运动，游览过苏联，因为发表偏左言论进过国民党班房的冯友兰先生，脱离开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是根本不可能的。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就是冯友兰先生代为接管了清华大学，换句话说，冯友兰先生是新中国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康梁维新派就是以修正孔子开始的。他们大胆的把他说成不是一个古典的保守现状者，而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梁效批评小康儒，则在康南海的基础上向大同儒学更进了一步。
并不是说慈禧宣布维新派是乱党，王公大人们就能无比正确了。站在王公大人们一边，也不见得就有多光彩。梁效的文章批评的是官本位的孔孟之道，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文革跟戊戌变法是有些可比之处的。
与右派不同的是，冯先生是在80年代受到迫害的，北大哲学系的几位先生里，冯先生学术地位最高，做博导却是最晚，一干势力对他的政治审查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参加两校写作班子的经历受到了清算。既是清算，无非就是报复而已，政治报复中被报复的一方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受到与其学术地位不相当的学术评价，我以之为迫害。
我以为，冯先生的晚年是很矛盾的，他以讨好当局的语气写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现代部分，但却并不收入作为晚年定论的《新编》，如果说冯先生说过什么应景的、违心的话，想必应该是在这段时间。
有人说，冯先生被打成过右派，并以此为据说冯先生是违心的、被逼的。
西方知识分子的尴尬集中体现于他们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中国右派们对冯先生又打又拉，除了展示出冯先生学术地位的崇高和中国右派们一贯以其自身的政治偏见为政治正确的不良品格以外，实在不足以说明别的什么。
关于右派的认定问题，我这两天恰好作了些思考。我发现，被集中平反的一干人等喜欢用“被打成右派”这样的话来表述自己曾经的右派身份。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人是不是右派，首先是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其次才会被人识别出来，也就是说“被发现是右派”，但是这一“打”，水就混了。冯先生恰好是治国学的大师，瓜田李下的，不被冤枉也难。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冤枉为右派的许多人，比如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某位法学名流、泰斗，如今反倒公开宣称自己当年就是坚持其右派思想的了，这就可见所谓右派、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分明是有着名实之分的。
近现代大儒中，对共产主义信念阐发最力的是与冯先生齐名的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作于50年代中前期的《原儒》、《与友人论六经》两书出版于反右以前，是比较可靠的资料。
熊先生被海内外右派们怀疑为向当局献媚的这几部书，是印行于1956年以前的，时反右尚未开始，真右派如章伯钧、储安平辈还如同当今知识精英们一般地高官厚禄着，若说曾当面对蒋介石恶语相向的熊先生是为向社会主义制度示好，除志同道合而外，实在不能有什么别的合理解释了。
熊先生所阐发的儒家的大同，是不同于康南海所谓的大同的，他对康有为的批评并不比对孟子的批评少，究其主义，无非是革命而已，这在反对革命的右派们看来当然是大可诟病的。
冯先生没做过什么错事，所以冯先生没有向老右小右们认错。
而这也就是广大知识分子们翻身之后，冯友兰先生反受压制，迟迟做不了博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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