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上）

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上） 

      在我们党内，大家都承认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导人，周恩来建国初在共青团会议上介绍毛泽东时这样说过，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承认这一点，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的影响。薄一波在毛去世以后还说：“毛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毛读那一些历史书已有很多人作过介绍，但在什么时候读，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读，读了以后毛从中吸取了什么？如何从中探索毛晚年思想路径的历程，却很少有人在这方面作过具体的探索。我在前面《从毛泽东晚年读史我们能学到什么》那篇博文的末尾，曾提出要以六九年三月以后，他重读《南史》中有关梁史的一部分纪传作为案例来分析毛为什么会挑选这一段落来重读，从毛重读这些纪传过程中所加旁圈及批注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读历史的，他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提炼了什么内容，这些内容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要从这个案例中得到收获，那就有二个条件，一是要懂得毛读的那段历史是什么回事，你要如毛那样钻进古史中去，认真地掌握那一段历史，也就是南北朝时梁朝建国前后那段历史。二是要知道毛读那些史传时的时代背景，毛所面临的急待处理的问题，毛怎样沟通古今之间联系的，我这篇博文试图从这二个方面去努力。这些话就作为这篇博文的开场白，向有兴趣的读者交待一下这篇博文的宗旨。由于这篇博文字数较长，只能分段登载了。

（一）

      毛泽东读的《二十四史》，不是清代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他五二年购置的，毛在这部《二十四史》上圈划批注得最多，它没有标点，所以毛读的时候边读边圈、边划，有的圈是他在给文字断句作标点，有的旁圈是表示此处文字重要，在重要传记的天头，他有时会圈上几个圈，那是表示这个人物传记很重要。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可见他很重视这篇传记。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毛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为什么毛在这个时候读这篇传会“心神往之”，这个“心神往之”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呢？这就要联系他读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毛是不是在那个时间段，仅仅读了这篇传便“心神往之”呢？显然不是。那时他在《南史》这部书上，读了一系列传记，他圈阅和批注最多的，在《南史》中还有梁武帝萧衍的本纪，曹景宗传、韦叡传把这四篇纪传综合起来，可以知道毛那时关注的是梁武帝前期南朝的形势，而曹景宗，韦叡、陈庆之三个人都是萧衍与北方相抗衡最得力的将领。可见毛关注的是那个时候南北朝军事对峙的局面，而那时在北朝军事力量又明显占着优势的情况下，南朝如何在军事对抗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呢？

      在具体阐释毛读《南史》这几篇纪传之前，我先把南方六朝的形势作一个概括。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自东晋南迁以后，南方建立的政权，前后有二百七十多年。如果加上孙吴这个政权，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则有三百三十多年了。有两个人在位的时间最长，那就是孙权和萧衍。孙权，如果从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算起，至其终年为五十三年，是六朝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帝王了，他能在东汉末年天下攘攘而乱纷纷的局面下，在南方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与比自己强大的魏和在自己上游的蜀国相抗衡，也实属不易。故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中会讲：“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当年还是一个可以与曹刘相对手的英雄啊！在孙权之后，当算梁武帝萧衍了。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从军事力量上讲，大部分时间都是北方强大，南方处于弱势。而梁武帝萧衍在位的四十七年，南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去世以后，南朝便一蹶不振，南北军事上的均势消失。四十年后北方便并吞了南方。由此可见，梁史特别是梁武帝在位时，南北对峙局面的变化有其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大概是毛泽东对南史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南史》这本书，我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全书共八十卷，唐人李延寿所撰，这是一部私人修撰的史著。他一个人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二部书，概括介绍了南北朝的历史状况。《南史》起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五八九年），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李延寿在唐初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和《晋书》的编撰工作。介绍梁朝历史的史书，我们现在常看的除了《南史》以外，还有收在《二十四史》中的《梁书》，这本书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由姚思廉在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完成的。李延寿在编撰《南史》时，参考了《梁书》的相关篇目，毛读的《南史》与梁武帝相关的纪传，与《梁书》在文字和内容上基本一致。《南史》的长处，在于它能根据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补充一些比较生动的历史资料，因而口语化较强，故事生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这大概也是《南史》更能吸引毛的一个原因吧！

（二）

毛泽东在六九年春夏之交开始读《南史》中与梁武帝相关的部分，他已不是第一次读《南史》了，这次是重读，所以重读当是有感而发，触发他去重读《南史》的动因，当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局。当时国际上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公然出兵布拉格，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干涉捷克斯拉夫内政，勃列日涅夫露出了血腥的狰狞面目。六九年三月，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军事冲突。比较激烈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在三月二日，是苏方先开枪，我方巡逻队伤亡了六人，接着进行激烈的边境冲突。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根据苏方的统计，苏军被打死三十一人，被击毁的装甲车一辆，指挥车一辆，卡车一辆，中国边防军阵亡十七人，负伤三十五人，失踪一人，以后在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又发生二次更加激烈的武装冲突。那时苏联在远东地区进入临战状态。三月上旬，有一次苏方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动了几十辆军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于是我们打炮回击，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成了一片火海，把苏军击退了。三月十五日那次冲突，苏军出动五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打了上万发炮弹，还出动了三十六架次飞机，中国边防军只出动了步兵和部分工兵及炮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出动空军支援，双方打了九小时，苏方三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苏方在这次冲突中死六十人，伤八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负伤二十七人。三月十七日苏边防军再次发动进攻，出动了五辆坦克，七十多名步兵，被我方炮击而退却。这三次战斗，共击毁苏方坦克、装甲车十七辆。在三月二日第一次珍宝岛冲突以后，毛就提出“要准备打仗”。毛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还说如果苏联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从苏联这方面看，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他们建立了针对包括中国西北和东北的新军区，把其在亚洲地区的一百一十万军队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在远东部署了二千多架军用飞机，占了他们空军的四分之一。苏方还扩大太平洋舰队，在远东部署了中远程导弹。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则曾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设想。美国还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告诉中国驻波兰的大使。美国所以这样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将来再谈。所以当时我们政府曾声明敌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随着苏联在中苏边界加强兵力部署，中国也在苏联边界加强了兵力部署。毛读《南史》有关梁的纪传，就是出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梁建国以后就处于北魏的直接威胁之下。这些纪传的内容正是讲述梁武帝如何抗击北魏的过程，他扭转了南朝积弱的局面，使南北的对峙保持均势，并一度取得优势。

（三）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来描述珍宝岛事件的过程呢？而且那个事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更何况今天中俄关系与当年中苏关系完全不同了。然而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往往要拉开时间来看，在当时往往很难看得清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要放到历史长河去观察，如果把珍宝岛事件，放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长河去考察，那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再扩大一些，放到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来看，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化的格局，不仅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世界大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样放开来看，把这件事向前和向后延伸，那它所显现的社会历史意义便大不相同了。而且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演化，不仅仅是两党之间的关系，而且影响到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共的建立最初是在苏共，特别是第三国际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共是第三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十多年处处可以看到苏共与第三国际的影响，那时中共的高层实际上是由留法和留苏回来的二部分组成，另一部分那就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条件下成长壮大的。早期的领导者如陈独秀便不得不接受苏共和第三国际的指挥，此后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有苏共和第三国际的背景。在第三国际解散后，中共才能保持比较大的独立性，只有中共七大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条件下召开的。中国革命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取得胜利的。从苏联与东欧关系看，苏联经常在东欧各国按排自己的代理人，过去苏联也曾希望中共党内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斯大林与赫鲁晓夫都谈到过高岗，他们为高岗说话，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警惕。所以从中共自身的历史情况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化，势必影响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毛泽东执政年代，我们党内的一些重大斗争，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一九六五年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有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也就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分歧和矛盾影子在作祟。而珍宝岛事件则是标志着两党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而结束了，而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也处于僵局，并且爆发战争的危险也在逼近，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也结束了，中国在世界的国家关系上，也需要重新定位了。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格局将由它而成为向着新的方向转变的起点。那时中苏、中美关系，中欧之间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组合了。从毛此后和此前读史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毛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如何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如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毛去世以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国内的格局状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个人都跳不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国六十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前期的斗争，也不可能有后期的巨大变化。所以一定要懂得毛在那时读《南史》中与梁史相关纪传的大背景，我们才能籍此进入毛当时的内心世界，才能理解他读《南史·陈庆之》时“心神往之”之所在。才能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下面我想具体介绍一下梁武帝萧衍建国前后南北之间形势的具体状况。梁武帝是在天监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夏四月即帝位建国的。萧衍从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起兵后，据《通鉴》载，当时北魏的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即齐废帝东昏侯）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威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可见当时北魏希望在萧衍尚未站稳脚跟时，便起兵南进。如果让萧衍站稳脚跟后，那么北魏在淮河地区的统治，随时都能遭到威胁。所以北魏便派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准备经略南下之事。但事与愿违，萧衍很快便进入了建康，建立了梁朝。然而齐的一部分残余力量，逃向北方投靠北魏了，如齐国的鄱阳王萧宝寅便逃亡到北方，齐国的江州刺史陈伯之先是骑墙于南北之间，接着便降于魏。

      在天监二年初，北魏决定利用萧宝寅与陈伯之南下攻梁，以萧宝寅为扬州刺史，配兵一万，屯东城，以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江州刺史，屯阳石。并以任城王元澄发兵二万，马一千五百匹，加上在寿阳的三万军队，准备全面进攻梁朝。这就是梁武帝建国初年在北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天监年间，梁朝与北方对抗的将领主要是曹景宗与韦叡这二位名将。下面我们先说曹景宗，然后再说韦叡。（待续）

                                               200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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