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人对政治体系的分析，往往忽视舆论独立的重大意义。而事实上舆论独立是比其他所谓分权约束制度更为根本的分权制度。
关于舆论的重要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法律的分类”一章中就把社会的风尚舆论列为除了“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而且用他的话说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治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都有系于此。”[1]
明代政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舆论的独立性，明代许多政治事件都和此有密切关系。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重大意义，也自然就认识不到明代政治体系与清代政治的天壤之别，自然就只能重复明代是所谓君主高度集权的滥调，，只能重复所谓清承明制，明清一体的滥调。但实际上，从舆论独立的角度上说，明代的政治分权程度甚至是远远超过近代西方的（而且这种分权不是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时期的分权，而是政治制度高度精密发展，现代国家中央集权化程度加深后的分权）。这篇文章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明代舆论独立的超前和君权约束的制度分析
杜车别
一、《耳谈类增》中的一则记载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对君臣关系有一段论述，大意是皇帝和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并无尊卑之分（“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2]）
对一直深信不疑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独裁如何登峰造极之类宣传的人来说，第一次见这样的话，一定觉得黄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在“封建”专制时期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振聋发聩！接着多半众口一辞：这是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而得来的云云。言外之意，明朝的君主专制太厉害了，如果不是灭亡了，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观点。只有体制被打破时才可能有的，影响不了整体的发展趋势。
但其实黄宗羲说的这些，谈不上多新鲜。往远了说几千年前的儒家经典里就能推导出来。往近了说，多了解明代中晚期知识分子的言论著作，这些不过是主流思想一脉相承强调的，而且也非流于空谈，本身就已经渗透到实践中去了。把君臣关系定位成主奴关系，这是属于清朝的特权。大部分人之所以乍见之下会觉得眼前一亮，还是因为把对清朝的印象直接套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头上。
这里举一则明人王同轨写的《耳谈类增》中的记载
“世庙朝，蒋皇亲负盛宠杀人，大司寇见素林公执法拟死。疏奏，上不悦，下旨曰：‘着林俊回将话来！’林即面奏曰：‘臣官至尚书，天子无故不呼名。臣为陛下守法，而以名称，何罪？且法者，祖宗之法，陛下安得私椒房，臣又何所执也？’辞严色厉，声震殿陛。上大怒，祸且不测，举朝危焉。文简方为学士，林门生也。悬以‘君使臣以礼’章进讲，反复开警。以为敬礼大臣，尧舜盛德。天颜少霁，林罪得释。……尝闻之，尊君卑臣，自秦始益甚，故其治亦逊古，以君臣不交也。林公因上呼名，遂抗对过直，公乃从容谈说，使帝拗怒而布和，非有直诚感动，不能爰以成君师之美”[3]
大概意思是，嘉靖时期，皇帝一个亲戚杀了人，当时的刑部尚书林俊（号见素）定了他死罪，然后嘉靖很不高兴，下旨说“着林俊回将话来”。我们知道在古代直呼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太礼貌的做法。不过按照君尊臣卑的思想，皇帝直接叫一个人的名字那也不算什么。但这位林俊显然不这么看，他也很不高兴，闹起了脾气。当面对嘉靖说，我已经做到尚书了，你是皇帝就能直接叫我名字吗？我是执行祖宗定下的法律，难道你能任着性子来偏袒你的亲戚吗？
他不但说，而且还是“辞严色厉，声震殿陛”地说，拔高了嗓门，一副痛声训斥皇帝的架势。先抛开嘉靖是皇帝的身份，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我们因为某件事情兴师问罪去找某人算账，结果帐还没算成，那人反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的态度大加挑剔，大声斥责，那你是何等心情？估计觉得丢了面子，火冒三丈，争吵甚至打架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也就怪不得嘉靖要大怒了，他可能想你要定我亲戚死罪还没怎么着你，就叫你个名字你倒发起火来了，究竟谁是皇帝啊?林俊的一个门生看见皇帝生气，上来进行教育，把孔子的‘君使臣以礼’的道理灌输了一下，嘉靖受到反复开警之后，只能就此算了。然后是记载这件事情的王同轨发的感慨议论。
先撇开事情本身不谈，光从王同轨说“尊君卑臣，自秦始益甚，故其治亦逊古”来看，可见至少单从思想上他就认为尊君卑臣是不合理的，对林俊因为皇帝直接叫他名字，就辞严色厉提出抗议的做法也是赞赏有加。
王同轨在明代不过是小人物，更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了。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也并非独树一帜的见解，更多的其实是代表明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一种是非观念。
有趣的是，《耳谈类增》的校点者在这段记载的校勘记里对“反复开警”的“开警”很有疑虑，觉得应该是“开譬”的形误，“开警，疑开譬之形误，开譬，开导劝说”。我倒觉得原文的开警也还是说得通的，可以理解为开导警示，这里还是应该尊重原文为宜。毕竟孟子就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想必在开导皇帝“君使臣以礼”的时候，引用孟子的话是少不了的，而孟子的这些话本身就带有警告意味了。
再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来，对皇帝说话能“辞严色厉，声震殿陛”，并且起因仅仅是皇帝直呼自己的名字。这和我们惯常对古代君臣关系的印象确实太不一样了。
其实不必说古代了，也不必说大臣对皇帝了，就是现在的官员，下级对上级，说话敢“辞严色厉”么？敢用教师爷的态度引经据典来反复开警么？能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么？估计都是驯顺服帖，恭敬讨好，虚心学习上级指示精神还唯恐不及吧？
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辞严色厉”，上级对下级进行开警教导才对。就这样的状态，有些人还居然一谈到明朝就摆出一副苦大仇深，抚今追昔，忆苦思甜的口吻，给明代扣上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之类帽子，真是格外幽默。
在大多数人心中，如果古代居然有大臣对皇帝说话敢辞严色厉，那一定是权倾朝野，要篡权夺位的大奸臣，大权臣了，比如满清的鳌拜。那只能是被万人唾骂的角色，如果反而被当时人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岂非咄咄怪事？再退一步，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估计也是属于个性特异而被宽容对待的显赫名人了。
林俊当然不是什么权臣，论名气也不大。一般人，你如果问他海瑞是谁，那他一定说知道知道。如果问他林俊是谁，那就多半茫然了。即便和林俊同朝的杨廷和、毛澄名气也比他大多了。就是这么一个名气不算太大的明代官员，其表现出的这种个性锋芒，也足以令人折服。
这也是明代历史一个特点，往往在不经意的角落，你都可以发现许多可圈可点的人物事迹，其光芒闪耀并不比那些备受瞩目，广为宣扬的人和事逊色多少。
清朝修的《明史》中也有林俊传，有林俊一些事迹，以及“帝惮其言直，乃不问”[4]的描述。不过其中并没有《耳谈类增》这则事情。想来也是可以理解，毕竟这样一件事情，在清代的君臣主奴看来，多半还是很不合胃口，自然能省则省了。
[1] 卢梭《卢梭文集.2，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翻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3]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一.丛德篇一 张文简公
[4] 《明史》卷194 列传第八十二
二、明代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
1、明代政治的主流
议论发到这里，还是有不足。有些厌恶明朝的人会愤愤地说：你举的这则记载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是拿着个别事例，无限拔高，夸大其辞，刻意美化而已！嘉靖的专制难道是这一个事例能粉饰的吗？后来的严嵩、徐阶等人还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成天靠阿谀奉承，揣摩迎合圣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不是成天勾心斗角，唯恐稍有差错，就遭横祸。那个时候还有人敢和林俊一样么？就算敢，还会没事吗？
这种指责看来很有道理，确实嘉靖初期和嘉靖中晚期差别很大。初期的话，大礼议闹得沸沸扬扬，文官群体气焰高涨，嘉靖下旨屡被封驳，做小伏低求情讨饶甚至向官员行贿都被拒绝，正是焦头烂额，碰了一鼻子灰的时候。而到中后期，那就是大部分官员看嘉靖脸色了。而《耳谈类增》记载的林俊这件事情，正是嘉靖初期。
如此，似乎真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就算明代有许多官员个性张扬和皇帝叫板的例子，那也是正好碰上皇帝性格比较软弱或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候。如果皇帝强硬一些，还是只能驯顺服帖。所以归根结蒂一切还是操纵在皇帝手里，并没有制度来保障官员的独立精神。
但如果真按照这种思路去看待明代的政治，还是肤浅了。
这里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明代的政治中，究竟什么才是占据大部分时间的主流常态，什么是非常态？
明代真正能够称的上君主专制，让绝大部分大臣都小心翼翼的时期，也就是朱元璋时期，朱棣时期，再加上嘉靖中晚期，如果勉强把太监专权也算上，那就是王振的七年、汪直的四年、刘谨的四年，魏忠贤的三年。
而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时期的专制本质上都属于用军事暴力夺取政权后的军事专制的余波，君权不君权不是关键！
就如西方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专制无比。问题只在于他们是夺取政权的军事暴力的领导者，而并不在于这个领导者的身份头衔是不是皇帝，这只要多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看看诸多不是皇帝的领导者专制情形就知道了。更何况洪武永乐时期，明代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也没有真正完善形成。
把嘉靖时期的四十年再加上其他时期太监专权的十八年，也就是五十八年，五十八年的时间和二百年的时间对比一下，占据的实际比例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如果不按照时间来算，而按照皇帝人数来算的，那占据比例就更小了。
而林俊能仅仅因为皇帝直接叫自己的名字就辞严色厉的向皇帝表示抗议，并非是他个人心血来潮或见皇帝年轻可欺，这和明代的政治文化深远传统是有关系的。
朱元璋时期是明代皇帝最强势的时期了，可就是这个时期，还有周观政硬让朱元璋认错，朱元璋不得不亲自出宫认错。有钱唐给朱元璋讲课，而坚决不下跪“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1]
朱元璋以后，官员刚劲之风更绵延不绝，皇帝向臣下认错更是史不绝书，建文因为生病迟到被尹昌隆批评后认错，明仁宗在杨士奇的再三要求下，下玺书向戈谦认错。
英宗时期，岳正和皇帝说话唾沫星子都喷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2]）。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让他写篇文章，“敕谕廷臣”，结果他用皇帝第一人称的口气，用一连串排比设问句把明英宗的统治骂得狗血喷头，描绘成暗无天日，把明英宗气得不轻。
孝宗则是有名的对大臣尊敬无比，当成老师供奉起来了，“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3]。
而正德时期，明武宗要去江南，大臣一波又一波阻拦，廷杖都无法压服，让正德毫无办法，最后还是宁王叛乱才找到正当理由出去，这是众所周知了。
了解这些背景，你大概也就不会觉得林俊的表现有多稀奇了。
有些人喜欢以偏概全，他们觉得制度应该是万能的，如果嘉靖中后期是皇帝跋扈，阁臣软媚，那就代表明代的政治制度就仍旧是维护君主专制。
这样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合理。我们衡量一个制度，要看在这个制度下，大部分的情况是如何，而不是看特例看少数。如果要说特例的话，那西方的所谓选举制度，不照样能选出希特勒这样公认的独裁专制政权?那是不是就能说选举制是产生独裁的制度？至于现代史上挂着总统名号的独裁者更不在少数了，其权力往往比古代的君主还大，那是否能笼统地说总统制就是独裁制，显然不能这么说。
事实可能和有些人惯常的思维恰好相反，明代对君权的约束是已经上升到制度保证的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皇帝遵守这种约束是常态，打破这种约束才是非常态。这才能解释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能保持强硬姿态，前仆后继制约皇帝行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在明代除开国二祖之后的所有皇帝中，只有嘉靖能够在当政的大部分时间，树立起对文官压倒性的权威（而实际上，即便是嘉靖，他在后期还被海瑞痛骂了一顿）？是什么样的制度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文官团体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精神占据上风？真的是因为其他皇帝都性格软弱或无能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明代的权力结构作一下简单的分析。
2、明代舆论控制权的独立及其重大意义
明代政治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
孟森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4]
这段话说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明代，舆论的控制权不在皇帝的手里！
应该说廷杖的目的本身不仅仅是给官员肉体的惩罚，更重要的应该是给以精神上的羞辱，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甚至适得其反，许多官员反而以被廷杖为荣。
在明代的舆论看来，一个官员被廷杖就意味着他敢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抗皇帝的意愿，即便因此受到惩处也在所不惜。这种为民请命，不畏强权，人格独立的精神当然就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行为，当然就是“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了。而皇帝廷杖大臣呢，舆论的评价自然就很不好听了，正德和嘉靖都被舆论丑化和此不无关系。
有人会说了，就算舆论控制权不在皇帝手里，那又怎么样，皇帝只要愿意，不照样可以用锦衣卫用东厂来惩处他想惩处的人？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才是真正实质性的制度构架，至于舆论那不过是虚无飘渺的耳边风罢了。
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两点：其一，对舆论控制权的重要意义，甚至决定性的意义认识不足；其二，把舆论的控制权和政治权利结构的安排割裂开来看，没有看到锦衣卫东厂本身恰恰是皇权萎缩后不得已的办法。
就舆论的控制权重要意义来说，这是无论多强调都不过分的。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往往可以决定政治力量消长的根本趋势，这个权力比任何权力都大！
趋荣避辱是正常人都具备的心理，这种心理对人行为的驱动作用非常强烈，有时候甚至大于求生和避免肉体痛苦的本能。一般人往往宁愿肉体上一些痛苦，也不原因落入被大多数人羞辱鄙视看不起的境地。最简单说，如果一个普通人被舆论彻底丑化，说得一文不值，唾弃鄙视，那他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这样的事例应该屡见不鲜吧。中国古代光是形容舆论威力之大的成语就就有“人言可畏”，“积毁销骨”等等。
可以说受到舆论评价是好是坏，是个人利益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皇帝，本质上与任何人一样，他的行为也要衡量利益得失，有利可图他去做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得不偿失他去做的概率就小。
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把舆论抛在一边，被丑化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确实有，那也只能是少数。大部分人是不可能这样毫无顾忌的。就如同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是少数，是一样的道理。被舆论丑化的痛苦，有时候并不会比杀头坐牢小。正因为此，在整个明代，大部分的皇帝还是会选择尽量和文官合作，即便有时候文官表现的非常张扬，非常咄咄逼人，非常过分，皇帝最后还是会退让。
而从官员的角度上说，既然舆论控制权不是在皇帝和少数官员手里，那他们的行为就算纯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大部分人也不会选择完全顺从迎合皇帝或少数官员的意志。他们宁愿选择趋合民间和大部分知识分子舆论的要求，这是更为合算的做法。否则一旦被舆论丑化，就是灭顶之灾了，轻则永无出头之日，重则是虽然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全富贵，但连累子孙，家破人亡。严嵩和张居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王锡爵是万历二十一年的首辅，只是因为对万历三王并封的要求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就被舆论骂得走投无路，以至他的两个学生对他说“‘此事外廷皆欲甘心于老师，恐有灭族之祸，贻秽青史。’边说边痛哭流涕”。他自己也向万历诉苦“天下必纷起责难”“臣即粉身碎骨，全家族灭，犹有余辜”“一向颇有清名，独为今春册立一事未定，而遭外廷唾骂”[5]
舆论是一切社会一切制度下和平时期的最大权力，可以牵着成千上万人的鼻子。有了舆论的支持，一件事情就很容易被执行贯彻，没有舆论的支持，无论短期如何，一件事情终究会失败，甚至当时成功，不多久也会被清算。
正因为如此，所有打着民主的旗号，为了制衡不同力量而进行的分权的制度设计，不管吹嘘得如何美妙，什么三权分立之类把戏玩弄的如何娴熟，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看舆论的控制权是否和政治权力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谁控制了政府，就是谁控制了舆论的力量，那这样的制度无论说得再天花乱坠，实际也必然是专制的。相反，如果舆论的控制权独立于政治权力，那这样的制度，无论用什么形式出现，也专制不到哪里去。
或许又有人会说了了，就算舆论控制权很重要，但那也没有什么稀罕的，一般情况下总是能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把这说成是一种制度上的分权，岂非可笑？
这种说法还是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现代西方国家，表面上说有多民主，舆论有多独立，实际仍旧是糊弄的成分居多，资本利益集团对媒体舆论的控制其实是相当高效的。想想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两伊战争时候，炮制的舆论自然是伊朗极权恶魔，而萨达姆则是和伊朗对抗的勇士，所以应该资助萨达姆。到海湾战争后，美国的舆论又变成萨达姆是如何专制的暴君，为了战争的需要，又炮制出萨达姆的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舆论，于是群情汹汹，美国的民众也纷纷支持政府再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了。等战争结束之后，才真相大白，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一场骗局，是美国政府为了发动战争找的借口，牵着舆论的鼻子走而已。
至于中国，文革时期，那最高领袖的一句指示，就代表舆论走向了。现在的话，传统媒体的舆论基本上还是要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但因为网络的存在，许多问题上的舆论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也有限。
而在明代，政府尤其是皇帝如果想要炮制支持某个政策的舆论简直难比登天，舆论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独立逻辑来发挥作用。甚至象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铁腕人物，推行的政策又是这么小心翼翼，按部就班，但仍旧是被舆论丑化得不堪，以至焦头烂额，张居正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他和皇帝结成联盟也无法控制舆论的走向。
而嘉靖和严嵩这一对搭档也同样是如此，从政治权力上说，可以很大，生杀予夺操之于手。但是在舆论上，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严嵩被丑化成大奸臣，嘉靖被丑化成大昏君。最后海瑞甚至公然给嘉靖上疏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6]，也就是天下的舆论不待见你很久了。
这就是明代的政治现实！
当然这拿现代社会和明代比，究竟有些不伦。毕竟虽然现在的制度下舆论独立性差一些，但在对人进行惩罚上，要比明代规范得多，人道得多，有章程得多，随意性大大减少。
最合适的比较，还是拿是清朝的情形和明代对比一下，清朝就是对舆论控制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社会。正如孟森说的，清朝的皇帝如果处置官员臣民，那就不仅仅是肉体遭受痛苦了，而是要把他们置于人格被羞辱的境地。他们本身的尊严彻底扫地，被全国上下声讨成狗彘不若。文革十年的许多做法，把被批斗者羞辱到极致，剥夺一切尊严，其实是模仿这个的。
清朝的统治下，你对皇帝是只能颂圣。所以尽管从具体的事迹来看，凶残程度大得多，道德水准和人格素质远远比明代的永乐、正德、嘉靖要低劣得多的康熙，乾隆之类，在清代的舆论下，却是英明无比，仁慈宽厚的圣君了。
康熙沿海迁界，平定三藩屠杀平民百万级别；乾隆文字狱上百多起，对准格尔实行种族灭绝性质屠杀，论杀戮程度，凶残程度，朱元璋和朱棣真是给这两位提鞋都不配。
然而康熙乾隆在舆论中都是所谓仁慈宽厚的明君。这只要看看现在的电视剧里康熙王朝里的康熙，还珠格格，铁嘴铜牙纪晓岚里的乾隆，就知道这种清朝舆论控制的后遗症甚至还能影响到现在大部分人的看法。
此外如永乐七下西洋在明代的舆论中是劳民伤财；正德下江南，修建豹房在明代的舆论中是荒淫奢糜；嘉靖爱好修道，重用严嵩在明代舆论中是昏庸无道。
而康熙，乾隆蝗虫过境般七下江南游玩作乐在清代的舆论中是佳话美谈，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在清代的舆论中是发展园林艺术；至于在康熙乾隆统治下，饥荒连年，卖妻鬻儿，人民在糊口贫困中挣扎；康熙吹嘘自己每天打六百个兔子；乾隆苍蝇拉屎一般到处留诗甚至剽窃臣下诗文，和坤之类巨贪贯穿统治始终等等，不消说，仍旧无妨于在清代舆论中康熙乾隆的英明圣武，康乾盛世的伟大繁荣。
在明代可以被舆论猛烈抨击，极度丑化的皇帝行为，而在清朝，同样性质，程度更甚的行为却可以毫无例外成为歌功颂德极度美化的对象。如果对照明代和清代，舆论独立程度的差别，还是相当鲜明的，就如两个不同星球上的国家。[1] 《明史》卷139列传第27
[2] 《明史》卷176列传第64
[5]樊树志 《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第509到512页
[6] 《明史》卷226，列传第114
三、支撑明代舆论独立的一些制度构架
从技术手段上说，清代和明代是相差不多，那除开清代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之上的社会，而明代不是之外，明代舆论的独立性，确实还有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这里不妨略举几条。
1、内阁和给事中的封驳权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国古代就是皇帝最大，要办什么事情，只要皇帝下个旨意，那就是所谓圣旨，那下面的官员还不是赶紧屁滚尿流，尊奉执行，唯恐怠慢，如果敢拒绝，那不就成了抗旨谋逆了吗？
这种想象，用来描绘清代的政治或还恰当，但如果用来描述清以前的朝代尤其是明代，那就错的离谱了。
事实上在明代，皇帝纯粹按照自己的意志下的旨意，官员不仅可以拒绝，而且拒绝的渠道不止一个。内阁可以封驳，把皇帝的旨意打回去，给事中也可以封驳。
关于内阁的封驳，记载还是很多，比如大礼议的时候“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1]。
再如万历想立郑贵妃儿子当太子，想了各种办法，下了各种旨意，但也是屡屡被内阁封驳。
给事中的封驳权，钱穆多有论述。
比如在《国史新论》中说
“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就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
那内阁和给事中的封驳权和舆论控制权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大有关系！既然制度上允许这种封驳权的存在，那就意味在体制内，就是认为皇帝或皇帝和内阁的联盟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所以皇帝下的旨意，内阁可以封驳，而经过内阁之后的旨意，还有给事中可以封驳。既然制度自己的安排都认为皇帝和政府可能犯错误，而不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的真理代表。那舆论保持独立性，随时指摘批评皇帝和政府的错误，也就成了必然，成了应有之义，成了理直气壮的事情。
这种制度安排再结合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来看，明代的政治不但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甚至也不是类似于英美所谓议会民主国家的那种寡头专制。
2、明代言官的性质和作用
明代言官是很有名了，骂大臣，骂皇帝，几乎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
从言论的激烈程度，攻击内容覆盖范围的广泛来说，言官堪比现代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要说区别就是：
第一、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属于政府排斥压制的对象。而在明代，则是这种些持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对各种政策提出异见，乃至对皇帝的隐私进行揭发批判，都成了工作的内容，而且以此为荣。
第二、持不同政见者，批评政府还注意符合一下事实，注重把批评的重点集中在政策层面；而明代的言官则是唯恐不够夸大其辞，唯恐不能耸人听闻，无论什么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都可以成为他们攻击的根据，无论把情况夸大多少倍，对他们来说都理所当然，事实本身如何对他们来说就无关紧要。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批评某项政策。更是喜欢揭发甚至编造人的隐私，从生活作风到个人喜好都可以成为罪状。
光这么说，可能大家还不好理解。不妨设想一下，假如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一批官员，他们成天别的事情不做，就是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横加非议，猛烈抨击；对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总理乃至各省省长的一言一行，生活作风，对人态度，亲戚家属的不端行为都横加挑剔，甚至收集网罗各种材料进行揭露批判。那你就可以可以想象明代的言官是什么样子了。
关于明代的言官的威力，《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也有比较生动的描绘
“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因为他们在认为有需要时经常和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时，他们控诉得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根据法律，这种书面提出批评的特权也同样给予所有大臣，甚至还给予公民个人，但大多数场合还是只由负有这种特殊职责的人来行事” [2]
既然从制度上就有以批评皇帝批评政府为己任制造独立舆论的言官，那民间舆论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就更甚了。言官制造的舆论和民间的舆论互相传染，互相反馈，互相煽动。这也让明代的舆论很难控制在皇帝或少数官员手里。很多情况下舆论甚至都是和政治权力最大的力量反着来的。
3、政府文件的公开化透明化
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疏，皇帝的批示，种种争吵议论，几乎都是公开的，通过邸报，能传遍全国各地，乃至成为民间街谈巷议品评的谈资。其公开化透明化程度，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明人于慎行有一则记载“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3]
也就是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经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上的报道。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
关于明代政务的透明化，《利玛窦札记》里也有记载“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4]
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举一动，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
这种程度的公开化透明化，也是现代大部分所谓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可能具备的。一般政府的文件，政府内部对各种政策的讨论争议，决策经过内幕都只能是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需要至少几十年才可能解密，才被普通公众，普通的学者知识分子看到。
而在明代，那基本上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都无机密可言，任何决策过程，争吵过程到暴露在大众面前。以至连军国大事各种信息，都可以因为“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公开传播。也就难怪于慎行在《谷山笔塵》中要埋怨当事大臣为什么不力禁？。
这和清朝的政府事务大多是密折往来，皇帝的旨意可以不通过六部，直接下达地方官员自然也是天壤之别。
4、选拔和考核官员制度上的独立性
现代社会的官员选拔升迁机制，一个人从普通公务员做起，一级一级往上升，其升迁与否基本上是由直接的上级决定的。在能力差不多的情况下，相对更容易获得升迁机会的基本上都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世故无比，能察言观色讨上级欢心的官场老油条了。等做到地方大员或中央干部这个级别，那基本上早就把朝气锐气磨灭干净，早就成为专业的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了
但明代的情形有些不同，科举制度(满清也是科举制，但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5])对官员的选拔大部分情况系是不被少数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而是按照制度本身的规则来进行。只要你具备一些通过科举制的基本素质，比如出色的记忆力，百折不挠的耐心，优秀的命题应用文写作能力，那无论你政治态度再激进，性格再刚锐，思想再不合俗流，你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员（就以县令来说，说起来是很小的官，但拿到现在来说，一个县长或区长已经是级别不低，管得人够多了。）。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只能成为政府体制外的血气方刚书生意气的愤青或精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舆论，在明代却都可以一视同仁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内部。这些人本身就成了源源不断把民间舆论导向政府内部的管道。
明代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就其知识水平和特长来说对应于现在的角色基本上是文学家、思想家、学者、教授甚至科学家总而言之是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三言二拍》编写者冯梦龙、凌蒙初。冯梦龙做过福建寿宁县县令，凌蒙初做过上海县丞、徐州通判。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三袁也都做过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汤显祖做过府尹、知县之类的官员。有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也做过中央和地方官员，而且政绩不错。
这种选拔制度之下，其官员总体素质水平之高，比起现在的官员群体还是超出的。官员的道德水平，能力水平始终不会低到哪里去。
现在许多人一提晚明到明末，就说官员腐败无能已极，暗无天日，所以民不聊生云云。这种说法一方面是受明代舆论的苛刻评判标准，言官夸大其辞的奏疏所误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朝灭亡了，所以倒推回去想当然。
如果考察一下，逐个逐个查看万历崇祯时期编修的地方志记载的情况，就会发现事实可能和许多人想象的大不一样。
以冯梦龙编写的《寿宁待志》中记载的寿宁县而论
戴镗，万历十八年任“奸尻屏息，库藏充实，卓哉能者，不但循良而已”
方可正，天启四年任，“留心民瘼，清节如水”
周良翰，天启六年任，“崇祯4年正月，以儒生鼓噪解任，转江西王府。强力任事，令出必遂，吏畏民怀，为不肖子衿所累，悲夫”[6]
至于崇祯七年任寿宁县令的冯梦龙自己，那就更是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官了。
再举一个《万历归化志》（万历42年刻本影印，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记载的归化县令的情况。
庞一夔，万历14年任“宽恤里甲，严驭吏胥，疏滞狱、剔蠹弊，奉法循理，民益安之，至礼耆宿，振学校，尤惓惓焉，屡膺旌奖”
陈大贤，万历17年任“刚果明决，清慎廉勤，其侵渔奸尻，咸置诸法，善者怀德，恶者畏威，去之日，行李萧然，有古廉吏纲”
史载德，万历20年任“练达识时，平易处众，建义仓以济荒歉，辟县门以壮形势，催科抚字不见其扰，狱讼听断庶无含冤，居任六载，声誉著闻”
洪都，万历26年任，“正节凛然，奸尻敛迹……百姓为之谣云‘冰心铁耳宰归阳，夜月花村无犬吠，其棠再布几年恩，满邑桃花春日洒’”
陆永恩（这里的字是“永”还是求，难以辨识），万历30年任，“家学渊源，信度率真，雅无贵介气，以不善事上归去，去之日两袖清风，民之攀辕卧辙者如失慈父”
周宪章，万历38年任，“慈祥恺悌，平易近民，清操水蘖，白矢天日，率无敢干以私者”[7]
从万历归化志的记载来看，好官出现的频率之高，比率之高实在惊人，几乎是一个接一个。
其他万历崇祯时期的地方志的记载，清官好官的比率也都比较高，就我所见的有《[崇祯]廉州府志 》[8]，《东莞志[崇祯]》[9]，《[崇祯]乌程县志》[10]等等，为免繁琐，就不再把其中记载的官员评价情况一一摘录出来了。当然这一些地方志不能说明全部情况的，但至少构成了一个统计学中的样本，是能够反映一些整体情况。
如果有人能把现在能收集到的所有万历时期，崇祯时期修的地方志中记载的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地方官员优劣情况整理一下，看看传统的那种所谓明代晚期吏治腐败无能不堪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也不失为功德一件。
明代不仅官员的选拔按照制度的规范来进行，而且官员考核升降制度，也自有其规范，不以少数当权者乃至皇帝的喜好为转移。
还是拿家喻户晓的海瑞来说事吧。海瑞这样的老刺头到现在也就是愤世嫉俗的老愤青一个了，混成级别稍微高一点的公务员都很困难。按照他那个逮谁骂谁，谁都得罪的坏脾气，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人缘关系。假设在最好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侥幸当上小城镇的教育局长之类，都未必能做得稳，更不必说升迁到县长乃至中央干部。
而在明代，这样的人却能在毫无背景，毫无暗箱操作，出身也不好（并非进士）的情况下经过考核一级一级的选拔上去，直至成为中央的干部，并有机会给皇帝上书，最后因为骂皇帝而名震四方，成为中央高级干部和地方大员。而他不断升迁的时代背景还是明代所谓皇帝残暴昏庸，严嵩大奸臣当权的嘉靖时期，则明朝其他时期就更可想而知。
明代的官员考核升降制度，按明史选举制中的叙述是“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11]
总而言之，或六年，或三年一次考核，考察不合格的被降职或撤职，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就升职，这是一整套严密规范的制度。而这种考核当然也不是任凭皇帝或少数官员的意志摆布的，否则他们自己就要被言官弹劾的体无完肤，被置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明代官员考核制度情形有记载“要对全国各省的官员的官员，包括前来的和没有被召的，进行一次严格的审查。这一检查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应留任公职，有多少应调离，以及升降和惩罚的人数。在这次的调查审问中，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受到惩罚的人绝不是少数也不仅只是低级官员。在1607年举行的那次普查之后，我们看到对四千名官员作出判决；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人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12]
考核处理的结果名单公开发行全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考核本身就是置于舆论监督之下！
反过来说这种在舆论监督下选拔考核官员制度的独立性，使得大部分情况下不管当权者是谁，也不管皇帝个人癖好如何，始终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职位是由人格独立，品格刚正的官员担任。而这些官员又恰恰能反过来制造煽动起和当权者意志对抗的群众舆论。
5、明代生员构成的地方舆论监督体系
明代的生员也就是一般所谓秀才，未入学的叫童生，童生经过岁考，分为六等，一二等的就是科举生员，可以参加乡试，乡试考中的，就是举人了。
明初对生员的限制较多，但生员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了。到明代中晚期之后，生员更成为地方上影响相当大的一个阶层。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政治前途，而且又和平民阶层紧密联系，关心国家政治，经常以道德是非的维护者自居。
一旦遇到什么事件，成群结队而起，制造舆论，发动群众，游行抗议不断，上访连连。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官员也要退避三舍，有错的要认错，没错的也要委曲求全。
所以到明代中晚期，生员群体已经成为地方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一般地方官员对生员是非常头痛，礼敬有加，不敢轻易得罪。而且按照明代的制度，生员即便犯法，也不是县令能够擅自处置的，而是必须先要让教官革去当事人的生员资格才行，总之比较麻烦。
许多人想象中明末地方官员都是土皇帝，可以任意腐败贪污，欺凌百姓，这其实大半都是建立在以偏概全，夸大其辞的想当然之上。举出一些个例然后大做文章，并没有严谨的根据来论证明末的吏治比其他时期就跟糟糕。
许多人把清代统治下的地方官员状况套到明代头上去了。而事实在明代那种近于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之下，许多知县纵然真敢任意胡作非为，也往往因为舆论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本身清廉能干，问心无愧的官员，因为得罪生员舆论，也会被调离。
上面记载冯梦龙记载的寿宁县县令周良翰的事情就说“崇祯4年正月，以儒生鼓噪解任，转江西王府。强力任事，令出必遂，吏畏民怀，为不肖子衿所累，悲夫”
这记载让我们知道，在明代一个县令是可以因为“儒生鼓噪解任”的！
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的案例，明末思想家陈确大家都是知道的，他说的“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也是很知名的格言了。
在他身上就有这么一则事件。在明还未亡，崇祯十五年的时候，陈确（字乾初）联合海宁诸生，发起了一场反对地方官员的运动，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当地官员下台。陈翼《乾初府君行略》中说“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贪尹煽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雪涛刘公力荐科试，亦不听。是岁竟不与乡闱试，先君子夷然不以为意，谓：“捐吾生以救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13]
众多生员，“群聚不散”进行抗议的结果是，“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也即当地的官员心里害怕了，不得不态度软弱下来，而且最后因为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结果是“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也即便县令和更高级别负责的地方官员被免职了。
这就好比现在一个县或市，因为大学生鼓噪游行抗议之类，县长和市长就得下台。
这就是许多人所谓专制黑暗到顶峰的明代的现象了！只是我不知道现在所谓光明无比的自由民主西方国家，有几个是能这样的？
了解这些事实，我们也就不必奇怪明代中后期的平民百姓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主人翁意识会这么强烈，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确实就这个国家的主人。
只是到了清朝统治下，一开始有些人以为还可以照旧象明朝那样动不动就游行抗议，结果招来的就是屠城和屠杀了。
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那些参与哭庙案的吴县士子可能受明朝普遍风气的影响，按照心理惯性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居然变成足以招来杀头的大罪，这个“无意得之”，其包含的讽刺与惨痛的意味是需要体会一下的。
[1] 《明史》卷190，列传第78
[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页
[3] 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十一
[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页）
[5] 清朝的所谓科举制在民族压迫的阴影之下，已经从性质上就根本不同了
[6] 《寿宁待志》，明 冯梦龙纂修，崇祯十年刻本
[7] 万历归化志，是周宪章主持下在万历三十九年刊行，但这段对周宪章的评价，应该是万历四十二年增修的时候别人写的
[8]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十年刻本影印
[9]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影印本，中国共公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
[10]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十年刻本影印
[11]《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选举三
[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页
[13] 王瑞昌《陈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47页
四、明代权力制约体系刚性约束和弹性约束的辨析
上面说的五个制度安排应该对我们理解明代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有所帮助，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整个明代，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个性张扬，敢于和皇帝对抗，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什么皇帝个性太软弱或太无能的结果，而是有深刻的内在的制度保障。接下来再此基础上，对明代的政治分权约束制衡体系做更深入的分析。
1、对少部分时间皇帝和宦官专权的辨析
明代也确实存在皇帝专制跋扈，大臣唯唯诺诺的时期（比如嘉靖中晚期），也存在宦官专权横行的时期，那对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是否和我上面所说的制度保障有矛盾呢？
回答是一点都不矛盾，任何一种制度，它针对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情况，如果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那也不成其为制度。
一种制度无论设定了什么样约束，都必然有突破这种约束的人，否则这种制度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恰恰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时间能够突破约束，而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宁愿遵守约束中得到体现。
最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因为有了法律，就没有人犯法了呢？当然不是，杀人、抢劫、强奸照样层出不穷。难道能因此说法律制度不是制止随意杀人，制止抢劫的制度保障么？当然不能这么说！恰恰因为不断有人杀人，不断有人抢劫，然后杀人的被抓起来枪毙，抢劫的被抓起来坐牢，然后更多的人遵守法律规定的约束，这才成其为一种制度保障。
明代的政治制度的安排，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也是同样的道理。皇帝可以给官员肉体惩罚造成肉体痛苦，官员和百姓的舆论可以给皇帝精神惩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皇帝可以不顾舆论，专横跋扈，大臣可以不顾舆论迎合皇帝意愿，但结果是皇帝本人被丑化得不堪，大臣因为得罪舆论而身败名裂！
嘉靖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被海瑞进行羞辱，被说成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严嵩，张居正等人卖力为皇帝效劳，结果却弄得家破人亡。这样由制度原因造成的结果，当然是让大部分的皇帝，大部分的文官还是宁愿遵守约束。
于是才有大部分的时间里，明代文官个性张扬，皇帝的个人意志难以贯彻，甚至寸步难行的现象。
有些人所谓明代大部分皇帝之所以被文官的气势压倒，意志难以贯彻执行，和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他们自己软弱无能，对那些个性强悍的皇帝比如嘉靖，那还不是让官员都服服帖帖，大气不敢出一口。
套用这种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制止犯罪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不犯罪不过是个性比较软弱胆小怕事或者本身比较善良而已，那些个性强悍凶残的人，不是照样要杀人就杀人，要抢劫就抢劫？
照这种逻辑，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了，那最大的傻瓜都知道这种逻辑的可笑程度。
2、明代皇帝面临的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以及突破约束的难度
如果要更具体分析的明代权力制约体系发挥作用过程，我们可以在给出一对简单概念“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基础上再进行论述。
所谓弹性约束就是指从技术上并没有限制某个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当该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会受到对应的惩罚，惩罚的强度取决于行动的强度。
所谓刚性约束则是指直接从技术上就限制了某个对象采取某类行动的可能性。
比如限制某人的行动自由，规定他一旦走出房间，就要挨一顿打，这是弹性约束，只要这个人宁愿挨打，那他从技术上说依然可以毫无阻碍走出这个房间。
直接把房间锁上，或者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那无论这个人怕不怕挨打，他都没有办法走出房间，除非他想办法冲破限制（比如把锁砸开，在被捆的情况下，可以把身体移动到有锋利边缘的物体旁边，把绳子蹭断）。这是刚性约束。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对普通公民来说都是弹性约束（当然，对那些已经伏法被关进牢房的罪犯来说，就成了刚性约束了）。
明代中后期的权力制衡体系是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皇帝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令上，受到的是刚性约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旨意可以被内阁封驳，也可以被给事中封驳。
一旦被封驳，那技术上说，他就无法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家政令颁发下去，别人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服从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还受到信息和执行力的约束。他接受到信息绝大部分都是由文官集团提供的，而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他的的判断，这个约束就是刚性的。另外大部分国家事务政令是需要文官集团去执行的，这个约束也是刚性的。
以上说的是国家政务领域，但在明代还有直属于皇帝的暴力手段：廷杖、诏狱。皇帝在动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受到的是弹性约束，也就是皇帝可以动用这些手段对那些违抗他意志的官员进行肉体惩罚，但其代价就是，皇帝要受到舆论的丑化羞辱，要受精神上的惩罚。
要突破弹性约束，需要脸皮更厚一些，心理更残酷一些，承受舆论丑化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能力更强一些。
而要突破刚性约束，不外乎三种办法，一种是大规模动用廷杖诏狱等暴力手段威慑压服住文官；第二种是分化拉拢一批文官和自己结为同盟；第三种是对一些事务上，绕开文官系统，直接委派自己身边的宦官、
对皇帝来说，突破刚性约束是目的本身，而突破弹性约束则只能是为实行突破刚性约束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皇帝为突破刚性约束，如果采用第一种办法，用暴力手段来压服文官，那势必首先要突破弹性约束，要做好承受舆论恶评的准备。
问题在于文官并不是那么好压服的，廷杖和诏狱对文官来说也是弹性约束，只要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他们依旧可以一浪接一浪前仆后继的反对皇帝的意志。
只有当用廷杖和诏狱的规模和残酷烈度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真正压服住文官，也才有让大批寡廉鲜耻，卖身求荣，道德卑下的小人公然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依附投靠的机会。但代价就是要做好在文人和民间舆论中被丑化到不堪程度的准备。大部分皇帝也不是特种人，所以能够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少数。
第二种办法，和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当文官对抗皇帝的时候，他受到来自皇帝肉体惩罚的弹性约束，但当文官试图迎合顺从皇帝的时候，他却要受到来自反方向的双重弹性约束，一方面是来自舆论的鄙视嘲笑丑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皇帝，他势必得罪文官群体中的许多人，这些人或明或暗的会来倾陷他，明的是公开弹劾，罗织出罪状；而暗的就手段无所不用了，设计种种陷阱圈套等他去钻。一般说再强的强人也顶不住这种长期的明枪暗箭。最后的结局不但是名裂更是身败，自己倒台是轻的，累及子孙家人，家破人亡也难免。而且不但不能招来多少同情，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拍手称快。
嘉靖大礼议的成功实际上是得到一批文官支持后的结果，本来他已经妥协了，但正是张，桂等人的支持，才让他有可能翻盘。而通过大礼议本身又分裂了文官阵营，拉拢一批打压一批，而被拉拢的那批人则因为已经得罪了文官阵营其他人，没有退路了，只能依附皇帝了，这才让嘉靖的专制成为可能。
而万历呢，立太子的问题上终归失败，并不是他个性不够强硬，实际他坚持的时间比嘉靖的大礼议要长多了。和文官斗了十几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想下旨搞点迂回拖延战术，结果还是被当时内阁首辅封驳，来了个“臣万死不敢奉诏“。正因为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最后当然只能失败了，只能屈服在文官集团的意志之下。
万历为什么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就是因为当时文官对前车之鉴严嵩和张居正的下场印象太大了。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以不惜得罪大部分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稍微有点世故聪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再来顶缸，突破双重弹性约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万历结盟。而没有文官的合作，万历就没有办法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最后只能彻底屈服。
至于第三种办法，依靠宦官绕开文官系统。如果在不同时采用第一种，第二种办法的时候，单纯第三种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宦官本身的能力，知识水准都无法和文官相提并论，而且名声太臭，在政府系统外另起炉灶，效能也不可能高。实际上万历征收矿税，部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被文官攻击的狗血喷头，在各地都被疯狂抵制，最后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无法根本上扭转当时的财政困局、
如果用宦官的同时，再配合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由宦官出面进行残酷的暴力威慑，由宦官出面拉拢一批官员结成同盟，这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更大程度的专制。宦官本身因为就是受鄙视的对象，荣誉感羞辱感比皇帝要淡漠得多，有破罐破摔的味道，所以在动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时候，更容易突破弹性约束，更少对舆论的顾忌。
但话说回来，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从根本上说宦官也要受类似的双重弹性约束。他镇压的越厉害，潜伏的仇恨也就越厉害，最后被反扑的下场也就越惨。
一般的宦官衡量利害得失，能不顾一切的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真正能作威作福，称得上专权嚣张的太监也就只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加起来的十八年时间而已。
3、文官、皇帝、宦官三种权力制衡关系综述
总之，明代的政治体系是各方面的力量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中最核心，权力最大，起作用最大的还是文官。而文官集团代表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又和民间的舆论，民间的利益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但无论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办法，实际上都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270年的时间内，一大半以上的时间，官员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皇帝的行为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约束限制。
即便在被许多人目为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的的时期，真正起最大作用的仍旧是文官，表面上看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背后的真相其实往往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在互相斗，而皇帝和宦官恰恰是充当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也就无怪明人编的《清流摘镜》序中评天启魏忠贤之祸的时候说“是缙绅杀缙绅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才有这样的现象，当文官收回自己的支持，那原因看似稳固的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也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要评论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
就比如一架天平，左侧放10斤的物体，右侧放9斤的物体。天平完全倒向左侧，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天平完全倒向右侧，在明代的政治天平上，一些嚣张太监和皇帝的联盟，实际上就充当了这个砝码的作用。表面上看他们当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本身的分量来说，其实仍旧是很小的，真正的重量还是在文官那边。皇帝和太监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一部分文官，让他们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文官则以让皇帝和太监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作为回报
这其中皇帝本身具备意识形态所授予的砝码的资格，如果太监抛开了和皇帝的关系，那就是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了。魏忠贤等天启死后，尽管掌握东厂，掌握锦衣卫，尽管他的亲信占据了朝廷内大部分文官要职，但他那看似炙手可热的权力，没多久马上就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皇帝这个关系，他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而他掌握的权力确实已经等于皇帝的权力，但问题是在明代，皇权已经相当萎缩，这些权力脱离了文官意识形态上的许可，在文官集团的力量面前仍旧是一文不值。所以魏忠贤只能自杀了局。
至于皇帝一定要利用某些太监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本身是因为作为皇帝，他个人荣辱心理，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的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他如果单独一个人，他要决定把自己砝码投向哪一边的时候，是要受到重重观念的约束，他就算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他也要为自己的长远切身利益考虑。
而个别太监不一样，他们可以把一切顾虑到抛弃，甚至自身的长远利益都要放在一边，图痛快一时，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和皇帝阶层的联盟所代表的权力砝码在决定投向的时候，更嚣张，更无所顾忌，更不受意识形态约束，更没有道理上的依据。（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太监也是少数）
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他们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就比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他们的下场都是很糟糕的，除了汪直被流放外，另外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即便是太监，从这个意义上受到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厉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王振，魏忠贤的也是少之又少。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
五、明代的制度鼓励独立人格而非改造人格
有人会说，你把明代的文官说得那么厉害，那么有独立人格，有抗争精神。那为什么魏忠贤时期有那么多厚颜无耻，立生祠的官员，为什么明亡后有那么多觍颜投降李自成和满清的官员？可见明朝的制度也不过是培养了一群软骨头的奴才而已！明朝时期奴才风气就很厉害了云云。
抱有这种说法的人，一定是有个误会。他们认为在古代一种制度，应该是让大部分人改造成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圣人，品性高洁，绝不向邪恶低头的硬骨头，一定是彻底消灭了人群中那些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卑鄙凶残的小人了，否则就会让他们大失所望。
我想他们大概是直接拿共产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古代的制度了，他们的这种评判标准实际上即便现代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的。
奴才现象任何社会都有，古代社会有，现在的社会有，西方的社会同样有，关键是哪个为主流，哪个为常态。在明代的常态主流是官员如果敢顶撞皇帝，能斥责皇帝，就被大众舆论称赞，就荣耀无比。相反如果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皇帝或其他得势权贵，终究是受到舆论的鄙视和嘲笑。
如果是大部分普通人迫于暴力淫威下，不得不屈服，这不叫奴才风气，这不过是大部分普通人保存生命的天性，只不过是他们不具备坚贞不屈的过人道德而已。
而且在目前为止的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为贪图富贵或实现自己卑鄙野心欲望而寡廉鲜耻无恶不作的人，在人群中总是存在的。一般的正常条件下，这些人没有表现的机会。而一旦条件合适，这些人就会出头露面，成为风云人物。这是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以此来装模作样，煞有介事的把明朝魏忠贤的三年时间，以及明亡后众多的汉奸的无耻表现，拿来说事，大做文章，本身就是伪善之至。
真要类比，就拿二战前后的法国来说，二战时法国投降德国，成立傀儡政权，大部分法国人当顺民，为德国人效力卖命的法奸也不在少数。按照有些人煞有介事评判明朝的标准，又当如何？是不是也要摆出样子，痛心疾首对民主自由的法国把人变得如此卑下无耻，缺乏血性，大加声讨？
所谓自由民主的现代法国尚且如此，那对明代来说又有什么可以苛责的。
真正成为奴才风气的是，一个国家被侵略，民族压迫的暴力统治下的奴役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个时候屈服于异族统治以及把自己定位成皇帝的奴才，不再是暴力威胁下的不得已，也不再是少数卑劣小人的特权，而是成了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心悦诚服的事情。连原本骨头比较硬，品德正派的人都把向统治者献媚讨好，完全丧失自己独立人格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才是所谓奴才风气！
而这就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情形！这能和明代的情形混为一谈么？这种奴才风气的遗毒到现在还存在，比如拍电视剧为清朝的屠夫刽子手歌功颂德，现在当然早就不存在满清的屠刀了，只能说是清朝奴才风气还未驱除干净的表现了。
明代政治制度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把大部分普通人改造成了品性高洁，坚贞不屈的圣人。而在于它能让大部分普通的人，也就是品性不坚、性格软弱、趋炎附势、贪生怕死、甚至少部分贪图富贵或别有野心的总而言之充满种种人性弱点的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表现自己独立精神抗争精神，公开表达自己或自己所属团体的独立利益诉求，为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上级乃至和皇帝进行对抗。
同样的人，在清朝统治下是奴才，但能在明代二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人性尊严，独立不羁的那面，那就已经值得赞扬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明代官员那种一浪接一浪反抗皇帝意志被廷杖也在所不惜的现象，看到明代官员那些嬉笑怒骂把皇帝攻击得狗血喷头的奏疏，不必认为这些官员都是多么刚正不阿，高尚耿介的人。
恰恰相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么做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能给他们的仕途带来更好的回报，只不过是明代的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更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更鼓励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
当然在明代或许确实熏陶培养出了比其他时代占据人口比例更多的刚介耿直的知识分子，也确实能让这些人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空间，吸引更大的注意。但这些人在人群总数所占据的比例仍旧在一定限度以内，而不会越过少数对多数的门槛，也不会消灭人群中那些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人，这点是不必抱过奢的幻想。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赞叹于明代文官和知识分子个性张扬，浪潮一样和皇帝对抗的场面的时候，也不必奇怪在魏忠贤时期，会有这么一些卑躬屈膝，厚颜无耻的人。人是同样的人，只是环境不同而已，更不必奇怪在崇祯殉国后，有相当多文官屈膝投敌，恬不知耻。
但如果因此对明朝加以挖苦讥讽，嘲笑不已，甚至因此认为明朝的制度和清朝没有什么区别，可谓相当不明智。事实上现在那些嘲笑的人，如果让他们面临相同的情境，多半表现得更加软骨头，更加卑下。
现代的中国，也出现类似外敌入侵，或者政治大变故之类，表现奴颜媚骨，卑躬屈膝，下贱无耻的人数比例是会比明代多，还是少？这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作出乐观的回答？其实看看不远的文革时期举国狂乱的表现就知道答案了。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明末鼎革之际，殉节死难，刚烈不屈的人数比例还远远多于现代史上面临外力侵略征服时大部分国家的情形，也是中国历史上表现最突出的时代。正如时志明在《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中说的那样：“明末的士子学人，忠臣英烈，远甚前朝各代，纵然南宋之遗臣烈士在形态上亦非其比”。 “无论时世之艰迫，阵容之强盛，气节之凛然，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烈之士都不能与明清易代相比” [1]
光说死难人数就足够了，明末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在两亿左右，有的估计甚至接近三亿，而到清初，统治初步稳定后统计的人口一亿都不到，是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死在这场浩劫当中了，至少超过一半的人都没有能活下来做清朝的顺民，这其中因为英勇抗争而死者不在少数。因为反抗的激烈，蔓延不绝，清朝在明代中央政权已经瓦解，并且具有强大武力的条件下，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勉强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现在许多人印象明末只有投降一片，而看不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看不到大量殉节死难的官员，那是偏颇宣传造成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了。至于用所谓清朝十万军队就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来讽刺明朝的社会和人民更是无知无耻，对因为内乱合法政权被推翻后的国家来说，各种抵抗外侵力量就成了散沙，而平民自发组织的反抗是根本无法和专业化的军队抗衡的。他们要讽刺为什么不讽刺一下二战时期半个月就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呢？
六、明代政治体系超前化的利弊
明代的政治体系有许多不完善的漏洞，也有许多不人道不人性化的地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就当时的时代来说，与其说这个体系落后专制，倒不如说这个体系已经在政治的民主化公开化方面走得过于超前冒进了，在政治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方面，也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
对比一下，西方当时还有宗教法庭火刑烧死异端，宗教专制之类不仅占据权力的制高点，也占据舆论制高点。就是后来与明亡同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国王当时还可以解散议会，还可以组织自己的军队，而对受到重重约束的明朝皇帝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明代的政治体系也正因为过于冒进，和当时社会发展的科技水平，人民的觉悟水平都不相称，这导致了许多恶果。最明显的是效率低下，扯皮不断，任何一项政府措施，都会招来重重批评，掣肘难行。
税收问题，始终加不上来。代表民间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文官们每天每日给崇祯灌输的就是税收已经太重了，不能再加了，不能再加了，勉强要加只能是农业税占据大头。结果最后只能财政破产。结果到了满清了，原来所谓不能再加税的地区，被满清敲骨吸髓的掠夺之后，民脂民膏全入虎狼之口，民间的财富全被满清搜刮用来镇压抗清起义，巩固其统治了。
战略问题，明末苦于两线作战，如果只对一方，国家压力可以大大减轻。所以当时有人提出安内攘外，先集中精力解决内乱，崇祯也希望先议和，腾出手来再说。按照钱穆的说法，兵部尚书也同意了，但给事中不同意要封驳，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进行。“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就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迁都之类问题也是这样，一提出来就有人反对，也不了了之
以上这些问题都成了许多人攻击明朝政治的借口，说是明政府的腐败无能，明代皇帝的水平低下，同样是这些文官，满清很有效的用他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明朝却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云云？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分不清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巩固有时候并不是一回事情。
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未必有利于维护政权；而有利于维护政权的事情，未必有利于社会进步。
在明代的体制下，这些文官是人而不是奴；而在满清的军事暴力、民族压迫政权之下，这些文官成了奴，丧失自己独立思想和尊严的人
对一个政权来说，用起来最顺手的当然还是奴才，注意奴和人还是区别很大的。奴为了主子，屠杀百万千万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奴能为主子尽心办事卖命效力，能为了维持这个政权不惜一切代价，倒行逆施，丧权辱国，割地求和，敲骨剥髓的搜刮百姓民脂民膏都是家常便饭。这就是奴！
满清的这样的奴才确实很多。同样的官员，在明代是人，所以忙于争论是非对错，考虑尊严得失，顾虑舆论道德等等，许多地方都施展不开手脚，而到满清统治下变身为奴才之后，就只需要考虑如何尽奴才的职责，结果其才能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明朝多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所以有温体仁，有徐光启，有刘宗周，有黄道周，有孙承宗有孙传廷，有杨嗣昌，有卢象升，有傅宗龙，有倪元璐，有方以智等等，民间有宋应星，有张溥，有冯梦龙，有黄宗羲，有王夫之，有傅山等等。
但正因为他们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所以这些人意见不同，观点不一，互相争吵，所以这些人始终不把无条件不择手段的维护政权本身当成可以认可的行为。
他们可以在财政山穷水尽的情况，还在拼命反对增加税收；他们可以在已经把反叛者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因为道德上的仁慈观念（所谓“寇亦我赤子也”），还给反叛者活路（结果被反噬）；他们可以在急需将领拥护的情况下，还在主张严厉整治抢劫百姓的军队兵将，甚至因此造成兵变；他们可以在两面作战的情况下，还在因为维护一向的价值观念而反对暂时议和。
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奴才，所以他们有太多的道德感，太多的荣誉感，尊严感。因此他们在维护政权方面效率低下，放不开手脚。
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个悲剧，可是对一个文明真正长久不衰的活力，真正能够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发生进化来说，却是必须的。
明代是人才太多了，对文明进步来说，人才自然越多越好，但对单纯维护政权来说，却未必是如此了。
就如同西方近代变革时期，法国大革命，当时的社会就是越有活力，人才越多，就越是要陷入到大动荡，大混乱之中，当时的波旁王朝就越是要垮台，但对社会的进步来说，这样的动荡和混乱却又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否则就是永远停滞的僵尸。
明代晚期和末期也正是如此，只可惜的是明代的中国旁边正好有一个文明程度远比明朝落后而且全民军事化的政权，乘虚而入，而法国旁边则都是和它相近的同一文明体系的国家，这也是区别了。
就历史而言，一个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要想再进一步，有时候就需要原先的政权因为一些原因无法维系下去，然后整个社会产生权力的分化重组，然后文明能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更持久的向前发展。如果原先政治体制是落后的，经过这个调整就可以进步；原先的体制如果有过于冒进的一面，也可以经过这个过程往回收一些。
而且客观的说，一个政权有强大的时候，也必然有无力的时候，一个朝代有兴盛的时候，也必然有衰弱的时候，否则这就不是人的政权，也不是人的朝代，也不会有人的进步了。
但无论政权强弱如何，朝代盛衰如何，只要大家都是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那这个文明就是有活力的文明，就是能够不断进步的文明。政权可以倒下，而文明却可以不断新陈代谢的发展，政权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丧心病狂的采取一切扼杀文明活力的措施。明代的中国就是属于这样的文明，即便在明代晚期政权衰弱乃至明末明亡的情况下，科技，思想，文化，艺术众多领域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蓬勃活力，而且这种活力是扎根在本民族自身个性自身土壤基础之上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社会，而不是奴才的社会。
就当时明末的情形而言，在没有外来入侵的情况下，思想的活跃，物质的进步，民权思想的高涨，自私观念的倡导，个性解放的流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等等都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就算明政权因此垮台，但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损害，反而象蛇蜕皮一样，更成长一步。
而在落后的军事化野蛮政权窥伺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一样了。明政权垮台了，其他力量更没有办法抵御外来侵略，结果原先那些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不利于维持政权的因素，因为失去了政权的保护，反而间接成了导致社会陷入浩劫，几百年倒退的因素，这是历史的吊诡。
作为我们来说，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需要的不是因为后来的结果而对明代的政治体制扣上种种吓人罪名，给明代的皇帝扣上种种罪名，大加声讨。而是真正客观的分析一下明代的政治权力结构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整个明代究竟是怎么演变的，怎么发挥作用的。抛除成见，分析明代的政治权力结构究竟是落后还是冒进？导致明朝政权后期效率低下，以至无法度过危机的真正因素有哪些？而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象老和尚念经一样重复些什么封建专制，黑暗腐败之类的滥调，然后什么脑筋也不动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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