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吾少也贱”的叛徒，反动血统论的鼓吹者和杜撰者
兼论“无产阶级”必然“后来者居上”乃历史发展规律
探索者
内容：一、孔子是“吾少也贱”的叛徒，“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杜撰者
二、孔子是统治者的帮凶，“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制造者
在政治上，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和愚民政策
在教育上，实行高学费，沿用官学旧教材，进行分等级的奴化教育
三、“上知与下愚”的变“移”，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必然
一、 孔子是“吾少也贱”的叛徒，“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杜撰者
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17·2》）
孔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17·3》）
孔子明知：人之先天的本“性”是“相近”的，而是后天不同的环境，使其大相径庭。但却鼓吹：在“上”位者是“知”的，在“下”位者是“愚”的，并且永远不会改变。其实，“上知与下愚”并非不可“移”，而是可“移”的。因此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血统论纯粹是孔子的杜撰。既然“性相近，习相远也”，那么“上”与“下”、“君子”与“小人”的“性”也是“相近”的，并非有天壤之别，是后来的生活环境，“习”，把他们塑造得“相远”了。如果把“上”与“下”、“君子”与“小人”的生活环境对调一下，原来的“上”会变成“下”，原来的“下”也会变成“上”；原来的“君子”会变成“小人”，原来的“小人”也会变成“君子”，这样“上知与下愚”也就“移”过来了！为何“不移”？！孔子也知道有许多“君子”原来就都是“小人”，诸如舜等，《孟子·尽心下·14·6》：“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孔子本人也是“少也贱”（《论语·子罕·9·6》）被压迫者的“小人”。孔子成为复辟周王朝奴隶制的“木铎”，那是以后的事。并且导致这种改变，还不是由于环境的对调，而仅仅由于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提携。不仅有“下”变成“上”者，“小人”变成“君子”者，也有“上”变成“下”者，“君子”变成“小人”者，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特别是在孔子所处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末期。不仅仅是个人，甚至于一个民族、国家，整个天下的兴亡成败，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史墨根据“《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山川移位的自然界变化和“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夏、商、西周的灭亡，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结论。《诗》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王室从民间采集的民歌等。关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山川移位的自然界变化现象，在当时已经成为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常识。孔子不仅熟读过《诗》，并且经常引用，督促弟子读，诸如：《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季氏·16·13》：“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阳货·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可见，孔子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山川移位的自然界变化现象，也应该是很清楚的。至于“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夏、商、西周的灭亡，这是历史事实。孔子则更应该清楚。孔子和孟子对于夏、商、周的兴亡、成败和舜、傅说等古“圣贤”，是其终生鼓吹的对象。诸如：《论语·八佾·3·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为政·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告子下·12·15》：“孟子曰：‘舜发于天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上述商代夏，周代商朝代更替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都是孔子所熟悉，并经常提及。商代夏，周代商。古时王族现在庶民。这是“下”等的“愚”民族取代“上”等的“知”民族的实例；舜、傅说、胶鬲、管夷、孙叔、百里，这是一些“下”者的小人物成为“上”者的大人物，“卑贱”者变成“高贵”者的典型。夏、商、周的替代、兴亡，不仅是“上”与“下”、“君子”与“小人”的“移”位，而且是生存与死亡的“移”位。至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当时不仅是人们的历史常识，也是人们的现实常识。然而，孔子完全不顾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常识。其“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谬误是显见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谬论，绝非是孔子的无知，特别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山川移位的自然界变化和“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常识的情况下，孔子仍然坚持鼓吹这种谬论，那就不是他在闭着眼说瞎话，而是在睁着眼说瞎话；那就不是他的无知，而是有意欺骗！故意杜撰！特别是对“下”者、贱者、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欺骗！孔子由一个“少也贱”，“下”者的“小人”，变成了一个“贵”者，“上”者的帮凶。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狄”：古时中原华夏诸国对边远少数民族的称呼。“夷”，指东方的少数民族；“狄”，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诸夏”：华夏诸诸侯国。“夏”亦称“华夏”，汉族先民或中国（中原）的古称。通常认为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最早以“华”、“夏”分称较多。“华”意为“荣”（《说文·华部》），“夏”意为“中国之人”（《说文·攵部》），“中国”则含有“中原”之意。《尚书孔氏传》中，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颖达疏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并认为华夏连称“谓中国也”。古代常以“夏”与“蛮夷”或“蛮”对称，以“华”与“夷”对称，乃以文化和族类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实际上，早期华夏系由部分羌、夷、戎、狄、苗、蛮等族体共同融混而成，已将这些民族包括在内。“亡”：通“无”。孔子对周边弱小兄弟民族国家的歧视跃然纸上。
然而，不仅“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8·1》），“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夏、商、周的祖先，皆原是“华夏”周遍夷狄蛮羌之流，尔后先后入住中原，成为“华夏”的征服者！统治者！又先后灭亡。这是孔子生前的历史事实。而在孔子死后者，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成吉思汗、皇太极等华夏的征服者亦皆是夷狄蛮羌之流也。
这些，不仅完全否定了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胡说八道，也说明不仅是个人，甚至于“民族”、“国家”也是“后来者居上”！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16·2》）
“天下无道”，当时社会本身就是对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否定，否则何以会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等“天下无道”的现象？诸侯、陪臣、庶人其位当然比天子低了，是“下”者，但是却可以出“礼乐征伐”之命，可以“执国命”，可以“议”政。这无疑说明他们的“知”、“智”要比当朝的天子，“上”者，博而高得多，是“知”者了。孔子在此说中发泄了一种如果“下”者表现得比“上”者“知”，就是“下”者的大逆不道——“天下无道”的愤愤不平，“上知”“下愚”，才是大顺有道——“天下有道”。孔子祈求“上”者永远“知”下去，诅咒“下”者永远“愚”下去。实际的情况却是，“上知”与“下愚”并非是永远不可变移的，人智能上的“知”、“愚”和社会地位上的“上”、“下”都是可以通过社会变革或后天个人的社会实践获得改变。甚至于［唐］柳宗元亦说：“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柳河东集·六逆论》）居于尊贵地位的人中也有愚蠢者，居于卑贱地位的人中也有圣贤者。［宋］王安石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何说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夫非生而不可移也。……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性说》）知与愚不是天生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因此，孔子的关于“上知”、“下愚”的说教，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它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至于“不移”，那就更是胡说八道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作为“统治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谬论的依据。然而，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先祖或自己本身往往就曾经是一些“下愚”的“小人”物！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
倘若真是“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焉有“灭国”、“绝世”、“逸民”？焉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灭国”就是“上知”“移”为“下愚”之“国”，“绝世”就是“上知”“移”为“下愚”之“世”，“逸民”就是“上知”“移”为“下愚”之“民”。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8·22》）
孟子说：圣王明君之兴盛，延续不了五代就要衰落；小人之家的穷窘（jiǒng），持续不了五代也可能有转机。尽管我无幸从师于孔子为徒，但我通过自学诸贤，也获得了成功。
既然“君子”之家不可能世世代代永远是“君子”者，“小人”也不可能世世永远是“小人”，那么“君子”、“小人”之间必然是“可移”的而并非“不”可“移”的，当然“上知与下愚”也是“可移”的而并非不“可移”的！据说孔子的远祖是宋国的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历为公卿之家。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其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其父亲叔梁纥为武士。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败。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三岁丧父，家境衰败，全靠其母仉（zhǎng）氏的教养，后“受业子思之门人”，上承孔子之学，学儒习礼。其母仉氏，“三迁择邻”，“断机教子”，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妇女。孔子和孟子皆经历过由“上知”之家败落为“下愚”之家，又由“下愚”之家上升为“上知”之家的变迁，何谓“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特别是，孔子其祖先本是殷之贵族，到孔子竟成了其祖宗之国征服者周之顺民，而且是唯周最好，惟独钟情于周，其他不干；孟子的祖先本是被孔子指责为使鲁无道者，而孟子竟然成了步孔子“克己复礼”的后尘者。当时的“君子”就是一些由“下”者“移”为“上”者者，“逸民”就是一些由“上”者“移”为“下”者者。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产生一些新统治者、新贵、爆发户，这些新统治者、新贵、爆发户就是一些由“下”者“移”为“上”者者；也都打倒了一些旧统治者、旧贵、破落户，这些被打倒的旧统治者、旧贵、破落户就是一些由“上”者“移”为“下”者者。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9·6》）
孔子自己也承认他“少也贱”，是经过努力才具有“多能”，成为“圣者”、“君子”。难道别人就不行，就是他孔子行吗？！孔孟本身就是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谬论的否定。普遍性偶于特殊性之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不仅是孔子对下者、贱者，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欺骗！也是对“少也贱”孔子的背叛！对被压迫者的背叛！
君不见，有许多在上个世纪的那场由毛泽东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后，被解放了的原社会中卑且贱的子弟，现在有的当上了官，其中有些对付百姓、搜刮民财，也是凶残到极点，远远胜于旧时的贪官污吏；有的有了几个钱开起工厂、商店来，当上了老板、经理，其中有些对工人的压榨，对顾客的欺骗，也是黑心到极点，远远胜于旧时的恶厂主和奸商家。他们就是一些背叛者！
对此，笔者甚至于有时想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而奋斗流血的志士、烈士们，他们做了那么大、那么多、付出了那么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把这样一些人从旧时的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真是不值得！
毫无疑问，毛泽东“反修防变”的理论和实践，使他超越了古今中外一切圣贤明哲、英雄豪杰，而走向人类解放者的永恒辉煌！
二、孔子是统治者的帮凶，“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制造者
孔子不仅杜撰了“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谬论；而且还制造“上知与下愚不移”的现实，他不仅是被统治者的叛徒，也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为保证“上知与下愚不移”，以维护反动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变，孔子不仅杜撰了“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谬论束缚被统治者的思想，还为反动统治者设置了许多束缚被统治者发展和奴化被统治者的措施，以确保“上知与下愚不移”。
在政治上，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和愚民政策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20·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孔子叫嚣要让那些“灭国”——“上知”“移”为“下愚”之“国”，重新死灰复燃，要让那些“绝世”——“上知”“移”为“下愚”之“世”重新死而复生，要让那些“逸民”——“上知”“移”为“下愚”之“民”，重新上台掌权！要“克己复礼为仁”，维护、复辟腐败的周王朝奴隶制千秋万代！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5·34》）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2·3》）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
孔子主张：一，对于“民”只能令其听话受使用，不能让其知道事理。君不见，磨房里拉磨的驴子，主人在让它拉磨之前，总是首先要给它戴上“捂眼”，使它成“睁眼瞎”。二，不可让“君子”忙碌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中，而应授之以重任；不应授“小人”以重任，而可令之忙碌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中。“君子”不必精通小事，却要通晓大事；让“小人”要能精通小事，但对大事却要其一窍不通。三，实行“仁政”和“仁教”，既“得民财”，又“得民心”；既“使民，虽劳不怨”，又“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这是孔子献给反动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愚民政策，也是反动统治阶级一直使用的治国信条。它充分说明了孔子的反动本质——他是劳动者，被统治者的死敌。只要你是个劳动者，被统治者、被压迫者的一员，你就应该与孔子和其说教划清界限。记住：孔子的说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用以欺骗愚弄被统治阶级的武器。
在教育上，实行高学费，沿用官学旧教材，进行分等级的奴化教育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7》）
“束”是“十条”，“脩”是“干肉”，以十条干肉作为入学学费。而在当时能付以“束脩”作学费者是不多的。春秋时期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民无故不食珍（鱼）”（《礼记·王制》），“庶人食菜”（《国语·鲁语》）。周孝王时的曶（hū）鼎铭文记载：“我（曶）既卖(赎)汝五夫（奴隶）效父（限的家臣）用匹马束丝。”一个叫曶的贵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从一个叫限的贵族那里换取了五个奴隶。孔子的授教是有赏的，并非无赏的，而且价格很高，绝非“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食菜者”的庶人所能拿得出的。能“自行束脩以上”，能付上十条干肉的“上”者，“吾未尝无诲焉”，孔子才教他。这说明孔子办教育并非对“下”者，而是对“上”者。高额的学费是孔子拒收“下”者从学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有效策略。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6·21》）
孔子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其分成上中下等。他主张对于中人以上者，可以谈论上者或与其对话；对于中人以下者，不可以谈论上者或与其对话。在对“君子”和“小人”的教育和使用上要完全不同。“君子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教育上，实行分等级教育，要让“上”者、“君子”成为大智者、博学者、知平治天下、国家，统治“下”者、“小人”和“民”的做大事者；要让“下”者、“小人”成为愚蠢者、无知者，只知柴米油盐稼穑工匠鸡毛蒜皮的做小事者。“君子”“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在使用上要让“君子”做平治天下、国家，统治“小人”和“民”的大官；要让“小人”干生产柴米油盐稼穑工匠鸡毛蒜皮的小事者，容易役使者。对“民”，则孔子主张只可使其顺从，不可使其明白，使其成为听话易使的工具和炮灰。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1·6》）
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所“教”之，乃皆是原先奴隶主贵族阶级教育、培养其子弟那一套，毫无时代特色。因此孔子所办的“私学”，实际上是“官学”，是私办官学。培养的学生是“入则孝，出则悌”，谓“言语得当，举止得体”统治阶级所喜欢的货色。
以上，是孔子在施教中，服务“上”者，而垄断“下”者的、制造“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三、“上知与下愚”的变“移”，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必然
孟子曰：“……［尧之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也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孟子·万章上·9．6》）
孟子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不争气；舜的儿子也不肖，不争气。尧只好让舜为其相，舜也只好让禹为其相，舜禹为相多年，给人民带来许多好处。这是一些“上”者也有“愚”者、“知”者成为“愚”者，“上”者的大人物成为“下”者的小人物、高贵者成为卑贱者和“下”者也有“智”者，“下”者的小人物成为“上”者的大人物，卑贱者成为高贵者的典型。孔孟儒家认为尧、舜是至“贤”至“圣”的“天子”，当然是至“上”至“知”者了，然而却都生了个“不肖”，不争气的儿子，不肖可谓至“下”至“愚”了，这不仅是“上知与下愚”的“移”位，而且是至“上”至“知”“与”至“下”至“愚”的“移”位。
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史记·五帝本纪》）
至“下”至“愚”的瞽，却生了一个至“上”至“知”的舜。对此，孔子也是非常清楚的，为何孔子还要明知而瞎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呢？其实就是欺骗！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蘖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13·18》）
孟子说：人之中有道德、智慧、方术、知识者，总是存在于那些饱经忧患的人当中。譬如不得志的孤独之臣，庶出之子，因其要时时用其心智，对祸患思虑得太深刻了，故终有所得。“人之有德慧术知者”，当然就是“知者”；“独孤臣蘖子”，当然是“下”者。“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就是说“下”者是“知”者。这不仅直接否定了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谬论，而且说往往“下”者是“知”者，并给出了根据。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11·7》）
“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于我同类者。”既然“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何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呢？！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后天的熏陶教育、自我努力、环境影响和时代塑造等诸多条件，对一个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自古有史以来，就说明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唯出身论”、“唯血统论”是完全错误的、荒谬的和反动的。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是一句屁话。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1·6》）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说明“相术”的荒谬。梁襄王之所以为“王”，因其是梁惠王之子，而并非天命神授，长有“帝王之相”。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孟子尽心上·13·36》）
孟子自范邑到齐都，远远望见齐王之子，而喟然叹曰：“居住条件改变人的气质，饮食营养改变人的体格，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作用太大了！真非常人之子矣！”孟子又说：“王子气度的出类拔萃，非同凡响，是因其生活环境的不同。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竟然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更不必说天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了！鲁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东城南门下呼喊守城人开门，守城人说：‘此人并非我君王，为何其声音与我君王相似呢？’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其两者的生活条件相似而已。”气质的“高贵”是由“高贵”的生活条件所造成。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上·9·5》）
万章问：“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有这会事吗？”孟子说：“不是尧把天下单让给舜。天子不能以天下让人。”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是谁给的？”孟子说：“是天给的。”
这样说来，上天也不搞“上知与下愚不移”，甚至于还不时地要用其巨手让“上知与下愚”“移”动一番！“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上天也不喜欢“上知与下愚不移”！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3》）
商汤在他的洗脸盆上铸有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如果要日新月异，就得每日除旧有而布新图；只有天天除旧布新，才能有新成。以此作为自勉。《康诰》曰：“作新民。”说要做除旧布新，求上进有发展之民，不做拘泥守旧之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周王朝虽然是古国旧邦，但其命运却维系于它的除旧布新之上。因此，它仍然充满生机，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君子之人，无处不极端地重视和运用这个原则。
这段表现了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商纣，刚刚取得政权之后谋求进取的状态。“《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由历史的事实，孔子本可得出社会的进化论，然而孔子却由于其反动立场所致，得出社会的“退化论”，只有周代最好，否定它就是“天下无道”。既然“周”因“监于”“夏”“殷”“二代”，而使之“郁郁乎文哉！”为何“周”不可被一个新朝代作为“监于”的对象，而建立一个更加“郁郁乎文哉”的新朝代？必得“克己复礼”，把一个已经败落不堪的周王朝奴隶制重新恢复起来维持下去呢？实际上，孔子的“吾从周”是“从”腐败和反动的“周”，而非“从”新生和进步的“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之“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不“维新”，“其命”当何呢？当然就是无“命”了！“其或继周者”，看来孔子亦知道周王朝奴隶制并不能万古千秋，是可被一个新朝代所“监于”的，但孔子不准。既然“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或继周者”就是“因于”“周”者，“其或继周”者“因于”“周”“礼”，“所损益可知也”！然而孔子却非要以周礼为标准，万古不变，非要“克己复礼”，恢复周礼不行？！这就叫倒行逆施。孔子鼓吹“克己复礼”，犹如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有些人又成为“贵”者“富”者，或“富”者“贵”者，沉寂了几十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现在时兴起来了，然而，兔子叫，并不妨碍人们种豆子。
恩格斯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不仅“上知与下愚”可“移”，甚至于民族、国家、天下也有兴衰，也是可“移”的。文明古国的衰落，野蛮新邦的掘起；后来者居上，居先者让位，这是放至四海而准的真理。人类要进步——人民要解放，社会要发展，这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之潮流，不可阻挡！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共产党宣言》）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元1847年时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中“阶级”的“上知与下愚”在数千年间的种种变“移”的大体轮廓所给出的描述。“阶级”也是“后来者居上”！
恩格斯说：“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无产阶级”也必然“后来者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人类实现了自身的解放，人之间的“上”与“下”的阶级划分也就消失了，但“愚”与“知”现象依然存在。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上知与下愚”的阶级变“移”的社会现象才能最终一劳永逸地消失。让我们举起双臂，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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